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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假晶现象（4）
七
耶稣的朋友和门徒被耶路撒冷之行的可怕结果吓得不知所措，短短几天之后，耶稣复活与显形的消息在他们中间不胫而走。这一消息对这种心灵和在这样一个时代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甚至在晚期人类的感觉中尚可感受到其部分的回响。它意味着麻葛文化的青春时期的全部天启观念的实际完成——那个被救赎的救赎者、第二亚当、苏什扬特（the Saoshyant）、以诺希、巴纳施或人们附会到“他”身上的其他任何名字，已升到天父的光明王国，这种上升标志着现世的终结。故而，那个已经预告的未来，那个全新的世纪，那个“天国”，已立即可见。那些人觉得自己正处在救赎的历史的转折点上。
这种确定的感受完全转变了那些小圈子的世界观。“他的”教训本是从他的温柔高贵的天性——即他对上帝与人的关系及对时代的崇高意义的内在感受——中流露出来的，它们可完全包含在“爱”这个字眼中，并可由这个字眼得到完全的界定；而现在，它们已退入到背景之中，它们的位置已被有关他的教训所取代。由于他的升天，他在他的门徒眼中成为了一个崭新的形象，一个在启示录中并代表了启示录的形象，（更有甚者）成为了启示录的最重要的和最终极的形象。但是由此，他们关于未来的意象便呈现为一种记忆的意象。现在，这一点具有了十分重要的决定性意义，且是麻葛思想的世界中闻所未闻的——即一种被亲历和被体验过的现实性转变成了与夸饰的故事本身同一层次的东西。犹太人（其中有年轻的保罗）和曼达派教徒（其中有施洗约翰的门徒）强烈地反对这一点，他们把耶稣看作是一个“假弥赛亚”，如同最早的波斯经文中已经说过的一样。在他们看来，“他”尚待从远处到来；而在那个小共同体看来，“他”已经到来——他们难道没有看见过他并和他同在吗？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这个概念在那个时候所具有的巨大优势，就必须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个概念。耶稣的教训不是对遥远的事物的不确定的瞥视，而是对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在的洞察；它们不是对一个具有解放力的确定性的可怕的期待，也不是一个传奇，而是一种亲历过的、共享的人类命运——其实，它们是被传告出来的“佳音”（gald tidings）。
但向谁传告？甚至在最初的日子里，这个决定新启示的整个命运的问题就提了出来。耶稣和他的朋友是犹太人出身，但他们并不属于犹太国的土地。在耶路撒冷，人们寻找着古老的圣书中所说的弥赛亚，这是为古老的部落意义上的“犹太民族”而生，且只为它们而生的弥赛亚。但阿拉米世界的其他地方的人们则在翘首盼望着世界的救世主、救赎者和人子，即所有启示录文学中的那个人物，不论它是用犹太的、波斯的、迦勒底的或是曼达派的术语写出的。按照前一种观点，耶稣的死而复活仅仅是地方性的事件；按照后一种观点，则它们暗示着世界的改变。因为别的一切地方的犹太人乃是一个麻葛式的民族，没有家，也没有统一的出身，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还坚持着部落观念。这二者之间的冲突不在于是“向犹太人宣教”还是“向非犹太人宣教”——其冲突比这要深得多。在这里，“传教”这个词本质上有两重意义。按犹太教的看法，根本没有必要再去征募教徒——而是恰恰相反，因为这和弥赛亚观念背道而驰。“部落”和“传教”这两个词是相互排斥的。上帝的选民，尤其是僧侣阶层，只需使自己相信他们的渴望现在已经实现了。但是，对于麻葛式的民族来说，以一致同意或情感共同体为基础，复活所传达的是一种充分确定的真理，而关乎这一真理的一致同意，提供的是真正的民族的原则，这一原则必须扩展，直至它能把所有更古老的和在概念上不完整的原则也包括在内。“一个牧羊人和他的羊群”，这便是新的世界民族的公式。救赎者的国度与人类是同一的。因此，当我们检视这一文化的早期历史时，我们发现，使徒会议上的争论已在五百年前由事实解决了。放逐后的犹太人（自足的犹太国是唯一的例外）像波斯人、迦勒底人和其他人一样，从异教徒中——自土耳其斯坦到非洲内陆——大量获得了补充，而不论其家世和起源为何。关于这一点，现在没有什么异议。在这个共同体的心目中，对这一点已经司空见惯了，从来都只以其实际的所是来看待它。它原本就是处于离散中的民族生存的结果。与古犹太经文完全相反——那是一份小心保存下来的财宝，作为对它的正确阐释，哈拉卡（Halakha）由拉比自己所保存着——启示录文学是以文字书写下来的，因而它可以抵达所有有待唤醒的心灵之深处，它也是被人阐释过的，因而人人皆可得其要领。
