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办妥了，曹操自然会感激您。”张杨显然认为董昭的话很有道理，完全照办。董昭在下面做得更加周全，以曹操的名义给长安城中的李傕、郭汜等人写了信，并且给他们都备下了一份礼物。王必又可以踏上西行之路，来到了长安。
中间道路：曹操通使长安（2）
虽然有了张杨的引荐，有了董昭的打点，但是凉州武人认为曹操此番通使，其中必定有诈。于是，决定扣留王必。为了打消武人的心理疑虑，黄门侍郎钟繇做了说客。他在武人面前讲，天下大乱，有多少人会想到我们的天子。曹操能派使者来，就足以看到他的忠心，但却得不到应有的信任，这样对待曹操很不明智。
钟繇，颍川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市东）人，颍川有饮誉士林的四大家族——荀、陈、韩、钟，钟氏即位列其间。像钟繇这样的清贤名士要站出来替曹操说话，是否可以看作是代表了那群幸免于难的名公大臣的意见？是否可以看作是朝臣与关东“亲人”建立联系的表现呢？关于这次上书的目的，有研究者认为：一是曹操企图与李傕等人和解，使他的兖州刺史一职得到正式确认，以便进一步跻身东汉政府；二是联络包括钟繇、丁冲在内的东汉政府大臣，借以探听长安虚实，以及如何对待李傕等人的办法（方诗铭《曹操与“白波贼”对东汉政权的争夺》）。但这也只能是一种推测。如果曹操能做到如此周密，势必要对初平三年的长安形势有着极其细致的了解。难道是赵岐在给曹操指点迷津？但是从董昭为曹操作书给李傕、郭汜这一细节看，曹操对于长安的了解还是不够的。就目前能看到的描述当时零星历史场景的片断，只有在王必完成使命返回兖州，从他那里曹操才可能知道长安的人与事。而王必是否和朝臣达成了某种共识，就无从考证了。
李傕、郭汜等人的疑虑最终被打消，承认了曹操通使是效忠王室的行为。但进一步的成果则不显见，曹操仍旧是领兖州刺史，而在刘岱阵亡后，有位钦命的兖州刺史金尚前来就职，被曹操驱逐出境，长安方面没有怪罪曹操，就算是恩典了。曹操真正从天子那里得到任命状已经是兴平二年（195）冬季的事情，与此次通使无关。这次通使虽然打通了兖州与长安之间的孔道，但如何完成“奉天子”，依然没有章法。而时局的动荡，又使此次通使的意义变得模糊起来。
东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1）
曹操自初平三年四月入主兖州后，境况比起他起兵之初是大为改观了。济北（今山东省长清县南）一战，受降黄巾三十余万，曹操择其精锐，组建了“青州军”。但是实力的增强，并不意味着曹操可以坐稳兖州。公孙瓒挥兵南下，还任命了单经去做兖州牧；陶谦、袁术先后进入兖州境，这都要让曹操花些气力去应对。更令曹操心惊的是，兖州内部也出现了裂痕，最终演成举州改旗易帜，曹操的势力被压缩在鄄城（今山东省鄄城县北）、范（今山东省梁山县西南）和东阿（今山东省阳谷县东北）三座县城中。而此番肇事者竟然是自己最为信赖的密友张邈，以及对曹操备加推崇的陈宫。这一下就把曹操逼入了险境。
那么，张邈和陈宫为何要背弃曹操呢？
《三国志》卷七《张邈传》提供了一个答案，那就是张邈害怕曹操迫于袁绍的压力而对其下黑手。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曹操对张邈的信任，张邈的隐忧似乎是没有道理的。而陈宫作为兖州事变的谋主，他将张邈推向前台，是认为张邈也是一时豪杰，不应听曹操的摆布，应该出来主持兖州大局，“观天下形势，俟时事之变通”。拿陈宫这番主张与当初他力主曹操出领兖州说过的话——“曹东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宁生民”（《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世语》）作一比较，陈宫移情别恋没有必要啊！
关于此次兖州事变的起因，还有一个答案保存在陈琳为袁绍所作《讨曹檄文》中。檄文中这样说：“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首被枭悬之戮，妻孥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边让之死，成为兖州事变的导火索。
边让，何许人也？他的死会震动兖州，差点让曹操流离失所。
边让，兖州名士，是一个有文才的人，蔡邕则说他是个天才，“聪明贤智”。曹操对他也应该有所了解，当初大将军何进招揽天下名士的时候，边让就是其中之一，做了大将军令史，后来做到九江太守。从九江离职回到家乡的时候，孔融还特地给曹操写了封信，让曹操重用这位有才的人。但是在有人伦见识的郭林宗（郭泰字林宗）眼里，边让固然有才，却“不入道”，也就是不识时务。曹操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后汉书》卷八○下《文苑列传·边让》说：“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边让看不起曹操，曹操就杀了他和他的全家。田余庆先生曾撰文指出，曹操杀边让，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兖州士大夫从边让事件中“深感悲哀和恐惧”，这就有了“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兖州士大夫站到了曹操的对立面（田余庆《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
这么看来，张邈的隐忧还是其次，兖州事变的主因就在于边让之死对于张邈和陈宫等兖州士大夫的警示。下一个边让莫不就是自己了？
