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为拉卜楞寺。
贡唐活佛系统的称谓，是以贡唐寺的名称命名的。第一世贡唐活佛的晚年是在西藏贡唐寺度过，并在该寺开始成为转世活佛，所以贡唐活佛与贡唐寺有着密不可分的因缘关系；从第二世贡唐活佛开始迎请到拉卜楞寺驻锡，故历代贡唐活佛的驻锡地为拉卜楞寺，而不是西藏的贡唐寺。现已转世至第六世贡唐活佛。
此外，还有其它许多活佛系统，诸如章嘉活佛、哲布尊丹巴活佛、夏茸尕布活佛、热振活佛、多杰札活佛、夏日东活佛、策墨林活佛、第穆活佛、司徒活佛、降阳钦则活佛、土观活佛等等。
【藏传佛教慈悲为怀的精神“天葬”】
说到藏传佛教不得不说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天葬从传统的角度看；天葬风俗与佛教教义十分吻合；是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种藏俗。行天葬是最高境界的施舍。在佛教中；“布施”是信徒的标志之一；它直接关系到信徒未来能否成佛得道的关键；而“布施”之中的最高境界是“施舍”。按照佛教教义；人死以后；灵魂便离开肉体进入新的轮回；而肉体只像一件衣服一样再无用处。但死后将尸体喂鹰；又算是人身的最后一次善事；作为“布施”施舍给其他生物也算是发挥了其最后的价值。天葬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施舍；天葬并不是死者要借鹰的翅膀把灵魂带上天界。在藏族的丧葬文化中；灵魂和躯体是两个各自独立存在的概念；无论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对死亡的认识或者藏传佛教信徒中对死亡的解释；都是把灵魂和躯体截然的分开；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把尸体喂鹰；只不过是这个死者的最后一次施舍；灵魂已经离开了的躯壳；让它喂鹰；就是发最后的一次慈悲。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天葬台上的秃鹫和那些无形的生灵；从而在此生的最后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藏族的丧葬习俗是与藏族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天葬里有佛的慈悲、爱心、利众、施舍的观念在里面；应该肯定的是它们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共性很多；人们对死的观念也几乎是一致的；正因为佛教的慈悲之心在天葬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绝大多数的藏族人选择这一葬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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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三大分支之汉传（北传，大乘）佛教】
更新时间2010…4…18 13：51：32 字数：18623
【佛教三大分支之汉传佛教】
汉传佛教，现存佛教的三大分支之一（另外两个为藏传佛教与上座部佛教）。佛教经由两条路径传入中国，一支由古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尔后传入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处，故汉传佛教又称北传佛教。另一支则由南印度经海路传至中国南方，为“南传佛教”。
大乘佛教的主要发扬传系，为现代的汉传佛教。因为中国的影响，汉传佛教将大乘佛教的教义传播至朝鲜半岛、日本与越南等地，并且影响了藏传佛教。在实质上，汉传佛教可以说是形塑大乘佛教面貌的主要力量之一，但有别于藏传佛教之显密并重，汉传佛教的宗派以显宗为多。
有一种说法，佛教最早是在孔子时传入中国的，也有说是在秦朝以前传入的。但是这些说法现在一般认为不可信，因为按照一般的说法，释迦牟尼只比孔子大十几岁。现在一般认为，佛教是在大约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时由印度从西域传入的。根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到了东汉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梦见金人，于是派人去西域，迎来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并且带来了许多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驼回首都洛阳，皇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翻译《四十二章经》。也就是现在的白马寺＇1＇。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作为佛教传入之年。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佛教在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不同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影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云南傣族等地区的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起始过程】
秦汉
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20世纪初首先提出，在秦代期间，佛教已经传入中国，因为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曾有禁不得祠的说法，“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而此处“不得”就是Buddha的音译。但此说提出之后，即遭到铃木券太郎等的驳斥，认为其断句有误应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一般认为佛教是在西汉末，新莽时和东汉前期时由印度经西域传入的。根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到了东汉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梦见金人，于是派人去西域，迎来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并且带来了许多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驼回首都洛阳，皇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翻译《四十二章经》。也就是现在的白马寺。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作为佛教传入之年。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公元147年安息人安世高到汉朝传教译经，公元167年月氏人支娄迦谶到汉朝传教译经。