不难看出，在这些概念中，有一些是耶稣交往最久的朋友提出的，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自己组成了一个信奉末日的共同体，常去参谒圣殿。对于这些质朴的人——其中有以前公开反对过他的兄弟，有现在信仰她的被处决了的儿子的母亲——来说，犹太传统的力量甚至比启示录的精神更有力量。他们没能够达成说服犹太人的目的（虽然最初甚至连法利赛人都倾向于他们），因此他们成为了犹太教众多教派中的一派，他们的作品“彼得的忏悔”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公开的表白，即他们自己是真正的犹太人，而最高议事会则是假犹太人。
当不久以后麻葛思想和情感的整个世界需要对新的启示录教义作出回应时，这个圈子的最终命运必将走向湮没无闻。在耶稣后来的门徒当中，有很多人确然是纯粹的麻葛式的人，整个地摆脱了法利赛的精神。早在保罗以前，他们就默默地解决了传教的问题。对他们而言，不去布道，就等于没有活着，在从底格里斯河到台伯河的各个地方，他们迅捷地结成许多小的圈子，用尽一切可以设想的表达方式把耶稣的形象和早先的大量想象融合在一起。从这里，还产生了一种新的分歧，即究竟是向异教徒传教还是向犹太人传教，这一分歧较之业已解决的犹太国与世界之间的冲突要重要得多。耶稣曾住在加利利。他的教义应当面向西方还是面向东方呢？它应当成为一种耶稣崇拜还是应当成为一种救世主的教团呢？它应当寻求和波斯教会还是和调和教会——这两者皆处在形成的过程中——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呢？
这是保罗所决定的问题——他是新运动中的第一个伟大人物，是第一个不仅具有真理感而且具有事实感的人。作为一个来自西方的年轻拉比，作为一位最著名的坦拿的学生，他曾以犹太教徒的身份迫害过基督徒。随后，在经历了当时时有发生的那种觉悟之后，他转向了西方那众多小的崇拜共同体，并以自己的方式从它们中创建出了一个教会：从此以后，异教的和基督教的祀拜教会便并行发展，经常是相互影响，直到扬布利柯和阿泰纳西乌斯（Athanasius）（大约公元330年）的时期。在这伟大的理想面前，保罗很少掩饰他对耶路撒冷的耶稣共同体的蔑视。在新约里面，再没有比致加拉太人书信的开篇更直白和确切的了；他的活动是自我担当起来的；他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说教，他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创建。最终，十四年之后，他前往耶路撒冷，为的是借着自己高尚的精神力量、借着自己的威望、借着自己对耶稣的老伙伴保持的有效的独立，去迫使那里的人们同意他保罗的创造包含了真正的教义。至于彼得和他的教众，他们对于现实性是陌生的，他们没能抓住和领会讨论的深远意义。从此以后，原始共同体就成了多余的。
保罗在心智上是一个拉比，在情感上是一个天启的信徒。他承认犹太教，但只承认它是一种初级的发展。故而，世上出现了两种麻葛式的宗教，它们共用着同一种圣经（即旧约），但有两种哈拉卡，一种倾向于《塔木德》——是坦拿们自公元前300年开始在耶路撒冷发展起来的——另一种是保罗所创建而由教父们所完成的，倾向于福音书的方向。但是，更有甚者，保罗还把已极度丰富的启示录和当时在这些地区盛行的拯救的渴望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得救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直接启示给他的，是在大马士革附近启示给他一个人的。“耶稣是救世主，保罗是他的先知”——这就是保罗使命的全部内容。因此，把保罗比作穆罕默德是再贴切不过的了。无论是在觉醒的性质方面，或是在预言的自信方面，因而也在确认自己是各自的说教的唯一权威和确认这说教是绝对真理的方面，他们都没有分别。
透过保罗，城市人及其“才智”登台亮相了。其他的人，尽管可能知道耶路撒冷或安条克，但从不理解这些城市的实质。他们的生活是束缚在土地上的，他们的心灵和情感全都是乡村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在古典型的大城市生长起来的精神，这种精神只能生存在城市里面，它既不理解也不尊重农民的乡村。这样的理解对于斐洛（Philo）还是可能的，但对于彼得就毫无可能了。保罗是第一个把复活的经验视为一个问题的人；在他的头脑中，年轻的乡下人那狂热的敬畏变成了精神原则的冲突。多么强烈的一个对比！——客西马尼花园的内心斗争，大马士革的时刻：儿童与成人，心灵的折磨与理智的决断，自我牺牲与改变事态的决心！保罗已经看出了新的犹太教派对耶路撒冷的法利赛派的危险性；现在，他突然领会到，拿撒勒人“是对的”——这类言辞在耶稣的嘴上是不可能设想的——他要同他们一道去反对犹太教，由此他把以前包括在经验知识中的东西设定为一种理智的东西。但是，他在提出这一理智的东西时，无意中使它趋近了另一些理智的力量，即西方的城市。在纯粹启示录的环境中是没有“理智”的。在那些老伙伴的眼里，他简直无法理解，哪怕是理解一丁点——当他向他们宣讲的时候，他们必定会悲伤而疑虑地看着他。他们的有关耶稣的活生生的形象（保罗从来没有见过他）在此等概念与命题明亮而冷硬的光线下显得黯淡无光了。从此以后，神圣的记忆蜕变为一种经院式的体系。但是保罗对自己的观念的真正家园是有着完全的、确切的感情的。他的传教行程全是指向西方的，对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