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征税。自然组织本身——分散的、自治的和分隔开的村庄——
有其固有的结构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受外界变化的干扰。
国家和地方利益之间的对抗只有国家势不可挡的专制权力才能平
息。②
的确，我们的资料中有不少可以佐证地方社会中自然的和国
家强加的制度之间的理论的区分。但不必进一步作出结论说，两
者是起源于不同的社会根源或历史根源；也不必接受这样的意见：
国家和社会因有这种区分而处于冲突永不终止的局面，因而需要
完全专制的解决办法。在地方军事化的领域内，与在中国公众生
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基本的制度是那些能够调处国家利益和社会
利益的制度。其中的一种便是。团练。（集结并训练）制度，它在晚
清的地方军事化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其发展的过程我们将在下
面予以研究。
（谢亮生 谢思炜译）
第二章
1796—1850年间
清代民兵政策的发展
第一节 白莲教叛乱期间的地方管理问题
当18世纪接近结束时，清政府完全可以宣称已经解决了它在
亚洲腹地的军事问题。它打垮了它的劲敌准噶尔蒙古人。它把西
藏政治臵于监督之下并保卫了它的边界。1788至1791年侵入西
藏的廓尔喀人遭到了13000人的远征军的反击，尽管没有征服廓
尔喀，但反击却巩固了清政府对西藏本身的控制。而且在中亚取
得的这些军事上的辉煌胜利，并没有严重地增加中国的经济负
担。①但似乎所有这些荣耀和力量显示都只不过是内部衰败的迷
惑人的外表，在乾隆统治的最后几年爆发的国内叛乱，在10年当
中使王朝的财政和军事资源吃紧。白莲教叛乱（1796－1805年）
暴露了表面看来十分强大的清朝军事体系的令人吃惊的虚弱。奉
命镇压叛乱的官员为驻防部队缺乏训练和勇敢精神而震惊。。种
种弊端难以描述……将帅对战争一无所知，而部队对将帅也漠然
① 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东京，1952年），第1－11页。并见他的。围绕
西藏问题的中印关系史。（东京，1962年），第103－114页。
视之。。①
虽然把18世纪90年代看作清王朝命运的分界线可能是合适
的，但这种军事力量的突然下降只有根据挑战的性质来看才能理
解。很可能甚至在清代军事体制的鼎盛时期，这一体制就已不能
满足乾隆时期以后强压在它头上的得用全力应付的需要。占有优
势的外国武装以及遍及农村的叛乱（晚清统治者应得的报应）提出
了问题，对此正规军队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没有做好应
付的准备。征讨中亚的战役与对付遍及中国农村的社会崩溃是完
全不同的事情。在其编制的最低一层，主要的驻军绿营兵几乎都
驻扎在县城或府城里。它们的力量无法渗入中国农村的下层结
构，那里是叛乱兴起和活跃的地方。这些驻军在相对稳定时期能
胜其任，但在更为严重的社会崩溃时期恐怕就不能了。
白莲教叛乱的起因和特点
① 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第106页。
白莲教叛乱标志着一个曾经在14世纪后期领导反元起义的
秘密会社的再度兴起，这次起义以明朝的建立而告结束。这个会
社本身原是大乘佛教的一个苦行的救世军式的派别，大概始于5
世纪。到了元代，它吸收弥勒教和摩尼教的中国变种明教的二元
论的、潜含革命性的教义及偶像崇拜，很快成为鼓动反元的中心并
承担了中国北部和中部农民起义的领导责任。这个会社的救世热
忱以及它的支持者对明朝创建者朱元璋夺取政权是有帮助的；尽
管他本人可能也是这个教派的一名成员，但现在却把它连同其异
端组织一道加以禁止。白莲教再度转入地下，放弃公开的政治口
号而作为一种允诺解救个人和治疗疾病的乡村信仰存留了下来。
尽管在明清时期受到毫不放松的迫害，这个会社还是幸存了下来，
到了18世纪中叶再度进入活跃阶段。1775年山东、河南的起义
复活了这一运动的千年太平信仰和公开的政治特征。教派领袖这
时宣称弥勒佛转世以及明代的合法继承人出世。1796年初湖北
西部受压迫农民的起义开始了持续10年的、清政府作出极大努力
来镇压的叛乱。①
① 铃木中正的。清朝中期史研究。是有关叛乱及其历史背景的最完备的叙述，关
于白莲教的早期历史，见吴晗：。朱元璋传。（北京，1949年），第16－23页。
② 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第70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
1953年。，第139－143页；对这个不景气地区近期所作的生动描述见格雷厄姆〃佩克：
。两种时代。（波士顿，1950年），第9章。
在白莲教分散的领导下，叛乱蔓延于黄河和长江之间多山的
分水岭地区——秦岭和大巴山脉在这里将中国划分为南北两半。
陕西、四川和湖北的边界在此交会，形成一个边缘地区，成为反抗
者的避难所和政府军的障碍。尽管地势险恶，这些山岭仍然容纳
了清代中期流入的大量人口。政府倡导向四川盆地移民开始于
17世纪后期，目的是在荒芜土地上重新殖民；当低地已经人满为
患时，新到者开始散入东北部的山区，定居于较高而不太肥沃的地
点。到了1729年，朝廷决定遏止移民的洪流，但没有成功。在乾
隆时期，由于邻近省份荒年之后逃荒农民人数增加，移民仍在继
续。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陕西的汉中地区。②
