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仲尼对曰：善为政
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
亦未得其所以对（按即“未明其故”的同义语）也。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
政者之远者近也（之）而旧者新是（之）哉？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
之所不智（知）告人，以所智（知）告之，故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
未得其所以对也。’”（耕柱）
“子墨子问于儒者曰（今本作“曰问于儒者”，兹据苏校改）：‘何故
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
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
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
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公孟）
第三，墨子认为，惟“明其故”始能“察其类”。所以墨子书中每遇“故”
字出现，论证即深入一层。这因为：其一，在“明故”“察类”以后，表面
上孤立的事物即显示出了彼此的内部关联性；以此为根据，类推方法遂得以
普遍地运用起来，前表所记训“是以”的“故”字达到了二百四十四个之多，
即以此故。其二，“明故”“察类”以后，可以发现现象上相反的事物而在
本质上却保持着一致性；以此为根据，墨子对于儒家所视为不两立的“义”
和“利”两概念，发现了它们的统一性。全书凡言“义”处，皆以“利”为
实体，凡言“利”处，亦皆以“义”为旨归，空前地完成了“义利双行”（宋
陈龙川语）的思想体系。凡此，皆是思想史的新的跃进。这一跃进，一方面
由于“是故”或“是以”成了主要的论证形式，在领域上扩张了墨子思想的
宽度（例如知识素材），另一方面由于“何故”或“何说”成了支配的决疑
武器，在方法上加强了墨子思想的深度（例如问题探源）。墨子在这两方面
显示了他远过于孔子之处。关于墨子思想之“宽”于孔子之处，本章第三节
已有叙述；其“深”于孔子之处，则表现为对于问题的看法。这即是说，不
但要平面地说明现状，并且更重在立体地发掘问题的来源，也即在发展的观
点上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在这一点，墨子充分地利用了当时自然科学的知识。
例如：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察乱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不察乱
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乃）
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圣人。。当察乱何自起。。。臣
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此何（故）也？皆起不相爱。”（兼爱上）
“今天下之所誉善（疑当作“义”）者，其说（按“说”与“故”同训）
将何哉？。。虽使下愚之人，必曰：将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
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今天下之诸侯将犹多皆免（俞校谓“免”字衍文）
攻伐并兼，则是有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也；此譬犹盲者之与人同命黑白之名
而不能分其物也。。。是故古之知（智）者之为天下度也，必顺虑其意而后
为之行，是以动则不疑，速通（远迩）成（咸）得其所欲，而顺天鬼百姓之
利，则知（智）者之道也。”（非攻下）
“今天下之君子之欲为仁义者，则不可不察义之所从出。。。然则义何
从出？子墨子曰：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从贵且知（智）者出。。。天下有
义则治，无义则乱，是以知义之为善政也。夫愚且贱者不得为政乎贵且知（智）
者，（贵且智者）然后得为政乎愚且贱者；此吾所以知义之不从愚且贱者出，
而必自贵且知（智）者出也。’”（天志中）依此可知，与孔子只说“定义”
的思想有别，墨子更进了一步，要探出事物的原因。例一说明了“不相爱”
是“乱”的原因；例二说明了“利”是“义”之实，“义”是“利”之名；
例三就义之“所从出”，大胆地说明了天下之义与不义皆由“贵且智者”＝
“为政”者负其全责；而“不得为政”的“愚且贱者”于此全无责任，可知
权利义务的关系是由统治阶级所规定的。所有这些思想，都是发现并运用了
“故”概念的宝贵的果实。
第四，“故”概念不但在墨子书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而且墨子的
思想是将“有故无故”当作了“合理和不合理”（例如尚贤的“无故富贵”）
以及“有知和无知”的同义语而特别强调了的。例如：
“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
服，见善必迁，何故相（与）（“相与”与“相敌”义同，兹依王校增入）？”
（非儒下）“故”概念由墨子首先提起，首先运用、并着重强调以后，遂成
了先秦逻辑史上的重要范畴。后期墨家之承藉并发展这一概念，本书另章尚
有专论；即其他各家，也多受其影响，立言都重视“故”。例如：
孟子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天之高也，
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离娄下）
荀子说：“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而喻，辨
