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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老子是什么人，居然大言不惭说，“他”要用“无名之朴”去镇住侯王。老子在周王面前的职位有两个：一个是做周天子的守藏吏；一个是当周天子的太史。守藏吏是帮天子保管珍贵的物品的主管，包括重要书籍文件。做这个事的人不是天子的“亲信”，天子能委派他吗？能当得上天下第一人的亲信总管，他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不必再强调了。另一个职位是：太史。太史就是专门搞辩证法的专家，是天子的随身顾问。恐怕一天都不知道要有几次，向这个王，展开他的“太极图”？所以他说：当王出了岔子的时候，他就能用他的无名之朴去镇他。因为他根本就是一直在天子面前这样做惯了的。天子他都能镇，何况诸侯？从而，他说这个话，并非吹牛，大言不惭。他能担当得起这样的职务，他不仅是天子所信任的一个主管，而且是一位可依靠的大学问家、辩证法专家。他是不管遇到什么难题，都要能对答如流，拿得出好办法来的一种特殊人才。他是黄石公所说的帝王师。如果老子不是有名有位，孔子怎么会千里迢迢去拜见他，而且乖乖地挨他教训，出来还说他是“龙”？只是老子是专讲谦退，大智大慧的人，不屑利用这些来张扬自己罢了。而他说：他能用“无名之朴”来镇侯、王，就绝不是夸张，他说的是事实，他每天都这样做的。对他来说，是很平常的。
司马迁写《老子列传》中说：“（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这里包括了三件事：第一，老子在周做官，很久很久。第二，看到周朝无可救药，将要衰亡。第三，他走了。不用说，那位周王天子（或众位周天子），必定是个“面条”式的人物，挑头，尾塌。挑尾，头塌。挑中间，两头塌。是个扶不起来的猪大肠。亏他耐着性子，跟他缠得那么久。一天到晚都得去“镇”他，久了自生烦腻。所谓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污。实在不行了，不得不忍痛割舍。老子是何等人物，岂会贪图那点蜗角虚名，留恋那过眼烟云的荣华富贵，学那驽马恋栈豆，和他们趟混水，蝇营狗苟，沆瀣一气？于是，他一肩行李，两袖清风，骑着一头青牛，飘然而去。何等潇洒利落！也是正人君子的万世楷模！
东汉章帝时，益州太守王阜，作《老子圣母碑》。碑文的第一句话是：“老子者，道也。”就是说：老子这个人就是道。道，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个抽象的存在。而老子是个具体的人，他把老子称为道，就是把抽象的道在老子身上具体化了。不免让人想起，西方在两千年来的基督教里，有父、子、灵三位一体之说，这个理论是基督教神学的骨架。也一度是西方哲学本体论，目的论，方法论的基石。圣父就是神（上帝），是抽象的存在，既看不见，也摸不着。保罗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可约翰说，耶稣是唯一能把抽象的神彰显出来的具体的人，所以叫他圣子。让人看见耶稣，就等于看见了神。后来耶稣死了，“升”天了，人们就连耶稣也看不见了。可是神和耶稣却又在一个叫作圣灵理论性的东西里，在世界上代表圣父、圣子，到处运行。照王阜的思路去想，也可以好有一比。圣父可比为道（其实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老子可比圣子（约翰说他：道成肉身，是父怀里的独生子。），那么辩证法即可比做圣灵（约翰称它为：保惠师。）。因此，国度，权柄，荣耀都归于道、老子、辩证法，直到永远！如果这个比法没有大差，西方人由此接引，对于道、老子和辩证法的理解，可以收如影随形之效。
黄老智慧
黄老智慧
第二部 《老子道德经》新论
第十四讲 “民之难治”
（美）张绪通
