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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僧史，未指何书，以卷数推之，当为《皎传》。十四卷促为十二卷，所促几何，何必多此一举。且一代有一代之文体，若以宋人之文，施之六朝，是犹饰古人以今服，岂非滑稽之甚。幸而其书不传，即传亦未必足观也。惟撰近代僧传则不然，尽可以近代文体行之，《僧宝传》其尝试成功者也。
《文字禅》二十六有《僧宝传》题词十二首，皆洪书成时，诸禅人抄写诵读，请洪题记者也。其第一首有曰：“禅者精於道，身世两忘，未尝从事翰墨，故唐、宋僧史，皆出於讲师之手。道宣精於律，而文词非其所长，作禅者传，如户婚按检；赞宁博於学，然其识暗，又聚众碣之文为传，故其书非一体，予甚悼惜之。”
所谓一体者，即熔众说以成文，此文家之法也；所谓聚众碣之文为传者，此史家之法也。二者不同道，洪既以文家之法成书，故其书琅琅可诵。
其第三首有曰：“予初游吴，读赞宁僧史，怪不作云门传，有耆年曰：尝闻吴中老师言，尚及见宁，以云门非讲学，故删之。又游曹山拜澄源塔，得断碣，曰‘耽章号本寂禅师’。於是喟然念云门不得作传，曹山名亦失真，始有撰叙之意。”
今《僧宝传》既托始於曹山、云门，运用其崭新史料，凡得八十一人。然曹山名耽章，前此未闻，後亦无人信用，此与皇甫谧谓漠高父名执嘉，王符谓汉高父名煸、同其不易取信也。至《宋僧传》之不立云门传，自是采访未周，舆讲学不讲学何涉。且《宋僧传》六百余人，讲学者有几，此真不值一驳者，而洪公然著之书，无怪识者之讥评矣。
祖琇《僧宝正续传》末，附代古塔主《舆洪觉范书》，有曰：“尝闻足下有撰次僧史之志，某喜为之折屐。及足下成书，获阅之，方一过目，烂然华丽，及再三伸卷，考覈事实，则知足下树志浅矣。夫文所以纪实也，苟忽事实，而高下其心，唯骋歆艳之文，此杨子所谓从而綉其击蜕，君子所不
取也。”
淳熙末，者庵惠彬撰《丛林公论》，亦数攻击此书，以为“传多浮夸，赞多臆说。”《渔隐丛话》後集三七亦云：“《僧宝传》，洪觉范所撰，但欲驰骋其文，往往多失事实。至於作赞，又杂以诗句，此岂史法示褒贬之意乎。”当时缁素对《僧宝传》之批评如此，其书之内容可知。
明初恕中无愠撰《山庵杂录》上云：“觉范《僧宝传》，始名《百禅师传》，大意初见读之，为剔出一十九人焚之。厥後觉范致书黄檗知和尚云：‘宗杲窃见吾《百禅师传》，辄焚去一十九人，不知何意。’觉范虽一时不悦，彼十九人者，终不以预卷”云。
杲少洪十八岁，於法系视洪为从祖，竟贸然焚其初成之史稿，不知师子儿果有是事否，又不知其何所见而为此也。今此八十一人中，除未详所属者数人外，属青原者十一人，曹洞十人，临济十七人，云门、黄龙各十五人，法眼五人，沩仰一人，杨歧四人，足见当日云门、临济之盛。洪黄龙下二世，杲杨歧下四世也。惟《晁志》衢本、袁本均作八十七人，《通考》引《晁志》亦然，知是晁氏原稿错误，非後人传写之譌矣。
《僧宝传》板本
《僧宝传》最初刊本有宣和六年侯延庆序，今存。《文字禅》卷二十三有《僧宝传》序，今刊本俱无之。宝庆三年，杭州刻本有张宏敬序，洪武六年，明州刻本有戴良序。
