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是否较其他形式的开发能够创造更大的净收益，这要看这个国家的经济特性以及其他实际的可替代开发形式。其实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有时进行多种形式的开发是可取的，尽管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创造的净收益相对比较少。
其次，从政治的角度看，旅游虽然被推崇为促进各国之间和平与理解的重要力量，但在现实中却并不总是这样。当不同背景、不同生活方式和不同收入水平的人们直接接触，在某种情况下会造成文化、社会和道德上的紧张。在极端的情况下，国际旅游会在新型国家形成“新殖民主义”式的开发。这种新殖民主义夺走当地的权利并把它集中在几个跨国公司手中。这些大公司只与国家级的政府谈判，并希望任何问题都由国家政府解决，不然就撤资。在实际的经营层面，那些薪水高并令人尊敬的职位通常被那些有经验的外籍员工占据，而那些挣钱少的低层次的工作往往留给了当地人。这种明显的歧视很可能酿成仇恨，破坏国际关系。80年代中期，北京长城饭店就出现过外籍主管暴力对待中国员工的事件，导致中方基层员工和外方高管层之间的长期对立，并严重影响了中国员工对那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憎恶。
现在，这种新殖民主义式的旅游开发，在以更加温婉的方式在中国蔓延。
第三，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不同国家之间，有时就是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像我们中国，就存在着广泛而巨大的文化差异。在中国，外国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居民之间的文化差异，现在变得还不如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游客和旅游目的地居民之间的文化差异那么强烈，反而中国人由于地区差异而造成的经济文化差异显得更有张力。
当然，文化差异是旅游产业的重要促进剂，特定的传统文化行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构成了旅游业的核心。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当地的文化和风俗被经常用来满足游客需要，有时甚至是以牺牲当地的自尊和尊严为代价的。虽然通过良好的规划和管理，旅游可以促进对古老文化的保护，但往往会使当地的生活方式逐渐退化，变成一种非常商业化的、有组织的自我模拟。
传统的舞蹈和精湛的手工艺让位于廉价的模仿以满足游客的需要，对当地人来说，尽量少费力气多挣游客的钱是旅游目的地居民在旅游初始阶段的真实反映。
在旅游者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与当地居民相差甚远时，他们的相互交往是受欢迎的。作为一种促进各国间理解和友好的方式，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交往被看成是旅游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受益。但也有可能是非常有争议的。在贫穷地区的所谓繁荣的“示范效应”可能会激励当地人更加努力地工作或争取更好的教育，以期效仿旅游者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如果当地居民无法达到同等的富裕，他们就可能产生一种失落感和挫折感，从而会在旅游者身上发泄敌意。
与旅游伴生的一些其他社会问题是与旅游开发强度相关联的。旅游者的涌入，增加了当地人生活的密集度，也增加了旅游者和当地人共用设施的拥挤度。在地中海沿岸的部分地区，一半以上的海滨被旅馆占据，仅供游客享用，而当地人却不能随意进入。尽管难以测定，但是旅游密集度与当地人对旅游反感的增长之间肯定存在一种关系。
最后，从环境和生态的角度来看，过度的或规划不当的旅游开发会影响旅游目的地的自然环境，低级的、不明智的旅游开发会破坏不可再生的自然环境。例如一些山区的森林被砍伐用以修建滑草场，导致了水土流失；一些村民的耕地和水资源被高尔夫球场所占用等等。
经济学对生产力的定义很狭隘，并且鼓励我们把生产力的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发展的魅力是如此的诱人，以至于经济学家倾向于忽略那些伴随发展的不利作用。当然问题是二者总是相伴而行。聪明的作法是权衡利弊再决定总体的效应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如果我们计算我们行为的价值而一直不考虑重要的负面作用，那么我们将不断遇到令人不愉快的意料之外的事情。例如：当新的环境污染被发现了，我们回顾过去，常可以发现那是由几千个看似明智实则拙劣的决定累积的结果。而这些决定又是遵照所谓的一些标准作出的。为什么不事先考虑这些决定可能会造成的后果呢？答案在于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能够掩饰许多拙劣决定的不良影响。
对于我们准备决策的事情，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会主观地围绕这个事情划定一个价值圈。然后我们发现，人为地提高圈内事物价值的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贬低圈外事物的价值。这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排入江河中的废物越多，污染制造者及其股东所得到的短期利润就越高；热带雨林被焚烧得越快，牛就能越快地吃到更多草地上的草，牛肉也就能越快地被做成汉堡包。
我们未能将环境因素考虑在内，这一失误实际上是忽略了破坏环境的政治代价。有位英国的数学家说过：“许多经济显著增长的结论都是在没有考虑自然资源损耗的情况下得出的，因此可能只是一种错觉。”
