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着眼于历史中的相关人物，来申说天命；后者则用灾异来比附人事，是汉代经学之士阐述其政治观点时通常用的方式。二者殊途同归。从字面上看，自然就是让董卓死了做皇帝的那颗心，但蔡邕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劝谏达到重新塑造董卓的目的，也未可知。毕竟在政局混乱之际，需要一个强臣来重整朝纲，恢复国家正常的政治秩序。而天命、灾异的警示，对于董卓其人来说，显然有着一定约束力。
这是因为：对传统政治模式的认同，已经深化为一种留存在当时人头脑中的规范，成为他们政治行为的指南。我们知道，东汉自“光武中兴”之后，经明帝一朝的短暂维持，盛世景象即告结束，随之而来的是长时期的政治衰败，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这种衰而不亡的政治态势，却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这期间东汉统治者刻意在政治上营造的思想“教化”，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教化”的妙处就在于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整理，上升提取出一个类似于宗教纲领性质的“国家精神”出来，即以谶纬的手法对儒家的基本原理加以“神化”，推出“纲常名教”，竭力烘托出君主的神圣性，将“天人感应”思维链条的关键部位，引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上下尊卑这样一种在现实世界中仿佛已经固有的政治—社会秩序来，且这一秩序的维系条件是自下而上的，即通过构成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入手，对其成员进行道德熏染，依照“孝”的基本理路贯穿下去，再按照儒家“忠孝”同构的原则，转而提升到国家政治的高度，就表现为臣子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即“效忠”。
这就决定了生活在以天人感应神学建构的政治社会中，人们不能轻易对君权的神圣性加以否定。在汉末短短的二三十年中，同样的事例发生了很多很多。最显著的莫过于，汉魏之际曹操在群臣的劝进声中，竭力声明自己宁愿做历史上的周文王，也不愿在他手中完成新旧王朝的更替，与当年董卓没有代汉自立的心态如出一辙，曹操同样要受到约束。
话说回来，虽然董卓受到了纲常名教的束缚，尚不敢越雷池一步，但长安城中的士人官僚并没有因此而收敛诛杀董卓的决心，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已经认定董卓是变乱社会的惟一毒素了。在屡遭挫折之后，司徒王允便给大家带来了一线曙光，因为他发现了可以置董卓于死地的董“工具”，那就是吕布。之所以有此发现，这还需要从董卓与吕布之间的关系谈起。
杀贼：王允下出的一步险棋（2）
董吕之间的关系确立于中平六年董卓进入洛阳之后。在高官利禄的诱惑下，受到董卓疑兵的蒙蔽，促使吕布与其统帅丁原的反目，董卓得以假吕布之手杀掉了丁原，吕布也就成为并州军的新统帅，转归董卓麾下。
从这一角度出发，来考虑董吕关系，就会发现，吕布对董卓的依附，是在受到董卓凉州军假象的蒙蔽下，所采取的一种自保之举。一旦假象被揭穿，同样拥有一支强大武装的吕布会作何反应，就很难说了。这同时也决定了董卓对吕布的控制，绝不可掉以轻心。因此，《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所记载的董卓害怕他人暗算，让吕布做了自己的贴身护卫，实际上是在未完全消化并州军之前，对吕布实行的一种控制措施而已。并凉之间的隔膜依旧存在。日后二人的反目成仇就因此埋下了种子。
史料中所记载的吕布对董卓产生厌恶之情，盖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由于一次董卓失手差点用戟误伤吕布，董卓虽为此向吕布赔罪，但却引起吕布对董卓的怨恨；
二是吕布与董卓侍婢有染，恐为董卓觉察，故生杀卓之心。侍婢经后世小说家渲染，衍生出王允的“连环计”和美女貂蝉来。但两个原因似都流于表面；尚未触及根本。
吕布要杀掉董卓，就在于上面讲到的董吕关系的脆弱性上。进而可延伸为并凉武人之间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并州军处于被动的态势中，随时都可能被凉州军蚕食，而失去了武装，吕布也就失去了立身之本，为谋求自身及其集团的发展空间，吕布也会反戈相击。
王允的介入，想必就是看到了董吕之间这层微妙的关系，加之在一次次密谋诛杀董卓的活动流产，王允引外兵勤王的计划又遭夭折的情况下，出于对武装的渴求，才将视线转向握有兵马的吕布身上，下出了联络吕布的这一着险棋。而吕布能倒向士大夫阵营，除去上面讲到的董吕关系的脆弱性外，还有着其他方面的原因。
一是王允与其有同乡之谊（按：王允系太原郡祁人，吕布系五原郡九原人，二人同为并州人士），无形当中拉近了王吕之间的距离；
二是士大夫政府的合法性仍旧对一介武夫有着约束力；
三是董卓进驻长安前，把凉州军的主力布防于长安以东的陕县（今河南省陕县）一线，用来阻挡关东士大夫武装可能的西进。这就为吕布敢于同董卓兵戎相见提供了可能。
于是，王吕的结合，终于演成了下面的一幕。
初平三年（192）夏四月辛巳（公历5月22日），董卓在重兵护卫之下，前往未央殿赴朝会。当行至掖门的时候，宫门卫士突然手持长戟向他刺来，猝不及防的董卓慌忙向吕布求援，未成想吕布却从怀中摸出一纸诏书，向他宣布了死刑。
