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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庞大论述和史料提出一点简单的观察：从资本主义诞生的一天开始，资产阶级就不能摆脱一种心理困扰，那就是要谨慎对财富（根据麦考
洛斯基，“谨慎”乃是布尔乔亚的头号美德）。
信奉加尔文主义的新教徒节俭克制是一种对财富使用要谨慎的表现， “美国梦”神话中老实工作的普通人形象则是一种获取财富的手
段要谨慎的表现。谨慎是明智切实的判断能力，也是不夸张不过分的性情，最后它还是种令人钦佩的荣誉。使得资产阶段终于可以在道德
上胜过贵族的，不是繁复的文化仪式，而是这种凭借个人能力与勤劳致富的谨慎态度，是这种懂得恰当使用财富的谨慎品格。
我们明白在中国经济制度转型的时期，有太多人的第一桶金是有问题的。不过，正如某些学者所言，逝者已矣，英雄未必要问出处，
最起码你现在要学懂谨慎。
原题为“從貴族到資本家=中國富豪不好當＋硬資本之外的軟資本＋資本家的美德”，刊于《am730》2008年01月09日、10日、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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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一种基础的职业
芬兰的义务教育是一个奇迹。从2000年开始，芬兰总是在“国际学生评量计划”里头名列前茅；更令人吃惊、艳羡甚至恐惧的，是他
们的学生还在不断进步，评分一年比一年高。且不说其他项目，光看阅读；据统计，41％的芬兰中学生最常干的休闲活动是阅读。这些孩
子的阅读能力又怎能不高呢？为什么芬兰的教育这么厉害？
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谜题，所以每年都有专家学者络绎不绝地从世界各地涌至芬兰取经。然后他们发现，原来芬兰的秘诀之一在于
教师。芬兰教师的社会地位之高，是其他地区难以想象的，据当地媒体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人最向往的职业是中小学的老师，一般
普通小学老师受敬重的程度尤胜于国家元首。而且他们的老师都像学者，几乎全部拥有硕士以上的学历，暑假的时候还要上大学继续进修。
如果一个老师干了几年就辞职，他多半是跑去念博士了。由于老师自己就是喜好学习并且擅长学习的人，所以他们才能教出世界上最优秀
的学生。当然，也有不少老师后来进了企业，变身成为高薪人士。芬兰的大公司最喜欢聘请教师，理由是能当老师的年轻人一定是这个国
家最顶尖的人才。
如果一个总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心，总是奋发学习的人，就是未来知识时代最需要的精英，那么中国一定是个很有希望的国家，因为我
们也有一大批好学之士。和注重基础教育的芬兰模式不同，“中国模式”强调“学习型官僚”。你现在去各大专院校的研究所点名，会发现登
记簿里没有几个中小学老师，倒是有不少在职官员，他们全都很踊跃地攻读着硕士博士，颇有学政合一的古风。
芬兰教育以国际视野闻名，小学开始学英语，中学再加一门第二外语。他们还把全球的信息与知识自然地融入课程，例如在小学的数
学课里要孩子计算各国摩天大楼的高度，在初中社会科学的课堂上请孩子模拟演出联合国的工作情况，使他们懂得从不同国家的视角了解
世界局势。除此之外，他们的教育部有种特别补助，尽量让年轻人有出国游学的机会。当地一位官员解释，其实“在北欧，你已经找不到
没出过国的中学生了”。相对地，在我们的“中国模式”底下，你则很难找到没出过国的官员。1999年，“两会”代表开始关注中国干部公费
出国何以花了2000亿元人民币；到了2007年，“两会”代表持续关注干部出国的总开支怎么会渐渐跳到3000亿元。财政部的数字显示，2007
年中国政府的教育经费大约是6000多亿人民币，占了GDP的2。7％。世界平均水平是7％，一般经济欠发达国家也有4。1％。我手上一时没
有2007年中国公务员吃喝、公车和出国的开销统计，但我知道在2004年的时候，这笔钱的总数就已经达到了7000亿元人民币。如果把
这个账目也看成是种教育开支，那么我们的学习风气就算赢不过芬兰，至少也叫做各擅胜场。
不少地方的教师都在抱怨自己的薪水太低，不只低到一个丧失尊严的地步，甚至连糊口也很困难。本来依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义务
教育阶段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愤怒的教师一个月却只有一千甚至几百元的收入，难道这
就是当地公务员的薪资水平吗？抑或这是学习型社会之“中国模式”的另一个例证呢？
老师不受重视，一般而言，就意味着孩子的教育不受重视，更意味着我们并不太担心我们的未来。很奇怪，虽然大家都说中国实行一
胎政策，人人都拿孩子当宝，但为什么今年各个事件都显示出了相反的讯息呢？先有一场震垮太多学校的地震，接着是一堆让婴儿患上肾
结石的奶粉；莫非我们的希望不在下一代，而在我们自己的长生不老？我突然想起西洋传说中的那条“衔尾蛇”（ouroboros），它太过饥饿，
不惜从尾端开始吞吃自己；嘴巴叼着尾巴，形成了一个圆圈，乃西方秘学的著名符号。这个符号有很多层意思，其中一层是：贪婪是种吞
没自己的可怕欲望。
原题为“一条吞掉自己的大蛇”，发于“牛博网”2008年11月01日
大学：宽容是大学的本质
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最近再次登上了香港报纸的头版。原因是一群学生“大闹”毕业典礼，他们抗议校方颁授荣誉法学博士予前
