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三国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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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三国前传- 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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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3)     
  此时天子尚在东归途中。护卫天子的已不再是当年王必通使时所见到的李傕、郭汜,而是有着“白波”背景的杨奉、韩暹等统帅的并州武装以及董承一部。杨奉,我们前面已经作了交代。董承,按照裴松之的说法,他是灵帝母董后的侄子。如果确实的话,《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所载,董承作为牛辅的部下,应不具有地道的凉州血统。并且,董承女为献帝贵人,则董承又有外戚的身份。就杨奉为朝臣策反与李傕反目,以及董承与天子的关系而言,他们应有效忠天子的一面。但对于曹操的西进,他们并有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以致同曹操的先头部队进入了对峙状态。 
  曹操并不希望与杨奉等人发生正面冲突。而杨奉、韩暹、董承之间又不团结。杨奉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他的部队很有战斗力;韩暹和董承之间有摩擦,直至发展到火并,韩暹打败了董承。他们的不和,也就为曹操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完成“奉天子”的大业提供了可能。曹操便把此次行动交给了已随张杨援建洛阳来到天子身边的董昭。 
  当天子回到荆棘丛生的洛阳,在断垣残壁间找寻自己童年回忆的时候,董昭就已经让杨奉感觉到曹操是多么值得结交的朋友了。董昭的做法很简单,而且驾轻就熟,他又一次成了曹操的代言人,在给杨奉的信中,对杨奉倾尽了仰慕之情,并对他的功绩大肆赞美了一通,转而说:现在事务繁重,仅靠你杨奉一个人单干可忙不过来,需要帮助。曹操又非常乐意出力。你有兵,他有粮,二人可以互通有无,生死与共。这让杨奉着实感动,并且看到了联合的实惠,马上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国家就是需要曹操这样的人。并且上表给天子,让曹操做了镇东将军,继承了他父亲曹嵩的爵位——费亭侯。董承则急切地盼望着曹操的到来。因为他想假曹操之手,还韩暹以颜色,为自己出口恶气。 
  当时杨奉屯兵于洛阳以南的梁县(今河南省汝州市西南),杨奉既然把曹操当作了朋友,也就会让曹操从颍川顺顺利利地到达洛阳;董承负责洛阳的防务,也不会将曹操拒于城门之外。就这样,曹操回到了阔别七年的洛阳。 
  但是来到了洛阳,并不等于可以立即实现“奉天子”的既定计划,其间还存有变数。 
  曹操见到董昭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已然来到洛阳,下一步棋怎么走?”董昭则成竹在胸,认为留在洛阳多有不便,应该移驾颍川郡的许县(今河南省许昌市东)。虽然这样做,不能服众,但是“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曹操基本同意了董昭的想法,但是还有顾虑,那就是移驾许县,杨奉肯定不答应,如果遭到他的阻截,怎么办? 
  董昭也想到了这一点,进而献策说:先派人去答谢杨奉此前对曹操的帮助,对他进行必要的安抚,再向他说明洛阳粮食短缺,要暂且移驾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就食。这样杨奉就不会有什么怀疑。 
  董昭此计的关键就在于向鲁阳的佯动。鲁阳在荆州,去鲁阳,要经过杨奉驻屯的梁县,杨奉不会生疑也就在此。曹操遂依计行事,等到杨奉发觉受骗,为时已晚。曹操“奉天子”至许县。 
  至于为什么选择了许县作为安置天子的国都,就许县的地理位置而言,处于平原地带,袁绍曾经说“许下埤湿”。从军事角度来讲,基本上是无险可依,是“四战之地”,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南方战事吃紧,于禁等七军尽为关羽所俘,强敌压境,曹操认为许靠近前线,就有移都河北的打算。然而,在建安初年,曹操的主要对手,并不来自于南部,而是北方的袁绍,曹操将天子安置于许,莫不是出于躲避冀州兵锋的考虑?或是真的只是因为许县有粮,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随着“奉天子”策略的改变,也就懒得做出调整了?或是要应那句“汉以许昌失天下”的谶语?献帝刚刚在许安顿下来,袁术就认为这是天意所为,因为在谶语符命满天飞的汉末,早有谶文讲:“代汉者,当涂高也。”袁术字公路,公路与当涂合辙,既然汉天子到了许,那么自己不做皇帝,显然有违天意,于是,就忙不迭地称帝了。            
东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4)     
  疑问总是存在的。但是,天子既然来到了许县,并且在这里一待就是二十多年,这里就成为东汉帝国最后的国都。 
  如果说,在建安初期,曹操只是看中了“奉天子”能够给其带来的政治利益的话,即上文荀彧所言的三点收益,那么,随着曹操的征战,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实力日益增强,“挟天子”已经失去了它的功效,马植杰先生就曾指出了“挟天子”对于曹操的政治影响具有两面性,即有利有弊,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是利大于弊,大局基本稳定后,则弊大于利。既然如此,那么,曹操为什么在羽翼丰满之时,还要固执地保持着其对汉天子的控制呢?通常有两种看法: 
  首先,曹操“挟天子”,具有明显的因袭性,就此点而言,“挟天子”的实质是控制天子,把持皇权,左右政治,这对于熟悉东汉中后期以来政治状况的人来说,母后、外戚以及宦官垄断皇统继承的做法,董卓的废少立献,无疑都是在同一层次上重复“挟天子”的把戏,曹操只能算是一个“挟天子”的继承者。有学者曾对曹操继承董卓的政治遗产问题做出过剖析,就强调了这层因袭关系。 
  其次,君臣名分的观念仍旧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作用,如贺昌群先生在《英雄与名士》一文中言:“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局面,君权更扩大了,再经光武的提倡儒术,崇尚气节,深深地植下了汉帝国的一个坚强的君臣名分观念,这个观念使东汉中以后百余年间乱而不亡。三国之前期,群雄……无不欲帝制自为,而终于不敢建国称号,窃据名器,就因为碍于这个名分观念。” 
  然而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就如同曹操讲“奉天子”而讳言“挟天子”,在矫饰之下还有其真实的一面,但最终还将归于一种假象。历史究竟能给那个时代带来怎样的思想解脱?是否能为时代的政治转机带来某些可资利用的成例?如果说“奉天子”规范了建安时代的政治路向的话,曹操可以不作出超越,可以不作出有违初衷的选择,但是因袭并不等于无所更新,恪守君臣名分,却可作为体面的外衣,其遮掩的是一个事实上已经取代了许昌汉廷的曹氏政权,在那里清晰地指示出了“奉天子”的未来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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