今通行者有嘉兴续藏本、影印续藏经本、南京刻本，皆三十卷。《四库》著录者三十二卷，盖末有舟峰庵僧庆老补传三人，作一卷，又附《临济宗旨》，亦作一卷也。《晁志》衢本及《通考》》件三十二卷，袁本及陈氏作三十卷。
《四库》所据者，即明州刻本，卷首应有戴良序。《提要》只见宝庆三年张宏敬序，称钱塘风篁山僧广遇镘梓，而卷末题明州大慈山比丘宝定刊，疑为四明重锓本，是也；特因未见戴序，故不能定为何时重刻，不知戴序见《九灵山房集》二十一。洪武初，戴良游鄞，故为宝定作序，或书估去之，欲以洪武本充宋本耳。
舟峰庵在泉州，晓莹撰《云卧纪谈》上云：“泉州北山之顶，有横石如舟，世以舟峰名之。大比丘讳庆老，字龟年，结茅山麓，号舟峰庵主。大慧迁径山，舟峰为掌记室，词章华瞻，殊增丛林光润，绍兴十三年癸亥委顺”云云，即此书卷末撰补传之人也。《提要》以为北宋人，尚未大误。《宋诗纪事》庆老传乃不著一字，可以此补之。
《林间录》二卷、《後录》一卷 宋释惠洪撰
大观元年谢逸为之序。《晁志》著录，衢本四卷，袁本二卷，分卷不同，其实一也。《通考》採衢本，《四库提要》疑为误字，非也。嘉兴续藏本有万历十二年甲申冯梦祯跋。今通行者有影印续藏经本。此书为笔记体，所记皆僧家故事，文笔流畅，故人喜读之。《後录》—卷，所载皆《石门文字禅》卷十七至二十之文，盖後人附入，非《晁志》本所有也。
《提要》谓其书多订赞宁《高僧传》诸书之譌，是也。然所订多不中，或为禅者一家之说，他宗不谓然也。且其语气之间，抑扬太过，如谓：“赞宁作《大宋高僧传》，用十科为品流，以义学冠之，已可笑’云云，夫赞宁特循慧皎、道宣之旧耳，有何可笑！又谓：“欧阳文忠游嵩山，闻老僧说定慧力，大惊，不自知其膝之屈也。”此皆夸诞之词，不能令人起信。
“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归心未到家”，为惠洪得意之句，既载之《文字禅》十，又载之《冷斋夜话》五。《提要》引《能改斋漫录》十一，谓王荆公女读至此曰：“浪子和尚耳。”此语传播，颇足损尊者威严，然亦洪有以取之也。
《渔隐丛话》前集五十六云：“忘情绝爱，瞿云氏之所训。惠洪身为衲子，词句有‘一枕思归泪’及‘十分春瘦’之语，岂所当然。又自载之诗话，矜衒其言，何无识之甚耶。”此洪自取之证也。
《文字禅》九又有赠尼昧上人诗云：“未肯题红叶，终期老翠微，余今倦行役，投杖梦烟扉。”《瀛奎律髓》四七评之曰：“红叶句似侮之，末句有欲炙之色，女人出家何益哉。”此洪所以不理於众口也。既犯绮语之戒，又好为妄语，《晁志》谓：“《林间录》多寓言，如谓杜祁公、张安道皆致仕居睢阳之类，疏阔殊可笑。”袁本述之尤详，曰：“祁公庆历六年致仕，冶平中薨，安道元丰末始请老，盖相去二十年矣。”
试尝考之，杜祁公衍以庆历六年告老，七年致仕，嘉佑二年卒，年八十。《宋史》三一O及《五朝名臣言行录》七、《欧阳文忠集》三十一墓志皆同。张安道方平，元丰末请老，元祐初致仕，元佑六年卒，年八十五。二人致政，相去凡四十年，不止如《晁志》袁本所云也。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八言：“《林间录》，《五灯会元》多采之，然其中率不可信，如谓杜祁公、张文定同居睢阳之类，前人辨驳已明。又载杜公呼文定字为安道，安道乃方平字，非文定也，则此事之诬灼然，然亦非无因，盖本《扪虱新话》而润饰之”云云。