特首董建华的决定，他们要求校政应该更民主（包括颁发荣誉学位时该考虑学生诉求和感受）。结果场面乱得屡次打断了董建华的发言，
迫得他要请求学生“给我说话的自由”。除了董建华，最不快的大概就是一些学生的家长了，他们说自己很穷，辛辛苦苦养大孩子等的就是
这美好的一刻，居然硬生生叫人给破坏了。然后传媒也说话了，轻则呼吁学生要包容不同意见，尊重他人感受；重则翻起老账，把中大历
年的“丑闻”全挖出来（比如说当年学生自办的粗话小报和近年被指“宣扬色情”的学生刊物），证明这真是家早有前科的问题学府。
我真为母校感到骄傲，这是一所充满抗议精神、深具反叛传统的好学校。想当年，我们之所以瞧不起老字号的香港大学，不只是因为
他们是殖民地精英的摇篮，还因为比起我们这家一开始就高举“中文”盛产反殖豪杰的大学，他们的学生实在太乖，并且越来越乖。虽然大
部分中文大学的学生也都不会参与“过激”行动，但总有一些人会不时跳出来吓你一跳。就拿校长得到的待遇来说吧，现任的中文大学校长
刘遵义只不过是被学生在毕业典礼上喝骂罢了。前任校长李国章甚至差点进不了会场，因为有学生睡在路上阻挡他的座驾前进。再前一任
校长“光纤之父”高锟就更惨了，他在毕业典礼上接到的抗议信是用避孕套造成的。中大校方每次有什么动作，学生就一定奉陪“反动”；你
要盖新大楼，学生就贴大字报；你要砍树修路，学生就在树上绑黄丝带以示“保树育人”的决心。上个世纪80年代，为了抗议港英政府的
教育政策，还有过全校学生罢课的光荣纪录呢。所以中文大学校园核心地带的平台广场又叫做“烽火台”，乃同学会集会誓师的圣地。
出了校门，碰到各种社会政治问题，遇上各种示威集会，中大的校友和学生更是无役不与（虽然情况往往是屡战屡败，但很多人更愿意
倒过来说，称之为“屡败屡战”的勇敢精神）。那些觉得中大学生负面新闻特多的传媒可不知道，对我们这批天生反骨的校友学生而言，这叫
做战绩彪炳。至于那些先是吓傻了眼、后是气愤莫名的家长，我只能告诉他们，这就是贵子弟念的大学了。与其不能改变现实地穷生气，
何不换个心情转个角度，欣赏眼前所见。瞧！这就是大学了，真正包容真正多元的一座大学。
大学的毕业典礼不一定总是平静的，尤其在颁发荣誉学位的时候，更尤其是在颁发荣誉学位给政治人物的时候。2001年，美国总统布
什回到母校耶鲁大学，预备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当时的场面真是热闹，不只一帮学生举着标语高叫口号，还有一些教授愤然离场以示抗议。
他绝对不是第一个在毕业典礼上被喝倒彩的政坛领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因为政治人物的一生总是处在争议中，总会有人不满他的政策他的政绩，甚至总是有人会憎恶地敌视他。对于关心社会和政治的学者
和学生来讲，还有比记者云集的毕业典礼更好的示威时机吗？所以在大学毕业典礼上对付政治人物，早已成了各国高教界一种司空见惯的
小传统了。
除非，你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般的“圣人”。上个世纪90年代，我正好在波士顿赶上一次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席上的焦点正是快将
卸任总统一职的曼德拉。结果也有学生举标语，但那是欢迎他的标语。他一站起来，台下立刻响起如雷掌声，全场起立致敬。然而，世上
有多少个曼德拉呢？难道我们应该期盼董建华会得到如曼德拉般的尊敬吗？
就算没有可被针对的人物在场，大学的毕业典礼还是可以变得很“热闹”，也还是可以容许学生趁机表达不同意见的。英国伦敦大学的
“亚非学院”（SOAS）向以激进著称，本来是家协助帝国认识第三世界的名校，却变成盛产反殖斗士与左翼政治人的温床。它的毕业典礼
堪称一绝，历届学生代表上台致词时总是不忘开火骂人。我有一个老友，前年在“亚非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就曾亲眼目睹学生会主席从大
学校政开始骂起，一路说到英国的外交政策，把校方形容为不顾贫苦学生的无良财主，将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批成残忍嗜血的刽子手。
结果台下师生一致叫好，纷纷附和。妙就妙在那位被人骂了半天的校长也没什么，致词的时候还不忘赞美那位同学的聪明，趁机歌颂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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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的自由传统，人才辈出。
我的母校中文大学绝对没有“亚非学院”这么激进，但是我以为任何大学在其本义上都应该是“宇宙性”和“普世性”（universal）的，都应该
是包容天下的；能够让普世各种意见各种声音自由并现。一家大学的毕业典礼要是有人闹事，不只不是一件丑闻，反而是它校风开放的证据。
原题为“大学之大”，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0日
大学校长：校长的地位堪比国家元首
备受争议的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终于自动请辞，成为该校一百五十年来任期最短的校长。这本该是象牙塔里的风波，但却
成了美国以至于其他国家报纸国际版上的热门新闻，原因自然是哈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