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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子《人间世》里，假口孔子，说了两个“大戒”：“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二，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就是说天下人间有两个大法则：一个是命，另一个是义。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是命定的，是彼此永远解除不了的心结。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大义，走到哪里都有政府。父母、政府都是人生绝对脱不开的东西，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所以称为人生的大法则。换言之，家庭和政府是人生自然而然与生俱来，永远摆脱不开的，所以也永远逃避不了。因为这种关系不是人为撮合的，如果是人能撮合的东西，人也能很容易把它们消解。既然是自然而然、与生俱来、永远解脱不了的，那么，必须好好面对它。反过来看，作父母的如果有了儿女，就注定脱不开了。同理，既做了政府的领导，人民是再也脱不开的了。既然大家有幸到这个世界上来了这一遭，又都有幸能聚在一起，就尽量把关系处理好吧，何必留下什么遗憾呢？
千万不能低估了庄子的这段话，因为中国文化发展到了周初，已经达到了一个定型的阶段。成了天下万民共同的认识，就是“民族国家”。中国正式成为一个家与国（至今国、家两字连用），民族与国家不可分割的大一统的国度。最高领导的天子，不仅是全国人民统治者“君”的代表，同时也是这个大家族“父”的代表，甚至还是全国子民“师”的代表（周书：作之君，作之父，作之师。）。自周以降，秦始皇企图把国与家，民族与国家分开，因此他一转眼就灭亡了。汉兴以后，民族与国家再度融合为一的意识形态，更牢不可破了。汉代有匈奴，魏晋有五胡，唐初有突厥，唐后有五代，北宋有金、辽，南宋有蒙古，明末有满清，对中国大一统的民族国家挑战。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中国从狭义的大汉民族，化为五族共和的大中华民族，又再度接受了日本的挑战，得到最后胜利。这是中国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性质上根本不同的地方，也是中国的骄傲。炎黄子孙虽然遍布全球，只要拿镜子自己照一下，就能认同自己的根源。即使你自己不在乎，别人却很在乎。如果中国政府大祭黄陵，就会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向心力量，无法估计。
孔子说：微（没有）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做了亡国奴了）！（《论语》宪问第14）。大政治家管仲为中国订下了的“尊王、攘夷”政策是中华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命脉。中国人几千年“攘夷”的结果是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越来越庞大坚实。而“尊王”就是拥护中央政府，把中央政府拥护好，就是全国人民的大幸福。依照庄子所说，不管你逃到哪里，还是逃不脱头上有个政府。倒不如，好好拥护自己的中央政府，大家把关系搞好，大家都舒服自在，潇洒一点，活得也不太累，并且也有光荣。总比当汉奸，做乱臣贼子稳便得多。庄子的两个“大戒”是很有来历的，要论证它的来历，写一本书都说不完。不过，只要稍微涉及一点历史的知识，就不难理解两个“大戒”对自己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在中国当领导，称国民为：父老，兄弟，姊妹们！或同胞们。除了治理他们，最要紧的是对他们像自己亲生儿女一样的体贴，关爱和照顾。所以老子说：“爱民，治国，能无为乎？”（10章），要注意这句话，爱民被放在治国的前面，是个大前提。自古中国领导切忌“表演”、切忌“多言”、切忌过于宠惯自己亲生的儿女，让人民感觉到他们那个“儿女”的名分不是真实的。譬如严嵩这个领导，不是不能干，只是看不开，一味宠着儿子发财，最后落得身败名裂，死在儿子的手上。同时期的戚继光，在前线牺牲了自己的儿子，不仅他的抗倭事业大大成功，而且成为永远的民族英雄。王安石一味宠惯儿子，可以不卜而知，他的变法使命一定一败涂地。在中国当领导，说难很难，说易也易。只要拿捏得恰到好处，获得了人民的爱戴，人民就自愿去蹈汤赴火。人和，一定政通。可是，如果人民觉得你欺骗玩弄了他们，可不得了！他们就会手指太阳说“吾与汝偕亡”！这是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不相同的！领导和人民的关系不仅是政治性的，抑且是家庭性的，更是感性的！
庄子这两个“大戒”，不知道难坏了多少人啊！怎么能把关系处理好呢？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生大题目！在《道德经》第51章，老子已经解答了一大半。
整个宇宙是一个大生命体，个人是一个小生命体，都是有机的，活的，依照自然规律生长的。抽象的“道”，代表了宇宙大生命体的原理原则。而具体的“德”，是存在于宇宙大生命体和个人小生命体中间的一个有机体。在人的世界里，直接具体地反映了大生命体运行活动的原理原则，为天下万民（百姓）服务。这一个有机体就是为人民担当一切苦难灾殃“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78章）”和“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78章）”的政府和领导者——侯、王。老子不厌其烦地一再强调政府和领导者的机能，必须是依照有机、生命、自然而然的法则运行，不得以任何个人的“人意”或“人欲”来阻止、破坏它的运行，也不能“揠苗助长”，用“人意”和“人欲”去催化。是谓：莫之爵，而常自然。老子这个《政治学》或《政治哲学》，扬弃人为的、机械的架构，死板的教条，从生命的本身来探索，来立论，来建造。是世界人类无独仅有的，与众大大不同的。也是活生生的，有效果的。