曹操直到兴平二年（195）年底才最终收复失地，但是粮食的匮乏，部队的减员，以及兖州士大夫的背弃，都促使曹操对兖州的战略价值做出重新的评估。
也就在曹操忙着料理内务的时候，长安方面也不太平。
凉州武人没有“安乐”多久，那些将军们就彼此猜疑，互较短长起来。李傕觉着樊稠有通敌嫌疑，就杀了樊稠；后来又认为郭汜要下毒害他，就和郭汜开战……直至发展成兴平二年的大规模武装厮杀。而天子却在这般混乱当中，踏上了东归之路。这里面又可发现朝臣的身影，“天子得出长安，（钟）繇有力焉”（《三国志》卷一三《钟繇传》）。联想到钟繇的游说，钟繇的策反，钟繇似乎是在为袁、曹的“期会洛阳，奉迎车驾”默默地做着工作。
当献帝渡过黄河，在河东境内求得片刻喘息的消息传到关东，已是年关岁首了。有迹象表明，袁绍方面密切关注着此次献帝东归，袁绍的使者郭图及时出现在河东。而曹操似乎也没有中断与天子的联络，在天子刚刚离开长安不久，就有了曹操正式出任兖州牧的任命，这难道是一种巧合？也就在曹操收复兖州之后，便立即向河东派出了使者。看样子，与天子距离的缩短，使得袁、曹二人不约而同地认为控制天子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东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2）
袁绍特地召开了一次以“迎天子”为主题的会议，会议上形成了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来自沮授。他继续坚持自己原来的主张，并且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把“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发展成把天子“迎”到邺城，在这里建都，进而“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
另一种意见是由郭图和淳于琼提出来的，他们认为，汉家王朝被取而代之是迟早的事情。如果把天子迎过来，得不偿失。听他的，自己就说了不算；不听他的，就会落个骂名。
沮授不同意郭图、淳于琼的主张，他对袁绍说：“现在能把朝廷置于邺城，顺应潮流，也是您的仁义之举，如果您不早作打算，一定会有捷足先登者。做大事情，千万不能犹豫，才能取得成功。”
而袁绍恰恰就是那种在大事情上不能当机立断的人，熟悉他的人，对他的评价是：“迟重少决，失在后机。”（《三国志》卷一○《荀彧传》）因为陷入到对控制天子后会带来的种种不便的忧思中，袁绍沉吟不前，主动放弃了这次时机。沮授假想中的“捷足先登者”随之出现，那就是新任兖州牧曹操，而他又面临着实际的困难。
曹操在收复兖州后，并没有对兖州进行应有的战后重建，而是把兖州搁置起来，转而进入豫州。从现有史料看，曹操由陈留进入豫州是以陈国为突破口，《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兴平二年”条记载说：“兖州平，遂东略陈地。”“建安元年春正月”条又说：“太祖军临武平，袁术所置陈相袁嗣降。”从这一进军方向的选择上看，意图明显：
第一，豫州的陈国（治在陈县，今河南省淮阳县），据《后汉书》卷五○《陈王宠传》：“中平中，黄巾贼起，郡县皆弃城走，宠有强弩数千张，出军都亭。国人素闻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陈独得完，百姓归之者众十余万人。及献帝初……时天下饥荒，邻郡人多归就之。”此次曹操进军陈国，想必看中了陈国的未遭兵燹，可能为其提供给养，借以稳定军心，保存实力，建立一块替代兖州的后方基地。
第二，从当时曹操集团的人员组成看，曹氏和夏侯氏是其军事将领的中坚，他们来自豫州的谯沛，属曹操的亲族；曹操身边重要的谋士，被曹操称之为“吾之子房”的荀彧，来自豫州的颍川，颍川荀氏是士林名族，对于豫州士人具有极强的感召力。这对于在兖州触怒了士大夫的曹操来说，能通过荀彧而再获士大夫的信赖，尤为重要。而陈国与兖州陈留郡、豫州的沛国和颍川郡接壤，这就大致可以明了曹操选择陈国作为进入豫州第一站的用心了。
而放弃兖州，进入豫州，既然是曹操做出的战略性的转移，那么，在豫州站稳脚跟，加以经营，才是上计。况且豫州境内还有袁术的势力和黄巾余部，万不可掉以轻心。这时去“迎天子”，《三国志》卷一《武帝纪》中说“诸将或疑”。
而与诸将态度相反，荀彧从历史的角度切入问题，讲“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我们知道，晋文公能够成就一番霸业，得益于他效仿了齐桓公，尊崇周王；高祖刘邦要逐鹿中原，得天下，还要为义帝服丧，赚得个民心所向。历史的经验摆在那里，要想成大事，就要“奉天子”。这是无法绕过去的一环。而实现了“奉天子”，就可以获得三项收益：一是得民心；二是服俊杰；三是致英俊。得民心是曹操再度立足的根本，服俊杰是曹操在政治地位上可以凌驾于其他地方割据派的表现，致英俊可以弥补曹操目前人才短缺的不足。而这一切是符合曹操“匡天下之素志”的。因此，诸将的疑虑实属短见。而此次时机的再现，则不容错过。错过了，想追也追不回来。
荀彧就这样极大丰富了最初由毛玠倡议的“奉天子以令不臣”的观点，而曹操又是一个能断大事的人，这是他与袁绍的不同。荀彧所描述的“奉天子”后的美丽前景，足以使曹操不再停留在通使的循环往复中，而是要迈出那关键的一步，发兵西进，掌控天子。
东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3）
此时天子尚在东归途中。护卫天子的已不再是当年王必通使时所见到的李傕、郭汜，而是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