董卓死了，董卓死了。消息传开，长安百姓顿时喜笑颜开，载歌载舞走上街头，喝酒吃肉，把这一天当作了节日，想必他们以为董卓的死，就标志着苦难生活的结束，安定生活的到来。单相思：满天乌云浑不知殊不知，快乐的心情很快就会淹没在滚滚西来的乌云中。这片乌云的到来，谁又能想到竟是那位在诛杀董卓中有着首建之功，又在董卓死后成为朝堂领袖，被当时人视为“王佐才”（郭泰对王允的评语）的王允一手招来的呢？
董卓死后，如何安置董卓部伍是必须及早解决的问题。但恰恰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王允犯了大错误。就董卓死后的形势而言，一度是向着有利于长安士人政府的方向发展着。驻扎在长安以东陕县一线的凉州军主力，在得知董卓死讯后，就乱了阵营。
先是作为凉州军统帅的董卓女婿牛辅变得多疑起来，听信了巫师的话，杀了大将董越，后来自己的大营发生骚乱，牛辅也丢了性命。这时的凉州军群龙无首，在一群中下级军官的会商下，提出了向长安士人政府讨要一张大赦令的主张，也就是说在投降之后，要保证凉州军人的安全。对于凉州军的“摇尾乞怜”，王允倒也显得大度，说什么凉州军本来就没有什么罪过，何赦之有？这一大度是聪明的表现，还是愚蠢的做法，自当别论。但凉州军没有吃到定心丸，却又听到了风言风语，凉州军中有位颇有智识的人物——贾诩站出来说话了：
杀贼：王允下出的一步险棋（3）
听说长安城中正在商议如何铲灭我们凉州人。如果这时候我们散伙走人，我们就成了刀俎之肉，只有听任宰割了。反倒不如大家齐心协力，去攻打长安，为董公报仇。一旦成功，国家就是我们的了。不成功的话，再散伙不迟。
武人们认为贾诩说的有道理，偏偏在这时又从长安方面传来丁彦思、蔡伯喈被杀的消息，又给武人以极大的震动。
丁彦思，事迹不详。蔡伯喈，就是那位博闻强记，声名远播的大名士蔡邕，而丁彦思与蔡邕同列，想必也应该是位名士。蔡邕被杀，其间有着很多值得回味之处。
蔡邕的死因，谢承《后汉书》和范晔《后汉书》的记载大致相同，即蔡邕得知董卓被诛杀，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叹息的声音，从而被王允认定这是同情董卓的表示，王允的逻辑是：董卓是国贼，蔡邕是汉臣，国贼被诛，汉臣不喜反哀，则蔡邕是董卓同党，那就该杀。
而蔡邕得到董卓礼遇是事实，在蔡邕思想中也曾把董卓作为强臣来视之，前已言明塑造强臣是士人的政治选择。可是，董卓的种种作为，使得蔡邕发现自己的选择对象错了。于是，他就有了出逃的打算。对于亡命天涯，蔡邕并不惧怕，他曾经为躲避宦官的迫害，在外浪迹十二年。可是，蔡邕的堂弟蔡谷提醒他说，你的长相比较特别，逃到哪里，都会被人认出来。蔡邕也就打消了出逃的念头。
既然蔡邕放弃了董卓，那么王允为什么又要在董卓死后硬性给他贴上一张董卓同党的标签呢？曾经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对此就大不理解，认为是史书记载有误。但是，他却忽略了王允在诛杀董卓成功之后的转变。《后汉书》卷六六《王允传》说：
允性刚棱疾恶，初惧董卓豺狼，故折节图之。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
董卓是王允的敌人，为消灭敌人，王允可以从大局出发，做一个大度的人。而董卓死了，敌人没了，王允成了拯救国家于危亡之际的功臣，成了朝臣的领袖，这时他就是正义的化身。过去要隐忍的事情，现在不用了，架子要端足，杀一两个名士，对于树立个人威信，整饬朝纲，想必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吧！更何况王允对于蔡邕有成见，因为蔡邕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下没给他面子，这件往事记录在南朝梁人殷芸写的《小说》中，文曰：
初，司徒王允数与邕会议，允词常屈，由是衔邕。及允诛董卓，并收邕，众人争之，不能得。
王允杀蔡邕，是要了断个人的恩怨。这听起来未免过于残酷了。但如果我们来读读顾炎武由蔡邕而引起的一番评论的话，就大致可以了解这残酷背后却有着更深的内容。顾炎武说：
东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无守；卓死惊叹，无识。观其集中，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后人为立佳传。嗟乎！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之哉！（《日知录》卷一三《两汉风俗》）
顾炎武把蔡邕看作了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从蔡邕身上就可折射出时代风气的转变。我们知道，尚节义是党人时代最可宝贵的财富，所谓“文章盛”则是末世浮华的表现。王允是党人时代的名士，而蔡邕在政治漩涡中苦苦挣扎了大半生，未尝不具党人的身份。而此党人对彼党人的问罪，绝不是对过去时代精神回归的企盼。
名士尚不免于一死，对于董卓的死党，武人们的命运自可想见了。凉州军就此坚定了背水一战的决心。
但要是想让凉州军回心转意，似还有他途可寻。那时，就有人向王允献计说，让皇甫嵩去出任凉州军统帅。要知道，皇甫嵩系出凉州名门，德高望重，其忠心为国早已是家喻户晓的事情。可是，王允认为这样做虽然能起到安抚凉州军心的作用，但却会使关东士大夫们起了疑心，毕竟凉州军还是由凉州人来统帅，还横亘在长安与关东交通的要道上，而关东士大夫才是王允的亲人，他不能做出对不起亲人的事情。相比之下，皇甫嵩出山是弊大于利啊！王允的这一想法，终于道出他在对待凉州军问题上的态度，那就是，董卓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