在三省边境的山区，经济困难与社会、文化的混乱交织在一
起。嘉庆早期的一位调查者发现，山区人口主要由移民组成，还混
杂着社会的和区域性的阶层。定居者一半来自湖南、湖北，其余
30％或40％来自广东、安徽和江西。新的村社难以控驭，组织混
乱，仅靠薄弱的亲族关系联结并缺少教育。定居者的贫瘠的山地
上仅能勉强维持起码的生活，以致经常迁移，据说有的人为了赶上
山腰上的生长季节，一年之内要换几次住处。传统的管理机构如
保甲，只能强加给定居的人口，因此除了集镇和城市外，它实际上
起不了作用。混乱状况还因亡命徒数量不断增加这一事实而恶
化，他们生活在森林深处，和正常社会完全隔绝。在官方文件中可
以看到，早在1745年，。啯噜。土匪（这一名称的来源和意义不
明），包括逃兵、私盐贩子、伪币铸造者以及其他次要逃犯，是白莲
教新成员的自然来源。①
①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1830年）卷12，第21、25页；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
研究。，第83页。
②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2，第43页。
不过，白莲教也在比较幸运的圈子里找到新成员；他们的组织
扩展到了地方政府本身的低层组织中。一位评论者写道：。村落中
则乡约客头听教，城镇中则差役书办听教，所有稽查之人即为教中
之人。。不仅如此，白莲教在某种程度上已变成超越阶级的运动。
它不但包括被剥夺者，而且也包括财产所有者，后者对教派的依附
与其说是出自经济贫困，不如说是出自转而信奉白莲教的灵魂拯
救说和反满主张。白莲教对地方政府的渗透以及超越阶级界限的
扩展，意味着已经不能依靠常规的地方管理机构轻而易举地将其
镇压下去。②
军事机构看来和民事机构一样无用。白莲教的策略也就是在
地方村社中有交错联系的反叛组织的策略：以高度灵活的小队进
行游击战，这些小队由周围的老百姓提供给养并通风报信。清军
装备笨重，行动迟缓，并且缺乏地方支持，为了微小的成功要做出
很大努力。清政府官员与白莲教作战时的悲叹提供了一幅游击战
问题的典型画面：。贼常饱而我兵常饥，贼常逸而我兵常劳，胜负之
势已分矣。幸而胜之，所杀者贼之后队数十百人，或其老弱疾病不
能行者。。追击的正规军很难与叛乱者的主力接触。甚至可以说，
民众叛乱完全超出了正规军队力所能及的范围：。贼皆吾民也。非
如引部番夷，疆域可以界限，衣服语言可以鉴别。。所以他们不能从
人流中辨认出来来往往的叛乱者。。聚而抗拒则为贼，散而行走犹
是民耳。。①军队得不到帮助的状况在他们对待平民百姓的残忍
中反映了出来（清军因而以带有血腥味的绰号。红莲会。而著称），
而这当然只能给叛乱火上加油。清军将领的报告充满了夸大的叛
乱者伤亡记录和军事镇压无效的窘况。1796年，湖广总督毕沅奏
称政府军已杀死几万人，但叛乱却发展得更为严重了。②人们确
信，正规军事机构自身已没有能力扑灭叛乱，这驱使官员们寻求辅
助的办法。
地方防御及管理体制的出现
① 龚景瀚：。澹清斋全集〃文钞外编。（1826年）卷1，第5－6、13页。
② 魏源：。圣武记。（收入。古微堂集。，1842年）卷9，第2页；严如熤：。三省边防备
览。卷4，第27页。
鉴于地区的实际地理状况没有改变，湖北、陕西、四川交界地
区的官员们追溯这块多事地区在明代形成的行政传统是毫不奇怪
的。1634年前后与叛乱者作战（后殉难）的卢象升（1600－1639）
在这里建立了地方防御和管理的体制，这种体制部分地是从前几
年他在河北南部与叛乱者作战的经验中引申出来的。卢象升发
现，流民以及叛乱者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是叛乱滋生的根源。作为
对策，他挑选一些村庄在四周筑起坚墙（寨），其内可以积聚周围农
村的谷物口粮。当叛乱者逼近时，附近村庄的村民就被迁入寨内。
设防村庄周围的人民被组织成。团。，每个团都以其所隶属的寨的
名称为名。例如，被集结进平安寨的村庄，就被统称为平安团。每
个团都由一位团的首领（团长）管理，他是由居民推选出来的本地
知名人士。每个团长之下委派一名训练负责人（练长），以训练和
指挥自卫民兵。这种制度，其目的是使叛乱者得不到食物和新的
成员，卢象升称之为。清野。。在。坚壁清野。的完整口号下，这种建
立战略村庄以控制叛乱的办法成为标准的行政方法。①。团练。这
一术语现在的含义最早是与卢象升的制度相联系的。②
① 卢象升：。卢忠肃公集。（1875年），。年谱。，第5－8页；卷2，第19－22、38－41
页。见日比野丈夫的重要论文：。乡村防卫与坚壁清野。，载。东方学报。第22期，第
141－155页（京都，1953年）。晚清一些著作有关卢象升的办法的论述指出了他与19
世纪办理团练的老手之间的行政管理上的直接承继关系。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献。
（1886年）卷82，第12页；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1875年）卷55，第4页。。坚壁清
野。这一用语最早见于。晋书。（开明版，卷104，第1335页），尽管还不知道那时它是否
指一种全面的地方管理制度。
② 这一术语最初产生于7世纪后期，与为保卫边境而制订的国家民兵制度有关。
在唐代的制度下，民兵以及他们的家庭被集结到特殊的行政地区，臵于团练长官（团练
使）的指挥下，团练使像权力很大的军事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