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
曲直。”（荀子正名篇）又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同上非十二子）
吕氏春秋审己篇说：“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虽知与不知
同。”
（三）墨子逻辑的进步性及其历史的局限性
墨子有了“类”概念以把握事物的联系性，有了“故”概念以探求事物
的因果性，这样就在中国逻辑史上占有划时代的重大地位。这就是说，在孔
子时代，逻辑思想上只有“质的判断”及“反省的判断”；到了墨子时代，
由于“类”“故”两概念的发现及运用，才使逻辑思想走上了“必然的判断”
的阶段。这一阶段移行的进步意义，从黑格尔及恩格斯所确定的判断与推理
形态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序列里可以窥见。黑格尔以为，判断形态的发展，
在逻辑史上顺序地出现了下列四个阶段：
（1）质的判断与推理，这是最简单的判断形态。在这里，无论关于任何
事物，只肯定的，或否定的说出一个普泛的德性。
（2）反省的判断与推理，在这里必然论到主词的若干关系。
（3）必然的判断与推理，在这里必然要说出主词的实在的涵义。
（4）概念的判断与推理，在这里必然要说出主词对他的一般本性（用黑
格尔的话讲，是对他自有的概念）符合到何种程度。
依照黑格尔的说法（恩格斯在其遗稿里曾经表示同意，参看自然辩证法
人民出版社版页一八五——一八六），我们认为，墨子的功绩在于使逻辑思
想由一、二两阶段前进到了第三个阶段。此即是说，在墨子的“察类”“明
故”的逻辑思想里，我们才第一次看到了必然的判断与必然的推理。现在，
且分为下列三点，来说明墨子逻辑思想的进步性及其所以未能到达概念的判
断与推理的历史局限性：
第一，“类”“故”两概念，就其社会的根源说，是战国显族社会的合
理产物；就其作为理论的发现说，则是国民思想家的墨子的伟大贡献。墨子
运用着“类”概念，将人类分成了两个对立阶级，一个是面目美好、无故富
贵的王公大人骨肉之亲；另一个是包括农工商和其他人民的国民；从而将君
分成了兼君与别君的两大类别，将士分成了兼士与别士的两大类别；并运用
着“故”概念推原其所自起，而发挥了他的改革性的社会批判。所以墨子的
逻辑思想，不是名家的离实践而诡辩的概念游戏，而是国民阶级的古代社会
改革运动的批判武器，并且是与“武器的批判”紧相配合的“批判的武器”。
第二，墨子言“察类”，孟子言“知类”；墨子言“明故”，孟子言“求
故”。然而，“类”与“故”在墨子思想里，其价值远出于孟子之上。孟子
虽承藉于墨子，而却已经陷入了言类而不知类，求故而不明故的比附牵强的
“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的神秘主义方法论。反之，墨子的“察类”“明
故”方法，则是从格物致知的古代科学所吸收的逻辑。至于墨子的方法之所
以能保证其科学性，是因为墨子的“察类”“明故”方法，更与实践有着内
部的关联。“实践”在墨子的逻辑思想里，有着异常重要的作用与位置。更
细分之，则为如下各点：
（1）有知和无知不以概念（名）为转移，而是以实践为标准的。例如：
“今瞽者曰：‘矩（皑）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
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
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
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
（贵义）
（2）不由实践而得的知识，只是不足以迁行、举行、复行的“荡口”或
空谈，而不能作为指导实践的指针。例如：“告子曰（“曰”字疑为“日”
或“口”之讹）言义而行甚恶，。。言谈甚辩。。。告子谓子墨子曰：‘我
（能）为政治国。’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
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子姑亡（防）子之身
乱之矣。’”（公孟）
（3）由实践而得的知识，可以改造现实，成为实践的指针。例如：“天
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犹未止也，曰：‘即善矣；虽然，岂可用哉？’子墨
子曰：‘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言必信，
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兼爱下）
（4）此种产生知识并检证知识的实践，不是指氏族贵族独裁的个人实
践，而是指古代共和的人民实践。只有以实践作标准的知识才不流于唯心主
义。例如：“与人谋事，先人得之；与人举事，先人成之；光誉令闻，先人
发之。唯信身而从（实践），故利若此。古者有语焉，曰：‘一目之视也，
不若二目之视也；一耳之听也，不若二耳之听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
疆也。’夫唯能信身（实践）而从事（劳动），故利若此。。。岂能一视而
通见千里之外哉？一听而通闻千里之外哉？（上二句指唯心主义）”（尚同
下）
第三，墨子所说的实践，反对顺应现状的调和，而主张“兼以易别”的
改革。他特别强调着“强”“力”的“从事”，即是此义。并且，在“取实
予名”论里，已意味着存在对思维的决定意义，与循名责实的唯心主义的颠
倒看法，尤有严格的区别。他把强力从事与“取实予名”置立在相关的部位，
于其上又进行着辨类明故的逻辑活动，于是在逻辑史上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于此，也许有的学者以为：墨子的方法，甚至连后期墨家在内，其成果并未
超出形式逻辑的限界，而且比起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体系，也还只是不完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