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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出现联盟成员之间的不谐和，乃至仇杀，就是“势利”惹的祸。要知道，地方政治单元一经形成，就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汉末地方长官权重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情，州郡牧守除了握有地方的政权，还拥有了军权，在政局动荡不安的时候，属于他们的一州一郡，就是他们避乱的港湾。在这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单元中，进可以争雄天下，退可以自保一方，完全可以不顾及皇权的存在与否，州郡就是他们的“势利”所在。发现了它，关东联盟的自行瓦解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事情，而关东联盟一旦瓦解，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汉末地方割据局面的全面出现。曹丕，曹操的儿子，这位未来的魏国缔造者，他在《典论》中写过这么一段文字，算是给当年关东联盟的聚散离合做出一个总结：
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海内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族，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
天下乱了，联盟散了，洛阳离州郡长官们越来越远，朝堂也就随它去吧，卸下道义的重负，去割据地方，去相互兼并，去得势利，去获得各自的生存。
迁都与招安：被抛弃的洛阳旧臣
董卓将废帝到弑王所引发的一连串的政治苦难全抛给了士人，他轻而易举地做到了不战而屈士人武力。但是城外的盟军终究是个不小的压力，与其固守洛阳城池，与士人武装对峙，不如退出这一是非之地，回归西部故里，一来可以稳定军心，二来也可以摆脱盟军的纠缠。主意既已拿定，董卓宣布迁都长安，并且很合东汉政治思潮地引用了谶语来印证迁都的合理性，却不成想，沉寂的朝堂之上竟然响起了一片异己的呼声，死水起了波澜。
司徒杨彪称：“迁都虽易，但要重新安顿下来却很难。”
太尉黄琬说：“光武帝定都洛阳，这是天意，岂能随意迁动，使四海失望。”
不思进取：兴兵赴国难却因势利散（5）
河南尹朱俊称：“国家西迁，天下失望。”
陈纪则直截了当地说：“董公您还是别这样大权独揽，朝中之事应该由公卿大臣来办，您还是专心治军吧！迁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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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异己声中，董卓有些迷惑了。苟安于朝堂上的士人在弘农王被害之时，哑然无声，既无愤怒之容，又无舍身取义之举，迁都较之弘农王之死，轻重显然，而士人滔滔陈辞，究竟是为了什么？
曾记得法国人蒙田（Montaigne）说过：“已经充满了悲哀了，最轻微的增添亦可冲破他的容忍的藩篱。”
洛阳朝臣的呼声此起彼伏，久已压抑的情感释放了出来，那里掺杂着对一生信仰的哀婉之音，但是，面对强暴，残存于肺腑中的直觉正义，又是多么地无力啊！
就在这一片激愤声中，司空荀爽冷酷地说：“你们这样做，最终会惹火上身，我不会这么做的。”颍川荀氏是东汉的士林名门，而在危难之时，抉择之际，荀爽取生存之路，放弃道义的陈述，这是身处险境中激发出的生存本能。而且，荀爽这种求生的欲望，已经不止一次表露过，前面我们在讲到李膺身罹党锢之难，罢官还乡，荀爽就曾经给他写信，恳求李膺远离政治，保全性命，“怡神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沉，与时抑扬”（《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在荀爽的思想里，个人是难于和时势相较高低的，只有活下来，或是善于隐藏自己，才能待时而动。
而历经百劫之后，洛阳朝臣仍旧要独自面对凶恶与残忍，他们无法从武力的强压下散逸出来，创造一个新的机制来运转已经深深陷入泥沼中的政治车轮，荀爽对生的渴求已经无法再用道德信仰来规范了。
激越的心情在生存关怀中趋于沉寂，洛阳通往长安的大道上扬起了迷人的尘埃，曾经的洛阳那么繁华，贵戚府邸相连，家家富积金帛，但就在这刹那间，仿佛都已是暮年垂老，逝去的将永远地逝去。
在滚滚的洛阳大火中，董卓露出狰狞的面目，全然不讲过去的情谊，他手舞屠刀，灭杀了袁氏宗族自太傅袁隗以下男女五十余口，以此向盟军示威。与此同时，他还派出了五名招安大使，他们是：大鸿胪韩融、少府阴循、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循、越骑校尉王环。
五人皆为名士，而他们对盟军的招安成功与否对于董卓来说都是一次胜利。招安事成，则盟军要匍匐于董卓的脚下，董卓无忧矣；招安失败，则有两种可能，一是招安者为盟军接纳，这样，盟军仍旧认同于洛阳旧臣，此前的按兵不动，只能算作一种假象，士人武装必将西向以解同志之厄，董卓就要小心提防了；二是招安者遭到盟军的排斥，则盟军斩断与洛阳旧臣的感情纽带，洛阳旧臣遂成为孤单无助的群体，盟军无心西进，与董卓拼耗实力，展开无谓的战争，董卓可以放心地做他的无冕之王了。
