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极力从朝代循环的历史学中解放自己，但其中的某
些假定似乎仍然留存在我们当中，特别是那种把中国政治制度的
长期稳定性和地方社会连续性的因素联系起来的假定。依照这种
观点，行政的过渡和朝代的承续既不根源于中国人民生活的下层
结构，也不长久地作用于下层结构。政权的兴起和衰落、国家事务
中上层各派系的冲突，只不过是稳定深渊的表面波浪。很明显，王
朝之间的某些危机时期对地方社会有较大的影响，而另一些则小
一些。至少在满洲人征服期间，稳定的关键因素看来是传统名流
（elite）的延续不断的权势。这一受过教育的有身份的群体，西方
人惯常叫做。绅士。，他们从11世纪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中
国的思想和政治生活。名流提供了有才能和受过教育的人才来
源，新政权得以从中配臵官僚机构的人员。名流保证了村社那些
例行事务的延续，离开这些事务，中国的地方政府是不能运转的；
同时，通过他们对社会现状的贡献，地方秩序的重建才有可能，而
没有地方秩序，可靠的户籍和税收制度就不能建立。名流在全国
范围内起到官僚机构和当地村社之间、城市行政中心和农村腹地
之间的不可或缺的联系作用。总之，正是名流，凭借他们历久不衰
的社会影响、他们的正统学术的传统以及他们的管理公务的伦理
观念，才使得传统政权有可能以近似于从前的形态重新建立起来。
为了随后的讨论，在此阐明。绅士。和。名流。这些词的含义可
能是有益的。对在何处划定。绅士。的界线这一问题，社会历史学
家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按照张仲礼的说法，绅士包括所有取得功
名的人，从最低一级（生员）到最高一级（进士）。而何炳棣令人信
服地争辩说，生员要排除在绅士之外，理由是他们的社会地位绝不
能和具有较高功名的人相比。对我的论题来说，这两种观点都不
完全合适。在将身份与这种身份被承认的范围，将权力与运用权
力的范围加以联系方面，这两者都不是十分成功的。因此，我将根
据在不同层次的机构中的权力和特权，把名流分成几个部分，以求
得可以普遍使用的定义。其影响超越了他们出身的地区、其社会
关系达于国家政治生活顶层的那一部分人，我称之为。全国性名
流。。。省区名流。和前一部分有密切联系，但其势力和影响限制在
较窄的范围内。相比之下，。地方名流。缺乏前两部分人的社会特
权和有力的社会关系，但仍然可以在乡村和集镇的社会中行使不
可忽视的权力。
生员和监生看来显然被排除在全国性和省区名流——。大
绅。——之外。从。绅士。生涯公开的目标——做官——的观点看，
无论生员还是监生都不被看作待用的官吏。从全国官吏阶级的角
度来看，缺乏这种被认定的身份使他们明显地居于较低类别。但
是，这些功名较低的人（甚至某些富有的和受过教育的平民），在贫
穷落后的农村地区，仍有可能轻易地操纵社会生活，因此我偶然将
借用绅士这一称呼泛指有功名的人；但是我在论述中对名流的分
析，将把这类人员在其中享有地位和施加影响的机构的等级加以
区别，同时也将承认，平民在地方一级有可能行使权力，在某些情
况下，这些权力和有功名的人行使的权力是难以区分的。①
① 对绅士在中国政权中所起作用的最出色的简要概括也许是瞿同祖的论著：。清
代中国的地方政府。（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62年），第169－192页。有关19世纪
绅士地位的综合性研究著作，有张仲礼的。19世纪中国社会中绅士作用的研究。（西雅
图，1955年），和他的姊妹篇：。中国绅士的收入。（西雅图，1962年）。何炳棣的分析见
于他的。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社会变动的局面，1366－1911年。（纽约，1962年），第
34－41页。
名流能够操纵中国的政治生活，是由于他们的双重身份：作为
社会领导阶层和作为国家官吏集团。如瞿同祖和其他人所提出
的，名流必须被理解为包括两个群体，。士子－绅士。和。官僚－绅
士。。士子－绅士指那些得到功名的人，他们没有官职，生活于家
乡社会，凭借他们的身份、财富和关系操纵地方事务，而官僚－绅
士则保有政府职位，常常离开家乡去任职。士子－绅士虽然对社
会事务的所有方面实施广泛的、非正式的影响，但他们在形式上却
是站在国家政权机构之外，是国家控制和管理的对象。因此，从一
个方面说，他们可被看作地方社会的最上层，受地方官僚机构的收
税和治安权力的支配。但是，官僚本身来自得到功名的绅士；在地
方一级，这意味着士子－绅士的上层能够以平等的社会地位与共
同的价值观同县官合作；而在全国一级，则意味着绅士作为整
体——做官的和不做官的——形成了一个普遍相互影响的有地位
的集团，它由非正式的关系网络结合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统治的名
流。这两部分绅士的相互联系，意味着官僚和地方社会之间利益
的严重冲突能够以最低限度的纠纷来解决；而在社会和思想上植
根于名流的官僚政治制度，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平安度过上层国家
事务所经历的风暴时期。
因此，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有其很深的社会制度的根源；正
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怀疑中国历史的。近代。时期能够用主要的外
部事件来划界。将整个鸦片战争后的时期列为中国。近代。史的一
部分，这样做作为处理的方法不管是多么方便，却回避了这一问
题：在19世纪中期或晚期的某个时候有没有一个阶段，在这个阶
段中中国政权仍然能够循其传统的路线进行重建。比如说，如果
