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调查者认为，他们所观察的一批人，根据其特点（除去功
名地位以外）可以把他们归入通常所理解的绅士阶级之中，有人可
能争辩说，这些观察家的社会分类方案还不够精确。虽然这无疑
是对的，可是在像费孝通那样受过训练的人类学家的著作中的一
些解说之所以模糊，并不是由于缺乏对方法论问题的关心，而是由
于这些著作寻求职能的描述以代替形式的分类。当费孝通把。受
过教育的土地拥有者。包括在20世纪的绅士一类时，他的意思是
说这些人像历史上以绅士著称的集团那样享有威信和行使权力。
毫无疑问，费孝通假定，在传统的制度下恰恰就是这些人通过科举
及第或通过捐纳功名和头衔才有资格取得正式的绅士地位。虽然
到了20世纪30年代，拥有旧政权的正式绅士地位的这些绅士究
竟占多大百分比的问题仍可争论，但如果否定某种程度的社会延
续性，那也是不合理的。①近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史的大部分内容
包括了旧名流使自己适应变化的环境的努力，这种假设似乎是公
平的。
那种变化的环境的一个突出方面是，过去用以确定绅士与国
家关系的形式上的特征已被取消。科举制度的结束的确意味着某
些特定的额外所得和机会的丧失，为此现在必须寻找其他途径来
代替。虽然一个绅士家庭的地方上的地位取决于许多因素（名流
的亲属体系结构、学识的声望、闲情逸致，另外还常常取决于拥有
的土地），而且这些因素不单单是由正式的功名地位所产生，但在
某些方面正式的功名地位对作为一个阶级的绅士的生存来说是不
可缺少的。首先，依附在高级功名身份上的显要社会地位能使上
层绅士接近地方官员，这个特权能够转化为有利于他们的税额核
定和法律裁决，同时还使他们免除腐化的衙门吏役的普遍的敲诈
勒索。其次，正式的绅士地位意味着在法令上可以免服劳役或免
缴劳役折成的货币税。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式的绅士地位
是取得收入的手段。拥有职务是一条能顺利致富的道路。在地方
上，绅士按惯例进行服务（如修理堤坝和管理地方防务），能取得各
种收入，很明显，如果农村绅士要生存下去，他们现在就要与国家
政权的正式机构进行新的联系。
① 费孝通：。中国的绅士：城乡关系论文集。（芝加哥，1953年），第32页。在19
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当然也存在着作用于农村名流的不寻常的经济力量。经济
形式的基本变化（如地租的日益货币化，固定地租之代替分成地租，外居地主的增加）
改变这一阶级的程度仍有待于系统的研究。
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卷1的材料的编排正好注意了这些问题。此书
在选用材料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当前分期方案的理论需要的影响。这个问题尚待
决定。
地方自治制自然是一个方便的权宜之计。许多地方记载证
明，农村名流通过控制自治的机构力图维持他们在村社的统治，这
个过程我们已经追溯到了晚清的团练制，并且顺利地延续到20世
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国民政府时期。在陕西，通过地方自治机
关，名流的控制明显地得到加强。1931年的一份记载叙述了绅士通
过贿赂得到区长和其他地方职务的情况；他们利用这些职位开始
派捐，勒索了巨额钱财。另一个通讯员写了豪绅通过区自治把持
一切地方事务的情况；这份记载特别指出，过去相当分散和非正式
的绅权，现在通过对地方自治机构的控制又得到了新的集中和合
法化。在贵州（根据1938年的一份报告），旧保甲制的保在自治制
度下已变成了土豪领导的基本上自治的单位，这些土豪都是大地
主。他们或称司令，或称团长，这再次说明他们的权力来源于晚清
的地方军事化。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总的形势表现出一
种地方的地主（他们的大部分人有一种特别的绅士生活方式）加强
控制地方自治制的过程。①
传统名流的解体
我们的材料有力地说明，中国农村名流生存到了20世纪，并
且在某些方面的确巩固了他们在地方社会的地位。可是，虽然农
村各县的大部分旧秩序在19世纪行将结束时保持完整，并且的确
持续存在于民国时期，但是显然有各种新的力量在起作用，它们阻
止了沿着传统路线重建中国政体的努力。什么因素影响着作为国
