永恒真理的信仰却是一出卑琐而荒谬的舞台剧，只能存在于个体的头脑中。一个真实的思想体系是断然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没有符号可以取代现实。深刻而诚实的思想家常常会得出一个结论说，一切的认知都先验地被它自己的形式所限制，而永远也不能达到语词的意思——但再次要除开技术的情形，因为在技术中，概念本身是工具而不是目的。这种愚笨（ignorabimus）也与每个真正的智者的直觉相一致，这直觉即是：生命的抽象原则只有当作言语的修饰、当作日常使用的陈腐格言才是可接受的，而生命本身则在这些修饰和格言的下面向前流动着，一如它一直的样子流动着。最终说来，种族总要强过语言，因而，在所有伟大的名称下，那对生命产生影响的乃是思想家——他们即是人格——而不是变动不居的体系。
六
因此，到目前为止，文字语言的内在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在高度发达但还没有语词的交往语言中，出现了最初的名称——新型的理解的单位。此时，世界作为一种秘密觉醒了，宗教思想也出现了。在第二个阶段，一种完整的交往语言抓紧地转变成为文法的价值。姿势变成了句子，句子又把名称转变成了语词。进而，句子还成为培养理解的大学堂，以对抗感觉，而对句子机制内的抽象关系的一种日益精细入微的意义感觉，也引起了无限丰富的句型的曲折变化，这些变化尤其与实词和动词、空间文字和时间文字关联着。这是文法的繁荣时期，我们或许可以（虽则应当尽量有所保留）把埃及与巴比伦文化诞生前的两千年看作属于这个时期。第三个阶段的标志就是句型变化的迅速衰微以及同时出现的句法对文法的取代。人的醒觉意识的理智化现在已经进展到如此的地步，以至于他不再需要句型变化的感觉支撑（sense…props），他抛弃了文字形式的旧的华饰，而通过习语的最细微的变化（前置词、词的位置、节奏）来自由地和自信地进行交流。借着文字言说之助，理解已获得了对醒觉意识的绝对控制，如今，它还要从可感觉的文字机制的种种限制中挣脱出来，向着纯粹的智性的机制迈进。这样，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借助的是心智，而不是感觉。
语言学历史的这第三个阶段是在生物学层面发生的，因此属于作为一种类型的人，在这个阶段，高级文化的历史现在介入了一种全新的言语，一种距离性的言语——书写。这是一种具有巨大的内在力量的发明。因此，在文字语言的命运中，又一次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决定性的转变。
埃及的书写语言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就已经处于文法急剧解体的状态；同样地，苏美尔的文学语言则被称作是eme…sal（女人的语言）。中国的书写语言——与中华世界的各种方言相对，它早就已经是一种独立的语言——甚至在最古老的已知典籍中，就完全地没有了句型变化，只是最近的研究才确定它曾经有过句型变化。对于印欧语系，我们只知道它处在一种完全崩溃的状态。至于古吠陀经（约在公元前1500年）中“格”（Case）的情况，一千多年后的古典语言只保留了一些残片断简。从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开始，双数（dual）已从希腊化时期的日用希腊语的词尾变格中消失了，被动语态也整个地从动词变位中绝迹了。西方语言，虽然起源之繁杂匪夷所思——既有来自原始的语系的日耳曼语，也有来自高度文明化的语系的罗马语——但也是在同一方向上进行修正，比如，罗马语的格已减少到一个，而英语的格，在宗教改革以后，就减为零了。日常用的德语，在19世纪初就已明确地取消了属格（genitive），现在正进而要取消与格（dative）。只要把一篇艰涩而繁复的散文——如塔西佗或蒙森的散文——“回译”为某个十分古老的、富于文法变化的语言，我们就能体认到，符号的技巧当时是如何蒸发而成为思维的技巧的，后者现在只需要把简化了、但却富于意义的符号仅仅当作游戏中的筹码一般加以运用，而事实上，只有特定的语言共同体中的内行才能理解它。故而，对于西欧人而言，中国的经籍永远都是十足的天书（sealed book）；至于其他文化语言的原始文字，情况也完全如此——希腊文的λογοs（逻各斯）和αρχη（始基）；梵文的Atman（自性）和Braman（婆罗门）——它们皆指示了各自文化的世界观，若非生于此等文化之人，是不可能了解其中的精义的。
在语言的外在历史中，其最重要的部分，对我们来说，也一样地失落湮灭了。它的青春时期深处于原始时代，重复一下此前已经说过的话，我们不得不把那时候的“人类”想象成分散的、很小的群体形式，它们迷失在地球的广阔空间中。当相互的接触对他们成为习惯（并最终成为自然）的时候，一种精神的变化出现了，但相应地：毫无疑问，这种接触首先是通过言语去觅取，进而又通过言语去加以调节或予以排除；再者，人充塞其间的大地的印象首先使醒觉意识获得了紧张的、机智的敏捷性，在压力下迫使文字语言变得表面化了。所以，文法的诞生可能是与伟大的数的种族标志相联系的。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其他的文法体系出现了，而只有已有的文法体系不断产生新奇的派生物。有关这些真正的原始语言及其结构和声音，我们一无所知。只要我们回望过去，所看到的就只是完整的和发达的语言学体系，每个人都在使用它，每个孩子都在学习它，好象是一种完全自然的东西。我们还发觉，更加难以想象的是：事情原本可能有所不同，也许当初的人们听到这种奇怪而难懂的语言时会同时产生一种恐惧的战栗——就像在某些历史时期已被、且现在还被文字所激起的那种敬畏。