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这最初的几个世纪中，也出现了一种杰出的、麻葛类型的经院主义和神秘主义，它们蕴蓄在阿拉米地区的一些著名的学派之中——例如，忒息丰、累西那（Resaï；na）、贡的萨坡拉等地的波斯学派，苏拉（Sura）、尼赫底（Nehardea）、肯尼斯林（Kinnesrin）等地的犹太学派。这些学派是天文学、哲学、化学、医学的滥觞之地。但是往西走，这种壮丽的景象也被假晶现象所扭曲了。这类知识中富有特色的麻葛因素，在亚历山大里亚采取的是希腊哲学的形式，在贝鲁特（Beyrout）采取的是罗马法学的形式；它们被人们以古典语言写录下来，被硬生生地塞进异族的、久已僵化的文学形式中，被一种结构迥然不同的文明的古老逻辑所曲解。阿拉伯科学的开始，正是在这个时代，而不是在伊斯兰时代。不过，由于我们的语文学家所发掘出来的只是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两地穿上了晚期古典外衣的东西，他们一点也不懂得阿拉伯文化青春期的巨大财富，也不懂得阿拉伯研究和阿拉伯观念的真正要义，因而产生了一种荒唐的想法，认为阿拉伯人是古典人精神上的后裔。实际上，在语文学家的边界的“另一”方——从以得撒的眼光来看——所产生的一切，虽然在西方人的眼里像是“晚期古典”精神的流风余韵，实则只是早期阿拉伯人的内心反映。因此，我们必须要去考察一下假晶现象对阿拉伯宗教究竟有什么影响。
四
古典宗教就存在于数不胜数的个别崇拜中，对阿波罗式的人来说，这种形式是自然的和不言而喻的，而对于任何异邦人来说，则在本质上是难以接受的。这种形式的崇拜一发生，我们就有了古典文化；而一当其本质发生了变化，例如在后来的罗马时代，这种文化的心灵也就完结了。在古典的景观之外，这类崇拜从不是真实的和有生气的。其神灵总是局限在一个地域并被一种地域所限制，这与静态的和欧几里得式的世界感是相吻合的。相应地，人与神的关系也采取的是地方祀拜的样式，在那里，重要的在于其仪式程序的形式，而不在于仪式背后的教义。如同古典世界的人口在地理上是分布在无数的点上一样，在精神上，其宗教则被细分为这类细小的崇拜，彼此之间完全独立。能够增加的，只是它们的数量，而不是它们的范围。在古典宗教中，扩殖是生长的唯一形式，任何传道的活动都是被排斥的，因为人们可以实践这种崇拜而不必归属于它们。同一祀拜的信仰者也不会形成共同体。尽管后来的雅典思想得出了一些更为普遍的、有关上帝及其礼拜的观念，可达成这一点的是哲学，而不是宗教；这类思想只对少数的思想家有吸引力，对于民族——亦即城邦——的情感则不会有一丁点的影响。
与这种情形形成最鲜明对照的，是麻葛宗教的可见的形式——教会、信徒的兄弟会，它没有家，没有任何尘世的边界，它相信耶稣的话：“只要两三个人以我的名集合，我就在他们中间。”不言而喻，这样的信仰者必定都相信只能有一个善的和真正的上帝，其他的神都是邪恶的和虚妄的。这个上帝与人的关系不在于表达或表白，而在于某些象征性的行为的神秘力量或魔力，如果要这些行为发生效力，就必须确切地懂得它们的形式和意义，并加以实施。而这种意义的知识是属于教会的——事实上，教会本身就是受过教诲的人的一个合法的共同体。因此，每一种麻葛式宗教的重心不在于某个崇拜，而在于一种教义，在于教理。
只要古典的心灵在精神上还足够强大，一切东方教会向西方教会类型蜕变的假晶现象就会继续。这是调和主义（Syncretism）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波斯宗教出现时就采取了密特拉崇拜的样式，这就是迦勒底－叙利亚的星神和诸巴力神＇朱匹特·多立切努斯（Jupiter Dolichenus）、萨巴齐乌斯（Sabazius）、无敌的索尔（Sol Invictus）、阿塔加提斯（Atargatis）＇崇拜的一个因素；犹太宗教则采取了耶和华崇拜的形式（因为托勒密时期的埃及共同体没有其他名称可以用）；而原始的早期基督教同样——正如“保罗书信”和罗马的陵寝所清楚地表明的——也采用耶稣崇拜为其实质。并且，不论这形形色色的宗教各自（大约从哈德良皇帝的时代起，它们就把真正古代的古典神灵完全赶到后台去了）如何大声宣称自己是唯一真信的显示——伊西斯也曾称自己是代表一切男神女神的唯一真神——可实际上，它们一个个都带有古典分离主义的标记，也就是说，它们的数目在无限增多；每一个共同体都坚持自己的信仰，且都是地方性的；庙宇、陵寝、密特拉祠、家庭供堂，这一切都是神圣的场所（尽管没有正式这样表达，但在情感上是如此），都是神灵所凭依的。不过，甚至在这种虔信中，麻葛式的情感也是存在的。古典崇拜是实践性的，只要愿意，一个人爱祀拜多少就祀拜多少，但在这些新式的祀拜中，一个人只属于其中的一种，且只限于一种。在旧式的崇拜中，宣传是不可思议的；在新式的崇拜中，宣传是理所当然的，宗教践行的目的越来越趋向于教义的方面。
自公元2世纪起，阿波罗式的心灵逐渐消失，麻葛式的心灵日渐昌盛，人与神的关系颠倒过来了。假晶现象的后果还在继续，然而现在是西方的崇拜趋向于变成一种新式的东方教会了——就是说，从各别崇拜的总体中，涌现了一个信仰这些神和祀拜仪式的共同体——这样，通过类似于早期波斯和早期犹太民族的那些崇拜过程，出现了一个麻葛式的希腊民族。从严格确立的祀拜和秘仪的详细程序中，产生了一种有关这些行为的内在意义的教义。现在，各个崇拜可以彼此替代了，人们不再按古老的方式去实践或履行它们，而是已经成为了它们的“信徒”。地方的小神变成了——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改变的重要性——当地真正的大神。
