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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中，汉初刘桓（文帝）执政的二十三年中，很虚心听老子的话，实行君主无为，让宰相有为。在政治学里享有盛名的《汉唐宰相制》就是由他建立的。简单地说，也就是君主有权，宰相有能的“权能分立制”。君权、相权对立统一（正、反、合），另外设立一个“御史机构”，专门监察“相权”，以防“相权”太过膨胀而误事。御史们可以“闻风奏事”，不必一定要有宰相行政错误的证据，只要有点影子，就可以弹劾宰相。相权与御史权对立，统一在君权之下（正、反、合）。这个有能的宰相只有拼命地去爱民治国，错了一点，立即就要负起行政责任而丢官罢职，而他的荣誉和权位马上就被御史大夫取代。宰相的薪俸是两千担米，御史大夫是六百担。只要御史大夫能把宰相弹劾去位，他就是宰相的天然候补者，马上自己就贵为宰相，富有两千担。这种“制衡机制”非常严密。所以在二十年中，中国从离乱贫穷，一跃而登“盛世”。所谓“文景之治”，历史形容：百姓家家都有车子，野外到处是牛马成群，仓库里的粮食堆得满了又满，装不下都流到了外面。总之就是达到了富强康乐，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80章）的境界。到了他儿子刘启（景帝）手里，他的智慧比他父亲低多了，常常想“尊儒”，要专制独裁，出出风头。幸亏他母亲和他父亲一样深信老子，在这点上看得他很紧，不容许他变法。勉强在他的十六年中，还维持了“宰相制”。总共父子两个算在一块儿，中国人民享受了三十八年的盛世幸福。一到了刘彻（武帝），他是个典型的眼高手低的纨绔子弟，起初被祖母压着，“尊儒”了好几次，都被老祖母硬挡掉了。可是老祖母一死，他马上就“尊儒”“定于一尊”，大好专制独裁了起来。此后中国的君主们再也不肯放弃专制独裁而“无为”了，以后两千年成为定制，根深蒂固，好像嵌入了中国人的基因和血液之中，再也去不掉了。而刘彻专制独裁了不到四十年，中国变成了“饿殍遍野，父子相食。”“各地民变，蜂拥而起。”的地步。他晚年虽然下了“轮台”罪己的诏书，还有什么用呢，西汉自此要灭亡了。
老子对君主“无为”的要求，是很替君主着想的。由于君主如果亲自行政，行政则必定会犯错误，就必定要负起犯错误的责任。君主又不能随便更换，有失国体稳定。犯了失误的君主又不肯自动退位，僵持下去，就必定导发革命，就是“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的必然规律，两千年来中国就在这不幸的圈圈里打滚。如果君主有相当的智慧，就自动无为，让宰相去有为，宰相一犯错误，马上可以将其撤换。不断撤换宰相，不致动摇国本，而且一直给人民新希望，新气象，人民就必能得到福祉，国泰民安。君主的智慧低，只想独霸，逞一时的专制独裁威风，不想专制独裁的孪生兄弟就是贪污腐败，结果就是国破家亡。老子这个对君主的保护办法，也是对国家长期稳定的保护，更是对人民福祉的保护。后来英国把这套办法学去制度化了，加上了“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民主思想，宰相由民选，然后由君主任命。御史也是民选，转型成了国会，所以黑格尔称他为最理想的体制。而中国在汉初短短的三十八年中，根本还没有来得及形成完整稳固的制度，“无为”就整个夭折了。后来唐初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虽然也恢复了“宰相制”，而君主的介入也很厉害，不能与汉文帝的时代相比。即使是不完整的“君主无为制”，也还能造成盛世，所以史家以“汉唐盛世”并称。汉初三十八年，加上贞观二十三年，开元二十九年，充其量，连头带尾，都算进去，不过九十年。在中国两千年里，只有九十年，人民才有好日子过，言之令人惭愧，令人伤心！最令人扼腕的是：在中国不仅君主们自己认为专制独裁是天经地义的，就连一般人民也是这种观念。譬如，大家读《三国》，读到汉献帝君主虚位无为，大家都自然而然地为他打抱不平，痛恨曹操，因此戏台上给曹操抹了个大白脸。他自己也眼泪鼻涕地，还咬破中指，鲜血淋淋地写血诏。因为不能专制，就自己觉得冤屈得了不得。绝对不以为这正是建立“君主无为制”的好机会，效法祖宗汉文帝，和那十分有为的宰相曹操坐下来，好好商量出一个好办法，定成制度为以后万世造福。到了明、清两代，连宰相的名称也容忍不下，干脆彻底废除掉了君主实行绝对的专制独裁制。等到实在混不下去的时候，日本可以照搬英国的制度，维新顺利成功，而中国的“维新”不过是个历史的悲剧。即使到了民国，学了外国的皮毛，皇帝的名称虽然没有了，而“无为”却没有建立。是不是这个“能无为乎？”的问题还要问呢？把老子思想认真对待，恐怕才是根本办法吧？
第五个问题：“天门开阖，能无雌乎？”
这个问题里，“开阖”两个字，是一开一闭，没有什么问题，而“天门”和“无雌”就有了问题。历代很多学者把“天门”改作“天地”，把“无雌”改作“为雌”。天地开阖，就是自然界的阴阳运作，为雌就是雌伏，无所作为。宇宙的运行，人类对他根本不可抗力，也没有为雌不为雌的余地。再说，老子的六个问题都是在人身上的人事问题，突然，插进来一个不相干的宇宙运行，实在是不伦不类。因此，有人把“天门”用道教的修行来解释，说天门就是百会穴，是灵魂出入的门户，修道修到了一定程度，灵魂可以自由出入，所以叫做天门开阖。其实老子的时代，根本还没有道教。道教是几百年以后才形成的，而“灵魂”之说，也和老子的实证哲学一点都牵连不上。道教的灵魂出入之说，是在魏晋以后，恐怕很受印度佛教的影响。今且就灵魂而言灵魂，既然“灵魂”都能自由出入了，那么何必还要“雌伏”？这句话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前后都扯不通。老子虽然没有给“天门”作特定的注解，但与人身有关的这一点，是不会错的。鬼谷子说：言为心声，而口为心的门户。（《鬼谷子·摩篇第八》）。而老子把“言善信”列在“七善”中的重要地位，在人身上能开阖，而传达心声的门户，应该是人的“口”，就是“天门”。