招安，实际上就是董卓施展的苦肉计。那么，招安的结局究竟怎样呢？
除去韩融以外，其余四人皆命丧黄泉，死于盟军之手。对于这突然的变故，胡母班在盟军为他们设置的监狱中给他的妻兄河内太守王匡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与董卓是亲戚？还是同他一样犯下了不赦之罪？足下张虎狼之口，吐长蛇之毒，把对董卓的愤恨转嫁到我的头上，这是多么地残酷啊！死，是人所惧怕的，但不能容忍的是被一群狂夫所害。如果亡者有灵，我一定会将你们的罪行向皇天倾诉。都说婚姻中能体现祸福，今天我算是看到了，原来是一家人，现在却成了仇人。我的两个儿子，你的外甥，在我死之后，千万不要让他们看到我的尸骸。
面对死亡，胡母班大惑不解，连王匡也不得其中要旨，只能抱着自己的两个外甥大声地哭泣，但泪水并没有挽留住胡母班等人的生命，感化发布命令的袁绍那业已生硬的心。
在袁绍这位关东联盟领袖的眼中，已经没有了士人名士的影像，所有的一切都转化成现实利益的纠葛，他也要拿起屠刀，刀起刀落间，士人间的温情就在鲜血迸溅中飞化了。自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关东牧守要与洛阳旧臣分隔东西。
不思进取：兴兵赴国难却因势利散（6）
在凄恻的哭泣声中，董卓心满意足地去了长安，他没有了忧虑；
在凄恻的哭泣声中，关东牧守们用黄土掩埋了“故我”，在滴血的刀剑下，衍生出一个残酷的“新我”。
*生存还是死亡
举大事而仰人资给，不据一州，无以自全。——《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英雄记》
角色转变：从清流到地方实力派（1）
在经历了流血的煎熬，武人已经挟持着汉室遗孤和洛阳旧臣远去了，消失在角逐势利中诞生的新士人——关东牧守的视野中。新士人如何来面对这残酷的现实？是鼓足余勇进入洛阳，在瓦砾中，在断垣间，去寻觅昔日的情怀？还是卷起义旗，止息战鼓，隔绝东西，各为诸侯？
这一切已经不必再去做出抉择，在连遭变难之后，新士人的旧日理想早已灰飞烟灭，既而转入对新的生存空间的营造，不想在那里，生的意义竟也是那般的苦涩。在冀州刺史韩馥那里，就可见一斑了。
韩馥是从东汉文化重镇颍川走出的士人，是董卓进京后，周毖、伍琼行政中试图扭转政治颓势，清除董卓残暴力量而外派出任州郡长官的五名京官之一。但一旦踏上冀州的土地，韩馥的心情就同以往大不相同了。
汉末的冀州是兵精粮足，士民殷盛，以如此之势来面对中原凋敝，优越的感受油然而生。在洛阳朝廷中，韩馥可以做他的清流，写一些官样的文章，抒发一下自己对时政的失望之情，表达一下自己除残去秽的强烈愿望，在士林中博得一个直言的美名。但是在冀州，韩馥集一州的军政大权于一身，不再会有先前的作为了，逼人的社会现实，已经跃出笔端，成为他日常要加以应对的地方行政。他必须倾其才智，为自己以及与己相关的群体利益尽心谋划，稍有不慎，冀州刺史就会成为阶下囚，现实的残酷，正一步步侵蚀着韩馥的身心。他不能也不敢再去实践一个纯真士人的社会理想，去做一个果敢的勇士，奔赴国难，即使是以冀州的强大实力为后盾，但要与董卓那支横暴的凉州军相抗衡，韩馥便有很多很多的顾虑，道义的光环慢慢地褪去了它的色泽，受制于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压迫，韩馥又怎敢轻言去就？他的行为正在模写其心理的转化。在袁绍首倡义兵讨伐董卓时，表现得越发明显。
袁绍自与董卓反目之后，便来到了冀州，而此时朝中名士们正在为他斡旋，使他免遭董卓的毒手。在周毖、伍琼、何颙等人的游说下，加之袁氏在朝中地位显赫，董卓也“大度”地许给了袁绍一个渤海郡太守的官职，还封他做了邟乡侯。而汉末地方行政职权的划分，已经与前大不相同了，一州刺史不再是只执行监察权，而是统摄一州军政，这就使得袁绍成为了韩馥的下属。但韩袁之间还有一层关系，袁氏四世五公，其门生故吏遍布天下，韩馥就是袁氏众多门生之一，作为东汉的一则惯例，门生一旦发达，总会对自己宗师的后代眷顾有加，韩馥对于袁绍大概也不会端什么长官的架子吧？
但，袁绍又怎会把一个“小小”的渤海郡太守放在眼中，袁绍逃离洛阳的目的，就是要避开董卓的锋芒，纠集武装，反攻洛阳，有没有官衣，并不重要。之所以他要接受董卓的这份“恩赐”，无非想行事方便些，以汉官的名义讨伐汉朝叛逆，倒也是合乎情理。
袁绍的激越，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而韩馥在抉择之际所表现出的无限犹疑，就使得袁韩之间摩擦在不断地加剧。
先是，韩馥改变了初衷。我们知道，韩馥离京就任冀州刺史，是周、伍行政中里应外合讨伐董卓计划中的重要一步，韩馥理应起兵。但是，在听说袁绍到了渤海，要树立义旗，兴兵伐董的时候，韩馥却慌忙派遣手下亲信以州官的名义前往渤海，看住袁绍。只是，这丝毫起不到什么作用，士人以武力来对抗强暴是大势所趋，袁绍树立义旗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几个从事小吏又怎能阻拦得住呢？况且，韩馥如果一味设置障碍，只会将自己扯进泥潭，遭到来自于士人方面的鄙弃，却不会获得董卓的好感，而做一只孤云野鹤，韩馥又没有这个心境。
袁绍起兵在即，冀州眼看就会因此被卷入一场无望的战争当中，韩馥刚刚得到的殷实资本可能会化为乌有，这可如何是好？
恰恰就在这时，一纸三公移书使得韩馥脱离了烦恼。而这纸文书实际上是由东郡太守桥瑁假借三公名义发往州郡的，前已经述说。这本就是州郡起兵的讯号，但在韩馥眼中却成了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