西方的扩张主义由于某种原因，在19世纪60年代不再插手，那
么，一个新的有活力的本国王朝能否最终在旧有基础上建立新的
政权？如果如我们刚才所提出的，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与有学问的
名流的力量及内聚力密切相关，那么，很明显，在这个时候要提出
的问题就是，在60年代，传统名流控制国家事务是否仍能达到如
此的程度，以至新的政权必须建立在它的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上，并
反映其利益。
回顾100年前，若干不祥的发展表明，新的力量已起着削弱传
统中国社会的作用；清代中叶时期的中国经受了种种持久且在扩散
的弊端，这些弊端全然超出了王朝衰落的限度，将不可避免地决定
它的前途。显著的人口增长（在18世纪由1。5亿增加到3亿）；物价
暴涨（同期可能高达300％）；经济上铸币量的增加以及农业社会经
济竞争的加剧，所有这些因素表明，有必要作出新的系统的历史表
述，这种表述将确认鸦片战争前中国变革的基本进程，使我们从对
王朝循环的不安的依赖中稍稍解脱出来。①然后我们可以假定，西
方冲击的不仅仅是没落中的王朝，而且也是没落中的文化，这一文
化将不得不从它自己的内部很快产生出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新形式。
但是，无需指出，这样一种系统表述还未确立；而我们对清代社会历
史的思考将不得不顾及社会体制延续直至于19世纪的大量证据。
就传统名流的权势来说，这种证据尤其是逼人信服的。
① 对这些因素的有趣的评论，见北村敬直：。清代的历史位臵：中国近代史展望。，
载。思想。第292期，第47－57页（1948年）。也见何炳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
性。，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6卷第2期，第189－195页（1967年2月），和他的。中国人口
的研究，1368－1953年。（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59年），第270页。清代通货膨胀的资
料见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北京，1953年），第410－433页。
当然，评价晚清名流的状况的任何尝试，都必须以19世纪最
显著的特征之一，即面对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内部和外部压力，中国
政权及其统治家族仍能延长其生存期这一事实作为论据。在这个
世纪开头的几十年中，在形成于茶和鸦片贸易中的经济力量开始
突破其制度的羁绊的时期，酝酿于广州的麻烦，只不过是中国政府
接踵而来的麻烦中的一个。同时吸引官吏注意力的是一个更大的
潜在危险，即内部叛乱的白莲教叛乱，只不过是一长串骚乱的第一
次，这些骚乱在19世纪中叶的多次大叛乱中达到了高潮。其中主
要的叛乱，即太平军叛乱，起因于异教徒的仇恨、人口过剩以及中
国南部省份行政管理的不当。它的领导是伪基督教的一个教派，
这些人有关地上天国的天启幻想产生于广东和广西外来的客家人
的苦难之中。创始人和天王洪秀全是一个因病而改变了常态的
人，他被基督教传教士的小册子所感悟，相信异己的满洲人是妖
魔，中国要想生存，他们就必须灭亡。1850年首义之后，太平军打
向北方的长江流域，然后打向东方围有城墙的南京，他们于1853
年在那里建立天京，要求合法地统治帝国。他们的追随者增加到
200万人以上，他们的军队占领了几十个城市，他们的船队群集于
内河航道。①
战胜这样一个敌手——对朝廷来说，它所宣称的有权统治天
下的主张与它的狂热的军队同样危险——远非正规清军的力量所
能胜任；被鸦片和腐化的领导所削弱了的清军，在战斗力和士气方
面，已经衰落到了甚至不如他们在白莲教叛乱时期的状态。朝廷
在绝望中转向各省的名流。曾国藩是湖南的学者，曾经供职于京
城的官署，在他的家乡地区有广泛的影响，在他的带领下，名流集
聚资财，招募新军；正是这些多半由获有文科功名的人统率的军
队，以非常的努力摧毁了太平军并焚烧了他们的京城。太平天国
于1864年被打垮，几乎不留痕迹地消失了。于是新军转而对付北
方中部省份捻军发动的另一次叛乱，并同样把它镇压了下去。
① 邓嗣禹的。关于太平军叛乱的史学。（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62年）是第一
手和第二手资料的综合性参考书目。最重要的英文记载是F。 迈克尔的。太平军叛乱
的历史与文献。第1卷。历史。（西雅图，1966年）。参看。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87卷第
3期，第321－324页（1967年）所载我对此书的评论。
因为名流中有影响的一部分人认为王朝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是
一致的，并在镇压王朝的内部敌人中起了带头作用，这样，中国政府
与其满族统治者才能够生存了下来。王朝因而能够度过19世纪中
叶的危机而继续生存了近50年，这一事实明白无误地显示了中国
社会和政治秩序的韧性和复原能力，更深一层说，显示了名流持续
不变的能量和内聚性。如我们所知，名流取得胜利是以中央政府权
力的缩小为代价的。但是，这个胜利也可看作一种迹象，说明传统
政权立足的基础仍然是稳固的；也说明，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将要动
摇这些基础的特殊的。近代。因素，还需在中国历史的趋向中去引发
决定性的变革。名流的能力足以战胜如此可畏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