“无雌”的雌字，除了有母性的意思外，就是“雌黄”。雌黄是一种矿物，也是中药材，也可以用来涂字改错。雌黄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不负责任的言论，俗语叫做信口雌黄。“能无雌乎？”就是问，是不是会说话不算数，信口雌黄？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鬼谷子说：“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忌讳也，众口烁金，言有曲故也。”这是说信口雌黄，影响之大，后果会不堪设想的，还是多吃东西，少开口吧。
中国人都能琅琅上口的话，诸如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可见匹夫说话不算都是不能允许的事，何况领导。领导们言多必失，或言而无信，或轻诺寡信，或朝令夕改，都是不得了的大忌讳。然而，“好吹牛”最误事，吹牛者可能有很好的动机和目的，好心要把事情做得好，可由于嘴巴太快了些，没有先想清楚，就顺口说了出来，又夸大了些，以后不能兑现，误人误己。三国马谡，刘先主临死的时候，特别关照诸葛亮，说他“言过其实，终无大用”。连诸葛亮都被他的吹大牛唬住了，结果街亭大败，误了大事。从中国医学来看，很可能这些好吹牛的人的肝脏机能有些问题。近代也有一个人，他的名字是张沛纶。他谈锋特别犀利，吹起牛来，睥睨不群，目空一切，哄得满朝文武都说他是真材。在文事上，周公孔子也不过如此；在武事上，孙膑吴起也要让他三分，连李鸿章听过他吹牛，也夸他多才，称赏备至。中法交涉严重时，战事一触即发，清廷特派他为福建船政大臣，会办海疆事宜。他到了福建，与总督何景，巡抚张兆栋会晤，高谈阔论，旁若无人。何、张二人素闻他有才名，以为他有些来历，索性把军务都推到他的头上。他倒毫不辞让，到任好几个月，也不见他练兵布防，单只饮酒赋诗，围棋挟妓。人都说他，名将风流，非比等闲。也有不少人看出了端倪，参劾他沽名钓誉，毫无实际。等到法国人的兵舰打了进来，他还下令不准开炮。自己醉得不省人事，军将们要还击，叫他不醒，没处领弹药。于是在几个时辰中，中国海军丧失殆尽，福州失陷。后来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彭田乡把个蓬头垢面的他找到了，左宗棠竟然还上疏替他辩护。他那时还吹牛，在他自请处分的折子里说：“格于洋例，不能先发制人；狃于陆居，不能登舟共命。”为自己巧妙洗刷，结果充戍黑龙江了案。中国为他吃了败仗，把越南丢了。没有实际的乱吹牛，已经是“神经病”得厉害了，何况再酗酒？身居统帅这么个重要位置的一个领导者，在敌人打来的关头上，竟然酗酒醉得不省人事。这样的人，居然做那么大的官，真是古今中外无独仅有的了。
从现代心理学来看，对吹牛者的吹牛，很多人都能心知肚明他是在吹牛，为什么又这么容易上当呢？原来人人都有一种浪漫性的希望，特别是在低潮的时期。譬如人在危难时呼求“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主耶稣”“妈妈”等等，并非真有某某会来搭救，而是此时这人的心中，希望某某会来搭救，就好像小说戏剧中突然出现的英雄一样，被人浪漫地期待着。与其信其无，不如信其有。其实，人们相信的还是他们自己的浪漫主义，也就是一厢情愿希望他是真的。这时，如果刚好有一个人有吹牛狂，吹得越大越有人信，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在选举时，吹牛的人吹得越大，往往越容易当选。等到事后那些气球一个个破掉时，悔不该当初已来不及了。老子说：“美言可以市尊（买得人的尊敬）”（62章）。虽然“美言不信，信言不美。”（81章），吹牛的还是一度可以得逞的。
想一个人喝酒，居然喝到不省人事，他的肝脏和脑细胞多被酒精杀死，就会糊涂幻想。把幻想的事当真，自己编出故事来骗自己。谎话说了十遍，连自己都当作是真的。譬如李白是个大诗人，作诗的人，往往都会夸大其词，什么白发三千丈之类的话，很可能肝脏已经不妥了。再加上酗酒，就会神智不清，所以他竟然会跑到水中去捞月亮，昏头磕脑的，又不会游泳，以致被淹死，可惜了才子，好在他不曾误国。很奇怪，一般人在谈生意时，少不了要请吃饭。吃饭时必然喝酒，而且彼此互相灌酒、比酒（中国人的特别习俗），不知道大家努力把肝、脑细胞杀死后，还怎么能好好做生意？拼酒，白花了许多钱不算，常言道“酒是穿肠毒药”，也不知道那些人的目的是要酒，还是要命？有时遇到这种场合，看到他们那英雄豪杰的气概，一想到民族健康，不由得觉得他们十分可怜！
在现代企业里，企业的“言语”，就是“广告”。如今广告最有效力的是电视广告，人们现在不读书，不念报，不买杂志，却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