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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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通史 第一卷- 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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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以至于把旧贵族的没落说成人类的没落,把新兴阶级的人物说成“不
类”。然而从客观上讲来,周初的维新人物,到王道衰微或“周道倭迟”之
时,的确变了一个样子。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矛盾,不但表现在古代诗歌
之中,而且也表现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之中,例如巴尔扎克主观上担心封建贵
族的灭亡,但客观上却把他们描写为没有前途的挣扎者。因此,诗歌中所谓
“人之云亡”,当是“君子万年”的反面,“淑人君子”虽“自贻伊戚”, 
而前途却是不可救药的。
国风中也有讽刺“威仪不类”小人的诗句,但这并不减少对阶级关系变
化的暴露: 
“维鹈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曹风候人) 
自然,新兴阶级不像“彼都人士”那样惯于穿衣束带,所谓“威仪抑抑, 
德音秩秩”。然而,并不是所有诗句都从这样观点出发,在阶级关系变化的
时候,有些诗句也把这一变化看做是自然的,例如: 
“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多),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小
雅小旻) 
这就不像殷顽民是那样绝对的至愚了。
(二)悲剧诗歌中所表现的进步的天道思想
在前章里我们已经知道,周人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从上帝神与祖先
神的授受出发的,由此而产生了周初的“天命”观。到了周公时代,这种天
命观有了一次变革,即一方面依然保留宗教的信仰,另一方面又补充了伦理
思想——君子的德、孝观,“有德有孝,四方为则。” 
然而变雅却违背了这一思想传统,它不但责难上帝神,而且一再怀疑祖
先神。这种意识形态具有革命的因素,也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形态,它
在客观上可以说是周初思想的否定,也可以说是悲剧诗歌的实质。我们且把
主要的诗句引在下面:

“天方艰难,曰丧厥国。”(抑) 
“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 
(桑柔) 
“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性。圭璧既卒,甯莫我听。
(怎样求神,神总不灵) 
昊天上帝,宁俾我遁!”(云汉) 
“瞻仰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邦靡有定,士民其瘵。” 
(瞻仰) 
“旻天疾威,天笃降丧。。。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召旻) 
“昊天疾威,敷于下土。”(小雅小旻) 
“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旻天疾威,弗虑弗图。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雨无正) 
“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有皇上帝,伊谁云憎。” 
(正月) 
“不吊昊天,乱靡有定。” 
“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天方荐瘥,丧乱弘多。”(节南山) 
由此看来,上帝虽然在意识中没有被完全否定,但好像变样了,反常了。
应该指出,这是怀疑上帝并接近于否定上帝的思想的表现。这样的坏上帝在
逻辑上是应该骂的对象了。更应该指出,天命的反动,是社会危机的反映。
我们试拿这些怀疑天命的思想,对比一下周颂与大雅文王的天命观,便知道
周初的上帝神是如何值得“以天为宗”,厉王以后的上帝神是如何应遭受人
的攻击。在这里,诗歌把悲剧的主人翁升华而为悲剧的上帝。
宣王中兴,曾一度使上帝复活,但已经没有周初那样,凡大事必说天与
上帝的授命了。试看大雅的蒸民与崧高、小雅的六月与采芑的诗句,没有一
句提到天命。若按周初的文法,一定是首先说“天命匪解”,“於昭于天”, 
“天既遐於猃狁之命”,“今王嗣受厥命”,“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
王罚”。平王实在没有基本上“中兴”了周室。(毛公鼎有天命的话,应与
诗人所纪的区别开来) 
崧高与蒸民曾偶尔提出“天”字,诗句如下: 
“崧高维岳,骏极於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桢。” 
“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监有周,昭假於天。
保兹天子,生仲山甫。” 
在这里所出现的“天”字,与周初的“天”字是不同的:一、周初天命
的功用在逻辑上是全称,只要配天受命,命就一如人意。此处所讲的天命在
逻辑上是特称,仅以降生佐王的大臣为天命。二、周初配天命的原则在逻辑
上是特称,天命只与先王相合,降福曾孙。此处所讲的配天命的原则是全称, 
不但贵族可以配天,而且一般的人民也和天命有关了。这样看来,周初天命
观已经对于现实让步了。且作崧高、蒸民诗的人,显然是史官。它类似周初
之颂体,而与当时变风、变雅的诗体风格都不相同,所以即以这改良了的天
命观而言,还不能说它代表诗的一般趋势。
和上帝神同时连带的,便是先祖神,这是周初王道思想的中心所在,已
如前章所论。天命思想的变革,一方面怀疑上帝与天,另一方面便要怀疑到
先王了:

“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临。
耗斁下土,宁丁我躬。” 
“昊天上帝,则不我遗。胡不相畏,先祖於摧。” 
“大命近止,靡瞻靡顾。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 
(大雅云汉) 
“藐藐昊天,无不克巩。无忝皇祖,式救尔后。”(大雅瞻卬) 
“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小雅四月) 
“父母生我,胡俾我愈?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忧心愈愈,是以有
侮!”(小雅正月) 
诗章很明显地指出,后稷、先祖、皇祖、父母都不能锡子孙以福禄了, 
在大命告终的时候,祖先神对子孙没有一点援救。反之,人在不畏天的时候, 
也就要把先祖推翻了。
从天命方面讲,过去是“降福穰穰”,现在是“天降丧乱”,因此,传
统的伦理观念也就要动摇了,敬德与孝思的伦理要遭受现实的打击了,因此: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於乎哀哉! 
维今之人,不尚有旧!”(大雅召旻) 
敬德和发国难财是反对的,所谓“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因此敬德离
着贵族君子愈远了: 
“抑抑威仪,维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职维疾; 
哲人之愚,亦维斯戾。”(抑) 
这是说统治阶级连道德的外表,也愚而不顾了。更严重的是,统治阶级
的道德和淫乱是分不开的: 
“其在于今,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同上) 
“回遹其德,俾民大棘。”(同上) 
有的诗句,为了挽救没落的阶级,拿“以德报德”的话来说道理,但这
也是无效果的,因为作诗的人并不相信他的话可以生效,例如: 
“无言不仇,无德不报。(只要有德,便不患“民各有心”了)”(同
上)
“辟(君)尔为德,俾臧俾嘉。淑慎尔止,不愆于仪,不僭不贼,鲜不
为则。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同上) 
“温温恭人,维德之基。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其维愚人, 
覆谓我僭!”(同上)城市国家诸侯的城市壁垒是贵族人士的屏翰。过去凡
讲到城市都拿先王的道德作根据,现在却说到:城市虽在,贵族宗子如果没
有道德来维持统治权,便将成为独夫,所以在“上帝板板”的一章里说: 
“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 
在上面我们已经知道在宣王“中兴”时,天命观曾在现实面前改良了一
次,同样地,“中兴”也使“德”字的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周初统治阶级
的道德之所以是纯德(“文王之德之纯”),乃是由于先王的德和上帝的意
志相一致,例如“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
命文王”,“弘于天,若德于乃身,不废在王命。”(康诰)然而“中兴” 
时代的道德观念却偏重于德的效果与仪式: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大雅嵩高) 
“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 
柔则茹之,刚则吐之。维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

御。”(烝民) 
这样讲来,德成了一种“古式”,把古式当做政策,以揉治万邦。而且
道德也形式化了,主要是在讲威仪。阮元曾考证春秋时代才重视威仪,这话
是对的。
复次,周初的文教德业,是统治阶级的宗法传授,仅宗子曾孙“秉文之
德”,其属于特定的范围至为严格,例如“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
王受命。”(梓材)但中兴的道德观念却社会化了,例如: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德輶(轻)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维仲山甫举之。”(烝民) 
这好像是矛盾的,然而“中兴”就是一个矛盾的缩影。晚清在最后迫于
现实不得不承认立宪的时候,就有堂皇的天赋民权的诏文,可是同时又说愚
民难信,先让五大臣出洋考察一下再说。历史的社会性质,前后不同,但传
统精神是相似的。
“孝”的观念也有了改变,先王的大业好像并不是容易绍继起来的。例
如:
“女(汝)虽湛乐从,弗念厥绍,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型)。”(抑) 
“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小雅小旻) 
这就不是如“孝思维则”的思想了。
东迁以后的诗就更悲观了,例如: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王风兎爰) 
然而贵族统治阶级,越近没落,就越放肆起来,在国风中,这些公族的
形象更被描绘得下流不堪了。至于“国人”(国风中已有“国人”出现), 
如果他们有点财产,出门来摆摆仪式,那就被贵族们讪笑,什么“美无度, 
殊异乎公路,。。异乎公行,。。异乎公族!”贵族还是在精神胜利的陶醉
中。
总之,悲剧诗歌暴露了社会矛盾,攻击了奴隶制度,怀疑了宗教与道德, 
在主观上虽然对于古式表示念念不忘,但在客观上却把古代制度描写成一幅
没落的图景。这诗歌是历史的证件。这悲剧思想的“变”,支配了西周至春
秋之交的思想潮流,先秦诸子就是从这里来发扬光大的。
末了,在材料的处理方面,必须声明一下:我们依据的诗经,正是年代
难于确定的材料。陆侃如诗三百篇的年代一文定颂的年代大概是在前九○○ 
至六○○年间,二南、风、雅的一部分年代是在前八二七至五一○年间,而
大部分诗章难于确定出确切的年代。以上我们所引用的章句,或稍涉于过早
之嫌,但大体上作为后人追记的史料看,在轮廓上是没有犯考据家的大忌的。

第三节 春秋时代的唯物主义思想
从上面所讲的诗歌里表现出的进步思想看来,西周至春秋之际也必有其
他文献出现进步的理论,但可惜记载太不完全了。现在留下的史料只是左传、
国语等战国时代作者的追记,而且其所追记的也仅是些断片,像管仲、子产
的文献就没有办法知道了,今存管子一书是决不能据以论证管子的。
按照春秋时代的经济变化和阶级变化看,或按照其适应于生产技术的改
革而出现的科学知识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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