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河水，茂盛的森林，在山中湖面的朦朦晨雾中升起的太阳，陆地上天空上海洋里自由繁荣的生命，所有这些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如果因为这些宝贵的财富没有标价，就有理由认为这些财富没有价值并基于这样的观点来做各种拙劣的决定，这样不仅是对我们生存环境的犯罪，而且是在歧视我们的后代。在评估自然资源的使用与开发所造成的成本效益流动时，标准的贴现率通常假定所有的资源都属于当今的一代人。我们现在的评估标准就是以“杀鸡取卵” 式的耗尽全部资源为准计算其价值的，于是，其结果就是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来扩大当前这一代人的权力，这就好像以破产清算的方式来对待地球一样荒谬！
当我们正因为每年接待入境旅游人数接近9800万人次，国内旅游人数接近90000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超过5500亿元而兴奋时，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建立在忽略了那些很难用金钱衡量的东西的基础上，如清新的空气、新鲜的淡水、美丽的群山、茂密的森林、丰茂的生物……。
“收费站”式的运营模式和依赖货币的计算形式，是造成目前全国旅游统计呈现“繁荣”的主要前提条件。在中国的许多地方，这种“繁荣”又导致许多其他行业的投机者进入旅游开发行列。大量投机因素的进入，一方面造成泡沫的可能性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又造成大量资源用于旅游开发。
同样一个资源，用来开发旅游和用来发展其他行业，哪种开发对社会造成的真实成本相对低些？
哪种开发带来的净收益相对大些？
哪种旅游统计方法相对科学合理？
我们现在的旅游统计，对旅游业带来的短期性的、直接性的、表面性的利益统计得比较完整，而对旅游业所造成的政治成本、社会文化成本，尤其是环境成本和生态成本考虑不足。当然，要精确量化和测算这些成本，尤其是以货币的方式进行量化，到目前为止还不很成熟。但是政府决策层和旅游规划部门必需要把他们考虑进去。
五、收费站模式
桂林，是国内少数几个最成熟的旅游目的地城市之一。
自1973年率先对外开放，桂林在中国政府的重点打造之下，逐渐成为了入境旅游者眼中代表中国亮丽自然风光的符号性旅游区之一。随着入境旅游者游览桂林人数的增多，“桂林山水”被中国政府和入境旅游者共同打造成了一个真正的世界级旅游品牌。当入境旅游发展的风声水起之时，桂林的旅游客源结构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中国人游览桂林的人数一年多过一年。截止2002年底，桂林的国内旅游人数是入境旅游人数的10倍！同时，旅游消费模式和年龄结构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自费旅游者的人数在直线上升，公费旅游者的人数在缓慢回落；旅游者的年龄呈现多元化，国内旅游热潮开始显现。当第一个黄金周在2000年5月出现时，“井喷式”的国内观光旅游狂潮席卷全国。自此以后，本来旅游业发展速度就已经相对超前的桂林市，在国家政策强力推动和“恶补式”旅游热潮的双重作用下，桂林旅游业又以加速度发展起来。
一个并不很大的城市，在长达30年的旅游发展过程中，主要依托“漓江山水”这个相对单一的观光旅游产品，每年接待的游客数量节节攀升，近年来更是每年超过千万的旅游人次……。
观光旅游产品是旅游贡献率相对较低的一种产品类型，对于当地政府、旅游开发商和原居民来说，就成了桂林人经常挂在嘴上的“旺丁不旺财”的形象概括。
既然大家都知道“旺丁不旺财”，那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下呢？
要想“丁财两旺”，只有改变现在的旅游产品结构和空间布局，重新构建旅游产品体系。实际上，必须对桂林旅游业进行重新洗牌，这必然会冲击现在的既得利益集团。其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是桂林政府和以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为代表的桂林旅游资源的控制者们。
观光旅游主要依托的是品位超群且具有垄断性的自然资源或人文资源，两者比较又以自然资源为主。桂林山水是上帝赐给桂林的礼物，桂林政府只要将这个资源紧紧攥在手上，就可以较为轻松地获取利益。具体的作法是，桂林政府将这些具有垄断性的国有旅游资源的控制权委托给国有背景的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该公司通过控制桂林旅游的黄金游线——漓江沿线游的旅游方式和收益方式，即漓江航道的游船费用和漓江沿岸主要景区的门票，这样，该公司就建立了一个类似“收费站”的运营模式。只要游客来桂林，不管哪个旅行社组织的，都一定会坐船游漓江，都会购买游船票和相关的景区门票。当然，越来越多的投机者都加入了这个行列。勿庸置疑，无论从资源的品级、数量、产业链条、经营管理能力、专业人才的储备等各个方面来说，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是桂林绝对的老大。
政府通过它的代理人来控制垄断资源，只要构建一个类似“收费站”一样的运营模式，这样政府和它的代理人都会以最低的成本、最便捷的方式获得利益。观光旅游，大多是采用这种办法。但是唯一不同的是，可能很多国家或地区是通过市场手段获得资源控制权，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
本来作为市场经济中监督者角色的政府，当一个企业是以它的代理人身份出现时，由于它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有可能出现政府对该企业的过分袒护和依赖。由于政府和该企业只存在行政关系，不存在实质上的市场关系，所以在打着市场经济的牌子大玩旅游游戏时，政府支持下的该企业即使出现资源过度开发、损害游客利益的事情时，企业行为往往就会变成政府行为了，政府一定会运用各种资源支持它的代理人企业。
另一方面，由于双方是通过“观光旅游”这种资源的浅层次开发来构筑利益联盟的，政府的税收和代理人企业的收益主要来自于“收费站”运营模式，所以增加旅游人数就是唯一的获取超额利益的手段。而这种在国际上被称为“带走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