近年来，人们对调和现象作了认真的考察，但它的发展线索——由东方的教会转变成西方的崇拜，接着再反过来，由西方的崇拜转变成东方的教会——却被忽视了。然而，没有这把钥匙，就根本不可能理解早期基督教的教史。在罗马，基督与密特拉诸神作为祀拜的神灵相互之间发生的战斗，在安条克以东采取的是波斯教会与基督教会之间斗争的形式。但是，基督教在受到假晶现象的影响、开始在精神方面面对西方发展自己以后，其不得不参加的最激烈的战斗并不是要反对真正的古典神灵。对于那些神灵，它从未面对面遭遇过，因为公共的城市崇拜早已在精神上死去了，对人们的心灵再也没有任何控制力了。凶险的敌人是异教徒或希腊主义，那是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新兴教会出现的，生来具有基督教本身同样的精神。结果，在罗马帝国以东，出现了不是一个祀拜教会，而是两个，如果说其中的一个把基督的信徒囊括无余了，那另一个便是由各种共同体组成的，它们在上千种不同标签下有意识地信奉着同一个神圣原则。
关于古典的宽容精神，人们已经写得很多了。一种宗教的性质或许可以从其宽容的范围最清楚地看到，和在其他宗教中一样，在古典宗教中，也有这样的范围。其实，这些宗教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它们数目很多，另一个本质特征是，它们是一些讲究纯粹仪式的宗教；所以，对它们而言，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宽容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但是，对于前述的祀拜仪式的尊重仍被设定为前提条件，仍是需要的，许多哲学家，甚至许多在言语和行动上无意识地违背这一规定的异邦人，都认识到了古典宽容的范围。在这一点上，麻葛教会的彼此迫害则有所不同；拜一神教徒为了自己的信仰有责任禁止他去承认错误的教义。古典祀拜可以宽容耶稣崇拜，承认它是自己的一支。但是祀拜教会却一定会攻击耶稣教会。基督徒所受到的所有大迫害（恰恰相当于后来的异教徒受到的迫害）不是来自“罗马”国家，而是来自这种祀拜教会，仅就祀拜教会既是民族又是祖国而言，这些迫害皆是政治性的。可以看到，恺撒崇拜的面具下面有两种宗教手法。在西方的古典城市中，尤其是在罗马，一种特殊的先帝（Divus）崇拜是作为那种欧几里得式的情感的最后表现而出现的，那种情感要求实体单位的人和实体单位的上帝之间应有合法的、因此神圣的交流手段。另一方面，在东方，其结果便是把恺撒视作救世主、视作神人、视作一切调和派信徒的弥赛亚的信条，这一教会以最高的民族形式表达了这一信条。为皇帝而献身是该教会最重要的圣礼——恰恰相当于基督徒的洗礼——因此，很容易理解，在那些迫害的日子里，下令迫害和拒绝迫害所代表的象征性的意义。所有这类教会都有自己的圣礼，例如圣餐方面，有波斯人的荷麻之饮（Haoma…drinking）、犹太人的逾越节、基督徒的圣晚餐，以及阿提斯神（Attis）和密特拉神的祭祀上的类似仪式；还有曼达派信徒、基督教徒、伊西斯和库柏勒（Cybele）的崇拜者的洗礼仪式等。实际上，异教教会的各别崇拜几乎可看作是一些教派和教团——这种看法可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们的相互宣传。
所有真正的古典秘仪，例如厄琉息斯秘仪和公元前500年左右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南意大利城市中创始的秘仪，全都有地域局限，它们都有某些象征性的行动或程序。在假晶现象的地域内，这些秘仪摆脱了它们的地方性；它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举行，只要那里有新加入的会员集会，并且现在，它们把麻葛式的狂热和苦修的生命更新作为自己的目标。圣地的拜谒者变成了实施仪式的教团。公元前50年左右形成的、与犹太教艾赛尼派有着紧密关系的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共同体，已不再是一个古典的“哲学学派”；它是一个纯粹的修道院修会，而且还不是调和运动中唯一的预示着基督教修士和回教托钵僧的理想的修会。这些异教的教会有自己的隐士、圣徒、先知、神秘的皈依、经文和启示录。在偶像的意义方面，也发生了一种很显著的改变，尚有待于研究。普罗提诺的最伟大的追随者扬布利柯（Iamblichus）最后在公元300年左右为异教教会制订了一个包括正统神学、严密的教阶制度和严格的仪式的有力体系，而他的门徒朱理安皇帝为了永恒地建立起这一教会，作了终生的努力，并最终为它献出了生命。他甚至想为静修的善男信女创设寺院，倡导出世的苦修。这一伟大的工作获得了大量拥护者的支持，其热情之高甚至达到了殉教的程度，并一直延续到皇帝逝世后很久。现存的铭文中有一句话大概只能翻译成这样：“上帝只有一个，朱理安就是他的先知。”十多年以后，这个教会就变成了一个历史的、永存的事实。结果，基督教不仅继承了它的力量，而且在重要的细节上继承了它的形式和内容。人们常说，罗马教会适应的是罗马国家的结构；这并不完全正确。罗马国家的结构本身在假设中就是一个教会。有一个时期，两者发生了接触——君士坦丁大帝同时既是尼西亚宗教会议的召集人，又是大祭司，他的儿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