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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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通史 第一卷- 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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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然亦绝无“去欲”,或视“欲”为“恶的根源”之义。(三)理气问题: 
论语言“气”有两章,“气”字四见,然或称“辞气”或称“血气”,均无
哲学范畴之义。(四)有无问题:论语“有”字一百六十四个,“无”字一
百二十八个,大体皆为动词;其有无对举之文,如述而篇“亡而为有”、泰
伯篇“有若无”、子张篇“焉能为有,焉能为亡”等,皆非哲学的意义。此
外,如(五)天地问题、(六)坚白问题、(七)心物问题、(八)动静问
题、(九)虚实问题、(十)一多问题、(十一)经权问题等,均尚未出现。
反之,知识论方面的许多重要问题,孔子却已大体提起,并且作出了他的解
答。
(一)贤人作风束缚下的知识的对象
在上面我们曾提及孔子的“贤人作风”,这在他的知识论上有着明白的
表现,特别是表现在知识对象上。孔子的知识论,不是一般研究者所了解的
智者的“纯粹知识”,例如写哲学史的人喜欢先提出孔子的“正名”主义, 
把孔子的“名”论,作为逻辑学上的概念来看待,喜欢以孔子这一“博学多
文”的教育家和希腊的智者类比而言,这个提法是首先应当纠正的。
孔子一方面是前无古人地在中国学术史上创立了学问的体系,然而另一
方面又是追随着古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在中国学术史上继
承着文化传统。由前者而言,孔子是一个面向国民阶级的贤人或教育家,所
以知识的一般问题是由他合法则地提出来;同时,由后者而言,孔子是一个
周代的维新贵族的继承者或理想者,所以知识的界限问题,由他原则地规定
起来。
首先,我们研究孔子的文化理想。在论语中所讲的文教,是西周文明的
观念,例如: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
闻也。’”(公冶长)(注:“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是也。”) 
这里“文”有二义,一即礼乐制度的道理,一即道德的规范。后一义是
从西周文明的“文”继承下来的,它的含义是西周先王的德,犹如“思文后
稷”,“允文文王”的“文”。
西周的伦理思想没有国民阶级的一般规范,孔子的文教继承了这一传

统,他说: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关于前一义,孔子的文教是把西周的制度理想化了,在论语中三处记载
“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所讲的便是这个意义。此外又说: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公冶长) 
“文之以礼乐。”(宪问)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八佾)所以,孔子的知识论的对象, 
就是这个传统的“文”。它的范围既然局限于此,那么矛盾便产生了,即一
方面,思维的活动已经具有国民阶级的成分,而另一方面,思维的对象却局
限于贵族君子的标准上,这就不能不遭子路的怀疑,所谓“有民人焉,有社
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二)孔子的能思与所思论
“能思”即孔子所说的“思”,“所思”即孔子所说的“学”。学与思
在孔子知识论中是重要的部分,这里包含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二元论, 
我们分三点阐明于下: 
一、思与学并重的提法
孔子一方面重“博学”,另一方面重默思,例如: 
“默而识之(默思),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学思并重的提法,在表面
上看来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但孔子所说的思与学实别有含义。
二、思是形而上学超乎感觉的体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 
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子张) 
“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子罕) 
视、听、色、貌,是属于感觉的东西,言、事、疑、忿、见得,是属于
经验的东西,这两组东西和物质外界的接触,都首先要冯恃先天的“九思” 
范畴。所谓“默识”、“近思”在孔子学说中不是单指理智,而是理智与情
操的统一,因而视听等九类的复杂的行为,就要服从于先天的范畴。
这样讲来,孔子的知识论是唯心主义的。在春秋末世孔子强调了人类思
惟的价值,承认人类的能创性质,这人类性在西周的维新观念中是没有的。
然而,孔子的唯心观点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谁也不能达到的,这
样又把知识限在非凡人的事业之中。
三、什么是“学”的内容: 
第一,孔子是“博学多能”、“好古敏求”、“述而不作”、“十五志
学”的人,从这一点讲他无疑地重视了后天的“学”。他论学之处甚多,且
举其要点如下: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
灵公)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