家一部分的中国名流的结构，以致使它不能在1911年以后在中国
重新建立一个统一和有效的政府？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册，第382－384页。又见行政院农村复
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上海，1934年），第148－149页。
现在让我们在考察时超越现代化的实际内容——涉及几种文
化对抗中的特定的价值观和技术——而去考虑现代化过程对中国
名流的总的结构影响。早期的现代化主要是城市——特别是商
埠——的一种现象，相对地说，中国农村未被波及。由于以城市为
中心，现代化过程开始产生一批新的城市名流，他们发现自己越来
越难以与中国农村的问题完全利害一致。于是，现代化文化与现
代以前的文化之间的差别有伴随着城乡之间的差别而出现的倾
向。尽管新的城市名流在工业、政治、新闻和学术等现代的部门中
取得显著的成就，但他们却越来越难以在中国行政的中心任务中
发挥作用：从城市行政基地去治理主要是农村的社会。
费孝通所称的农村社会的。社会腐蚀。因现代化过程而加剧
了。①随着一些城市进一步进入新文化时期，它们促使有才之士
从内地的村镇流出，而且这种流动越来越变成是单程的迁移。那
些投身于城市生活中现代化部门的名流发现他们难以再与市镇和
县城的现代以前的文化保持关系。对那些出国留学的名流来说，
情况更是如此。甚至年轻的城市名流中政治上最激进的人也很少
能在解决中国农村问题方面有所作为。现代化对名流所起的分裂
作用引起了像梁漱溟和陶行知等激进的农村重建论者的一片警告
之声，梁、陶二人寻求的是重新使年轻和进步的城市居民与农村问
题利害一致的途径。晚清文人在国内叛乱的压力下能够把旧秩序
凝聚在一起，似乎部分地是由于像曾国藩那样的高级官僚能在一
定程度上享有城市和乡村两者的文化，并能用一条共同的价值观
念链条把名流阶层束缚在一起。但在20世纪，城乡大为扩大的差
距排除了这类人物出现的可能性。在现代化的背景下，社会各层
次名流的一体化——这是清朝体制战胜它内部敌人的关键因
素——是维持不下去的。所以在1949年国家政体的重新一体化
① 费孝通：。中国的绅士。，第127－142页。
最终实现时，竟随之出现了力图造就一批其文化既植根于中国生
活中现代部门、又植根于现代以前部门的新名流的活动，这是不足
为奇的。
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在许多方面是现代化城市文化的产物。尽
管有动听的政治词藻，说什么它的天然盟友是农村社会的有财有
势的人，但是20世纪30年代行政史的材料说明，半现代化的南京
政府常常被证明是农村名流的不速之客和不受欢迎的竞争者。到
30年代中期，国民党当局实际上正在削弱农村小统治者的影响，
剥夺他们的地方治安权，并将地方的治安臵于正规的政府警察机
构和遍布各地的保甲制的职权范围内。①南京政府在建立一个有
效的地方控制形式时所经历的困难被日本侵略者继承了下来，后
者发现自己的日子基本上并不比他们企图赖以统治的本地政府更
加好过。的确，他们从城市基地控制农村地区的困难，使人想起前
一个世纪太平军遇到的困难。
① 苏松芬编：。现行地方自治法令解释汇编。（上海，1934年），第147－153页。
李宗黄：。中国地方自治概论。（台北，1949年），第66－67页。。湖南省县政报告。卷2，
第42页。
② 李瞻（音）：。战斗中的解放区民兵。（香港，1947年），第22－32页；外务省调查
局编：。中共概论。（东京，1949年），第58－72页。
对比之下，在抗日战争期间，华北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
地方军事化结构与我们看到的19世纪中叶的正统结构有某些惊
人的相似之处。它的相互支援的军事化层次包括从非全日的民兵
到全日的游击战士，再到完全的职业军。它的各级精英被新的组
织技术和一整套新的共同政治倾向凝聚在一起。②根据地方军事
化的传统形式来研究它的组织与战略同其他类似的军事制度的组
织与战略的因果脉络，应该说是有益的。这种多层次的等级组织
已能够对在社会和政治方面脱离农村环境的城市名流提出有力的
挑战：不论对太平天国时期的城市名流，或是对1949年以前的中
国城市名流都是如此，前者因为外地出身和信奉深奥的思想，后者
因为与西方世界有文化联系，所以都脱离了农村。
（杨品泉译）
参考书目
（本书脚注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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