让我们再来看老子还怎么说。
在《道德经》第38章，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就是说：上等的“德”，或“有上德之人”不搞形式、教条，于是，他们就是真正的“有德”。下等的“德”，或“有下德之人”，专门拘守形式、教条，死死地守住形式、教条，生怕丢失了它们，却由于无法达成，反而变成“无德”。上等的“德”，或“有上德之人”运用“无为”的原理原则和方法，所以用不着故意做作，表现，搞形式、教条。下等的“德”，或“有下德之人”，就专搞形式、教条，故意做作，表现，表演。说来说去，老子又说到统治者的头上来了。在这里，他把“德”更仔细分析为“上德”和“下德”，“上德”直接反映了“道”，是自然而然的，是顺着宇宙生命体的法则正常运行的。“下德”就搀和了人为的因素进去了。为什么他要这样详细地来分解它们呢？因为老子知道，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人不能轻易脱去“自我”，动不动就要自显聪明，自我表现，去画蛇添足，就把很好的事情弄得一团糟。同时还要推诿，遮掩，就越弄越糟，把事物往死亡里推。
老子把统治者和他们的政府曾经分成三个等级，他说：“太上，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侮之。”（17章）。最上等的，是人民知道他们的存在而已。《淮南子·泰训篇》说：尧治天下，政教平，德润洽，在位七十载。《列子·仲尼第14》中有关于帝尧的一个故事，说：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道天下治得怎么样？也不知道人民拥戴不拥戴自己？就去问他的左右侍从，侍从们回说，不知道。于是去问外朝官员，外朝官员们也回答说不知道。他就去问人民，人民也说不知道。他就换上普通的衣裳，微服到大街上去打听，听到街上的儿童们在唱歌。他们唱：“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尧问儿童，谁教你们唱这个歌的？儿童说是大夫。他就去问大夫。大夫说：这是古诗。这个故事是形容最高级的统治方式与效果就是那么自然而然，毫无人为的做作和虚伪。次一等的统治者和政府是人民爱戴他们和赞扬他们。下等的统治者和政府是人民害怕他们和辱骂他们。与上面的“上德”“下德”参照来看，就能一目了然，清清楚楚地知道老子在说什么。
老子在讲过“道”“德”关系和它们的特殊内容之后，又接着讨论在当时市面上存在着的三个概念，就是仁，义和礼。在姬周推翻了殷商，革命成功以后，一统天下。周公就别出心裁，制订了“礼”的制度，并且出版了《礼记》，把“礼”的内容规定得详详细细。后人就有了一个口头语：“读孔孟之书，达周公之礼。”周公之礼把人的一切行为都规范了起来，比世界上其他古今各国的“伦理道德规范”还要严格详明。因为有了“周公之礼”，中国人动不动就自诩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别人并不懂周公之礼，所以视为禽兽贱种。可是很不幸，“礼制”归礼制，规定得很好，人民就是不能遵循。到了孔子的时代，孔子眼看社会充满了邪恶，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完全成了禽兽世界。他研究的结果，结论是：由于周公之礼被后人抛弃了，所以人类就沉沦了。要想改正目前的堕落，唯一首要之务就是赶紧“恢复周公之礼”。于是，他到处奔走宣传这个信念，叫做“复礼”运动。由于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有效地恢复礼制，使人民君臣上下能切实遵守，就跑到京城去请教老子，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问礼”。他既然千里迢迢地来了，老子就切切实实地给他上了一课。告诉他：所谓“礼”，都是人为的死教条。根本就不可行，也不能行。不是社会背叛了礼制，是礼制背叛了社会。由于它那行不通的繁文缛节，没有人真能照办，逼于政治的压力，大家就伪装作弊，表面好像是彬彬有礼，道貌岸然，背地里就是蝇营狗苟，男盗女娼。社会腐败堕落的根源是大家虚伪欺诈，是从严格的，硬做规定的礼制那里激发出来的后果。“礼”就变成“忠信之薄，乱之首也。”你如今还要去恢复礼制，岂不是缘木求鱼，首尾倒置吗？况且周公和他的礼制早就死得连骨头都没有了，礼制的腐朽是有它合理的原因的，你就不必再开倒车了。
“子弑其父，臣弑其君。”表面看上去是问题出在“子”和“臣”。其实不然，问题不是片面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史可法，文天祥的出现并不是好事。在正常的君正、臣贤的状态下，绝对不可能有史、文表演的机会。“六亲不和出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18章）。大舜之所以大孝，是因为有了一个虐待狂，神经病的爸爸瞽叟，闹得家反宅乱。教忠，教孝，教仁，教义，表面上好像很对，但是后遗症和副作用就会令人担当不起。老子看事情不是从平面、静态着眼，而是从立体、动态着眼，所以比较能看得清楚和正确。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第12）。根据孔子的话，“仁”的定义是克己与复礼。“礼”是周公之礼，前面已经谈过了。剩下还有一个“义”。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第4）。义是和利相反的意思。孔子强调“仁”和“礼”，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