学也已。”(学而)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也,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子张)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
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
也狂。”(阳货)第二,如果不从全面来考察,单就这些话而论,他的“学
而时习之”的命题好像是唯物主义的,因此,我们不能不研究孔子所学的内
容。这内容一句话讲来是“学古”,分言之,是诗、书、礼、乐的制度与道
理,尤其是道理。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文”的意义见前)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 
“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 
“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 
这样看来,孔子虽然把“好学”提到重要的地位,但他说的学是“好古
敏以求之”的东西,并且是根据西周的传统文化而求出道理的东西。他主张
不但要学“往古”,而且肯定在学往古之中就能知道现今。这显然不是唯物
主义的观点了。孔子虽然主张多闻(如“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 
又如“多闻阙疑”),但他又主张在多闻之中来以一反三,例如: 
“子谓子贡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
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公冶长原注:“一,数之始;十,数之终; 
二者,一之对也。”) 
这不是说类比推理。这里所说的“一”指一个古代的范例,所说的“十” 
指一切,意思是说从古代的典型范例会悟到一切,因此,“温故知新”之说, 
即以有限得出无限,不是以有限类比有限。
孔子的学、闻内容,既然只限定在西周诗、书、礼、乐,则其他关于生
产和军事等的学问都在不学之列。例如: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子路) 
他痛斥樊迟是小人,因为在孔子看来,学的内容是礼、诗、义、信: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同上)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 
亦奚以为!’”(同上) 
因此,孔子的学闻、读书是和“好古”不能分离的,他以为现实社会的
问题是不足重视的,只要古代的传统精神能够复活起来,现实问题就不难解
决了。因为,在他看来,新的是旧的之损益,“温故”就可以“知新”,这
也就是他的“述而不作”的态度的根源。子路是一个对于现实问题急进的人
物,所以他怀疑为什么读书要限于诗、礼的范围,为什么不在当前的社会求
活的答案呢?为什么求学要从往古着手呢?然而孔子却责斥他是一个“佞
者”。
(三)孔子知识论的局限

孔子论知识,以知古为第一要义,他说: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
者,虽百世可知也。” 
然而知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他说: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泰伯) 
“多闻阙疑,。。多见阙殆(未安)。”(为政)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 
指其掌。”(八佾)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
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同上) 
这样看来,知古就等于全知了,知古就可以知今了。所谓“闻一知十”, 
就因为今是古之损益罢了。孔子许管仲为仁人,但不许管仲为智者,智者必
须知古,管仲既然不知古礼,那就成了“小器”的人了。
懂得了孔子的知识论的“知古即全知”的命题,才可以明白他的正名论。
孔子所说的“名”,不是一般的名实关系,而是以早已肯定的古名作为判断
现实的最高标准。因此,有古名就应有适合于古名的实在,如果现在的实在
已经变化,但仍被以古名,那就是名不正了。例如: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
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
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
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 
这又是对于“不得其死然”的子路的批评。子路的确指出了孔子不现实
(迂)的空谈,指出了企图调和古名和今实的矛盾的空想,孔子之所以用古
代规定被压迫阶级的成分(野)来痛斥子路,是因为子路有否定宗法制度的
看法,这样的看法,在当时无异说要造反了。
孔子的理论是这样的:正名必须合于古制,因而人们就要懂得古制,但
知古甚难,所以说“不知,阙如”。“名”的传统是好的,但现在的“名” 
却和“实”背离了,名若不由今之失而正于古之得,其命题(言)必逆,命
题逆则一切现实皆是非颠倒,以至于社会政治都出乱子。例如,“君子”是
名,“小人”也是名,如果不按古名而正君子小人二者的类别,则小人也可
讲礼乐,君子也要受刑罚了。所以,晋铸刑鼎,孔子说贵贱上下之序因此就
要乱了,晋唐叔的法度就失坠了。(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大夫若舞八佾, 
则八佾之名便乱了,孔子便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见论语八佾) 
在春秋,名存实亡的现象是很厉害的,在孔子看来,这已经不合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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