古今中外，哲学家们爱护人民，替人民说话的，不乏其人，但恐怕没有人能超过老子的。特别是，在许多重要不幸的大事发生时，老子总是把主要责任加在统治者的头上，很不情愿去责怪人民。就好像在一个家庭中，儿女出了问题，现代家庭问题的顾问专家们，首先考虑的是家长的个人作风，平日对儿女的教育和他们对每一个个案处理的方法，同样的把最主要的责任放在家长的身上。因为孩子毕竟只是孩子，他们的智力、能力怎能与家长相比！如果他们没有得到家长好好的生之，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51章）的话，他们做错了事或顶撞了父母，就马上辱之，骂之，鞭之，挞之，说他们事不贤，不肖，把一切责任都加诸在儿女的身上，以大欺小，就显得很不公平。这样会对孩子一生造成不良影响，不但是因此毁坏了一个孩子个人的人生幸福，而且可能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中国古代有一个极端虐待儿子的瞽叟叫大舜，他对儿子做的事是极端不人道的，这个故事曾经脍炙人口。可有一些人认为这个故事是个经典榜样，大吹大擂，要大家努力学习大舜（瞽叟）的虐待狂精神。可是，在老子的著作里，而且在那个时代里，却丝毫找不到这种偏激的思想作风。相反地，他挺身站出来挞伐这种偏激的作法，提出了他的不偏不倚的公平理论。因此，老子的思想直到现代，都没有时代的隔阂，永远没有时间空间的局限。
“治”是治理，现代语言称为管理。“难治”是不容易管理，或是管理不好，甚至是管理失败的意思。管理的对象是人民，管理的主体是政府，或是政府的决策者，就是领导。老子在《道德经》的每一章里，几乎都在直接间接地建议领导者如何摆正他们个人的心态和作风，并且一再提醒他们如何才能把人民或国家管理得有成效。因为既然他们是领导者，他们就有义务和责任把国家管理好。可是，人民或国家并不是那么容易就管理得好的，老子直接和间接地提出了为什么不容易管理的因素，给管理者一个清晰的依据，目的是希望他们能顺利地把国家管理好。领导者如果能顺利把国家管理得好，除了他们个人能威福齐盛，青史扬名外，最得益的还是整个国家和老百姓。反之，如果管理者丧失了威信，不仅是他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和人民的损失。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是息息相关的！
老子第一次直接提到“民之难治”这个命题是在《道德经》第65章，他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古代善于用“道”治理国家的领导们，不去教导人民聪明巧诈，而是教导人民大智大慧。人民所以难于管理，是因为他们太多聪明巧诈。如果领导们用“聪明巧诈”来治理国家的话，国家就会多灾难祸害。如果不用“聪明巧诈”来治理国家，那就是国家的福气。这两点（以智治国和不以智治国）是楷模公式，经常确认这个公式的，就叫做：玄德。玄德很高深啊！很远大啊！和一般事物的概念相反！然后就能达到“大顺”（完全通顺致治，政通人和。）的境界。这里面的“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句话，历来学者对此产生了许多疑问。有的人就把它比附于秦始皇“燔诗书，愚黥首”的愚民政策，指责老子是提倡愚民政策的。然而，《道德经》的敦煌辛、壬本，遂州、赵志坚本的这句话里都是没有“愚”字，而是写作“娱”字。日本学者武内义雄解释说：“娱”是娱乐的意思，如《诗经》里的：出其东门，聊可与娱。张景阳咏史诗：朝野多欢娱。而且在古代，“愚”与“遇”通用，如《吕氏春秋·勿躬篇》：幽诡愚（遇）险之言。不过在本文里，“智”与“愚”相对称，还是当“愚”讲比较顺。那么这个“愚”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老子称他自己是愚人（参见20章），他说：“我，愚人之心也哉，纯纯兮。”实际上老子自己就做了很好的解释，愚就是纯，纯洁朴实的意思。从辩证的思维来说，大智若愚，正是老子的习惯，类如：大成若缺，大直若屈，大巧若拙……所以“愚”不是愚笨的意思，而是大智大慧，淳朴真实的智慧。再掉过头来看，老子提到“智”字，常与“伪”字相连，如《道德经》第18章：“智慧出，有大伪。”易顺鼎解释说：“王注：‘多智巧诈’。”正好愚与智，成了纯洁朴实，真实的大智大慧与幽诡谲险，伪装假冒的聪明巧诈相对比。这样就很明显地看到了老子这句话的真义。因此领导者以聪明巧诈的办法来管理人民，人民也用他们的聪明巧诈来回应，大家以奸易奸，以伪易伪，这个国家马上就会陷入危机。即使领导者不以聪明巧诈来治理人民，人民也很可能用聪明巧诈来应付他们的管理者。因此，老子认为在从事于管理之先，要注意到教育，而教育人民的大纲，就是要人民纯洁朴实，具有真实的大智大慧，并强调要他们认识聪明巧诈的局限性，虚伪性和毁灭性。
如果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些人民特别聪明巧诈，就会酿成奇祸。举一个现实的例子来看，美国“9·11”事件，在纽约市里辉煌的世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