不过，我们还是得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某些时候，在一个不使用语词进行交往的世界中，文字语言构成了一种贵族式的特权，一种被嫉妒地保持着的阶级秘密。我们有数不胜数的例子——外交家和他们的法文、学者和他们的拉丁文、僧侣和他们的梵文——表示有可能出现过这样的倾向。纯种的人有一种自负，使他们彼此说起话来外人根本听不懂——这是一种对每个人来说应当是可共同运用的语言。同某个人“有过交谈”成为一种特权，一件可以自夸的事。所以，同受过教育的人交谈时使用文学语言、轻视方言等，也是真正资产阶级的自负的特征。只有我们生活在文明中的人，才让儿童学习书写就像学习走路一样平常——在所有早期的文化中，这是极其少见的事情，极少有人渴望这样的事。我相信，文字语言的情况曾经也是这样的。
起初，语言的历史发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在这里，仅仅一个世纪，就会大为改观。我可以再次引证北印第安人的姿势语言，这种语言之所以成为必需的，乃是因为部落方言的迅速变化使得部落之间的相互了解不可能有其他的方式。我们也可以把最近发现的罗马广场上的拉丁铭文（约在公元前500年）同普劳图斯（Plautus）（约公元前200年）的拉丁文以及西塞罗（约公元前50年）的拉丁文比较一下。如果我们认为最古老的吠陀经文保存了公元前1200年时的语言状态，那么，甚至公元前2000年时的语言状态与此等经文所示的语言状态之间的差异，必定远非任何印欧语言学家用由果溯因的方法所能臆测。但是，当书写文字这种可以持存的语言在全然不同的时代水平上介入、束缚以致固定了语言体系以后，语言变化的速度就立即由快转慢。这使得语言的演进暧昧不明，非研究所能究问；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书写语言的遗迹。对于埃及和巴比伦的语言世界，我们所拥有的原本固然可远溯至公元前3000年，但最古老的印欧语言遗物却只是一些抄本，它们的语言状态要比其内容年轻得多。
在所有这些决定因素的影响之下，不同的文法和词汇的命运也大不相同。前者依附于理智，后者依附于事物和地点。只有文法体系常有自然的内在变化。反之，语词的运用有赖于一个心理学上的假定，那就是：尽管表现有可能改变，但内在的机械结构作为命名本质上所仰赖的基础，是保持不变的（且格外牢固）。伟大的语言家族即是纯粹的文法家族。它们中的语词或多或少是无家可归的，从一个族系流浪到另一个族系。语言学（尤其是印欧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根本错误，就在于把文法和词汇看作是一个单位。所有的专用词汇（猎人、战士、运动员、水手、学者等等的行话）实际上只是一些词的储备，可以在所有文法体系中运用。半古典的化学词汇、法语的外交辞令，及赛马场中的英语，在所有现代语言中都被采纳了。我们可以说一些“外来”词，但在所有的古代语言中，大部分的所谓“词根”在有些时候也同样是外来词。所有的名称都依附于它们所表示的事物，并分享有它们的历史。在希腊文中，金属的名称是外来的；比如像ταυροs（公牛）、χιτωυ（外套）、οιυοs（酒）等词都是闪米特语。印度的数字则可以在波伽兹科易（Boghaz Keüi）的赫梯文本中找到，它们出现在上下文中，乃是随着马匹繁殖而引进这个国家的一种技术性表现。同样地，拉丁文的行政术语曾侵入了希腊东方，德文曾大量地侵入了彼得大帝的俄罗斯，阿拉伯文的语词曾渗透到了西方数学、化学和天文学的语汇中。诺曼人——本身是日耳曼人——使英文中充斥了许多法文词。讲德语的地区的银行业务中有许多意大利语的表达。同样地，在比这远为广泛的范围内，大量的与农业和畜牧业、金属和武器，以及一般地与所有的手工艺品的买卖、物物交换和部落间的法律等等有关的名称，一定都是从一种语言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的，正如地理意义上的术语常常变成主导语言的固有语汇一样，结果，希腊文中包含了大量加里语和日耳曼凯尔特语的地方名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印欧语的词传播得越广，它就越是年轻，就越有可能成为一个“外来”词。恰恰是那些最古老的名称，常常被作为私有的专名珍藏。拉丁文和希腊文中只有十分年轻的词是两者共有的。那么，难道“电话”、“煤气”、“汽车”也属于“原始”人的语词储备吗？为了论证之故，我们不妨假定雅利安的“原始”语词有四分之三来自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或巴比伦的词汇；在梵语中，经过上千年的非书写文字的发展，我们一定找不到那种事实的痕迹了，因为甚至在德文中，无数的拉丁文借用词早就完全认不出来了。“Henriette”这个词的词尾“ette”是埃特鲁里亚语——到底有多少真正雅利安语和真正闪米特语的词尾——尽管它们完全是外来的——能反驳我们说它们是入侵者呢？在澳洲语和印欧语中，有许多词惊人的相似，这应当怎样解释呢？
印欧语体系当然是最年轻的，因此也是最理智的。从这种体系中派生出来的语言今天统治着世界，但在公元前2000年时，它真正地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法大厦存在过吗？众所周知，雅利安语、闪米特语和含语（Hamitic）现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