【三国时期】
佛教早在东汉初期即传入中国，但当时儒学兴盛，发展不大，至三国后方有发展。
三国时期的佛教重镇，北方以洛阳为主，南方则为建业。曹魏魏明帝大兴佛寺，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孙吴地区，当支谦、康僧会先后入吴，受孙权推崇。孙皓称帝时，本要毁坏佛寺，因康僧会说法感化，终而放弃。在蜀汉，佛教不是很兴盛，旧录相传有蜀《首楞严》二卷，蜀《普曜经》二卷，但已逸失。
当时大乘佛教受贵霜帝国影响而传播四周。西域受其影响，于阗、龟兹等地佛教兴盛。之后又有天竺昙柯迦罗、安息昙谛和康居康僧铠等僧侣到洛阳翻译经典，将大乘佛教传至中国。昙柯迦罗推广戒律，这是中国僧侣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以其为律宗的始祖。昙谛所译的《昙无德羯磨》受朱士行等人戒守，一般以此为中国僧侣出家之始。由于当时经文翻译未善，朱士行为求原经研读，于260年自雍州出发至于阗，成为首位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侣。他写得《大品般若经》的梵本，后由弟子于282年送回洛阳，最后由竺叔兰译成《放光经》。
【发展过程】
晋朝
西晋年间，官方与民间的佛教信仰，逐渐普遍。相传西晋时代东西两京（洛阳、长安）的寺院一共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竺法护时代已有“寺庙图像崇于京邑”之说。而见于现存记载中的，西晋时洛阳有白马寺、东牛寺、菩萨寺、石塔寺、愍怀太子浮图、满水寺、大市寺、宫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等十余所。当时译出的经典，除了抄写传播而外，还流行“细字经”和“供养经”等。洛阳大市寺中，在黄缣上用细字书写《大品般若经》一部，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识。其中部分经文依然保存。北京门头沟区的潭柘寺始建于西晋年间，有“先有潭柘，后有幽州（北京）”的美称。
东晋朝廷中奉佛的也很多。晋元帝、晋明帝以宾友礼敬沙门，晋元帝又“造瓦官、龙宫二寺，度丹阳、建业千僧”；明帝也“造皇兴、道场二寺，集义学、名称百僧”。建康佛教，盛极一时。东晋初期，名流相继避世江东，玄风也跟着南渡，从而长于清谈的义学名僧竺潜、支遁都为时人所重。
【南北朝时期】
佛教在东晋时代形成南北区域。北方有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民族所建立的十六国。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多数提倡佛教，以后赵、前秦、后秦、北凉均盛，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极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人物为道安和鸠摩罗什。南方为东晋王朝所保有，其文化是西晋文化的延长，一向和清谈玄理文流的佛教，也随着当时名僧不断地南移，形成了庐山和建康两地的佛教盛况，其代表人物则为慧远和佛陀跋陀罗。
北朝
北朝佛教起于西域僧侣佛图澄（232—348）在后赵的弘传。佛图澄于西晋永嘉四年（310年）来到洛阳。其时后赵石勒在葛陂（今河南新蔡县）屯军，专用杀戮来壮大声威。佛图澄通过大将军郭黑略，和他相见，用道术感化，阻止其残杀，从此中州（今河南地区）人民逐渐奉佛。后石虎即位，迁都邺城（今河北邯郸市临漳县、磁县），尊崇佛图澄，一时人民多营寺庙，争先出家。和佛图澄同时在后赵的，还有敦煌人单道开，襄阳羊叔子寺竺法慧和中山帛法桥等。
继后赵之后，北地佛教最盛的区域是前秦。前秦苻坚笃好佛教，道安得到推崇。道安原在邺师事佛图澄，后受请到武邑开讲，为避兵乱，他和弟子慧远等五百余人到襄阳讲《放光般若》。太元四年（379），苻丕攻下襄阳，就送道安和习凿齿往关中。道安住在长安五重寺。
佛教在后秦尤盛。后秦统治者姚兴，笃好佛教，又因得鸠摩罗什，译经讲习都超越前代。弘始三年（401年），姚兴出兵凉州，鸠摩罗什入长安西明阁和逍遥园从事翻译。其时四方的义学沙门群集长安，次第增加到三千人。当姚秦佛教鼎盛时，长安僧尼数以万计，非常杂滥。弘始七年（405），姚兴以罗什的弟子僧略为“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斌为“僧录”，令管理僧尼的事务。
期间，大乘重要经论的译出。鸠摩罗什译出经籍有七十四部（现存五十三部），其中重要的大乘经论有《大品般若》、《小品般若》、《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经》、《阿弥陀经》、《弥勒下生经》、《首楞严三昧经》、《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庄严经论》、《成实论》、《坐禅三昧经》等，大都对于后来佛教义学发生巨大的影响，而发展有各种学系与宗派。佛陀跋陀罗所译的《六十华严》为后来贤首宗根本所依的经典。
当时北方凿窟造像之风兴起，后秦沙门乐僔于建元二年（366），在敦煌东南鸣沙山麓，开凿石窟，镌造佛像，这就是著名的莫高窟。但后期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进行大规模的灭佛活动，对佛教的发展造成严重破坏。
南朝
南北朝时期，南朝佛教以慧远主持的庐山东林寺为中心。其他中心，还有建康道场寺。建康为东晋王朝首都，佛教非常隆盛。佛陀跋陀罗、法显、慧观、慧严等都以道场寺作根据，宣扬佛教。
南梁王朝梁武帝萧衍提倡尊儒崇佛，并曾多次舍身出家，普通八年（527年）三月八日，第一次前往同泰寺舍身出家，三日后返回，大赦天下，改年号大通；大通元年（529年）九月十五日，第二次至同泰寺举行“四部无遮大会”，脱下帝袍，换上僧衣，舍身出家，九月十六日讲解《涅盘经》，二十五日由群臣捐钱一亿，向“三宝”祷告，请求赎回“皇帝菩萨”，二十七日萧衍还俗；大同元年（546年）四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