又尝考之，张方子字安道，溢文定，《宋史》三一八、《东坡後集》十七墓志铭、《三朝名臣言行录》三，所载无异词。胡氏谓安道非文定，不知胡氏心目中之文定果何人也。，
宋张文定本有两人，安道之前，张齐贤字师亮，亦谥文定，大中祥符七年卒，年七十二，见《宋史》二六五及《琬琰集删存》三，又《五朝名臣言行录》一。两文定相距凡七十余年，师亮下距杜祁公，亦三十余年，且好佛，淳化中曾刻僧肇等注《维摩诘经》，见袁本《晁志》。
胡氏心目中之文定，指师亮耶？然《林间录》以安道为文定，本不误，其误在谓安道与杜祁公致政同居睢阳耳。胡氏以不误为误，又谓其说本之《捫虱新话》，不知《林间录》撰自大观元年丁亥，《新话》撰自绍兴十九年己巳，後出四十余年，《林间录》何由本之，其疏阔又可笑也。
《提要》引晁氏说批评《林间录》，又引胡氏说，以不误为误，又自添一误，以文定为张咏，其疏阔尤可笑。咏字复之，号乖崖，谥忠定，大中祥符八年卒，年七十，见《宋史》二九三及《五朝名臣言行录》三，《宋景文集》六二有张尚书行状，韩琦《安阳集》五十有神道碑。其与杜祁公相去亦三十余年。然张咏自是忠定，今乃谓文定为张咏，盖据《宋文监》—三五
张咏行状标题之偶误，以此攻《林间录》，几何不为浪子和尚所窃笑耶！
《提要》此段，文仅三行，乃有四误：
一、《林间录》之误，谓杜祁公衍、张文定方平，致仕同居睢阳。
二、《晁志》之误，谓杜祁公、张安道致仕，相去二十年。
三、胡氏《笔丛》之误，谓杜公呼文定字为安道，安道乃方平，非文定。又谓其说本之《捫虱新话》。
四、《提要》之误，又以文定为张咏。
四者之中以《晁志》之误为最轻，余皆不易为之解释也。《提要》又谓《五灯会元》多采此书，其说亦本之胡氏。然《会元》全部，采此书者，仅卷四湼盘和尚一条，曹山名耽章，惠洪以为得之断碣，特以冠《僧宝传》之首，此书耽章之名亦屡见，然《会元》並未采之也。《僧宝传》三十一《石霜圆传》，有康定戊寅纪事，戊寅非康定，当作宝元。以本朝人记本朝年号，石霜又为洪之曾祖，竟至误其卒年，《会元》十二且讥其失於考证，曷尝多采其书哉。《诗》曰：“无信人之言，人实迋汝。”可为《提要》咏矣。
《罗湖野录》二卷 宋释晓莹撰
嘉兴藏本及影印续藏经本，均二卷，《宝颜堂秘笈续集》本，分为四卷，《四库》著录者四卷，盖即宝颜堂本。嘉兴藏目录续藏第六十四函有《罗湖禅师语录》，即此书，书作“野录”，目作“语录”，误也。
晓莹，江西人，字仲温，大慧宗杲弟子。晚居丰城感山云卧庵，著《云卧纪谈》，亦号云卧庵主。是书与《纪谈》，皆笔记体，虽绮丽不及《林间录》，而徵实过之，南宋以来，修僧史者鲜不利用其书也。
绍兴十一年，秦桧将议和，罢韩世忠等军，下岳飞於狱。时宗杲正主径山，建千僧合成，徒众二千，侍郎张九成恒与往来。桧恐其议己，谪九成南安军，宗杲编置衡州，二十年移梅州，二十五年十月桧卒，十二月复九成等官，宗杲亦听令自便，二十六年正月离梅州，二十八年复住径山，隆兴元年卒。计在衡十年，在梅六年，患难相随者甚众，莹即其中之一人。今《纪谈》末附有与逊庵宗演书，力正祖咏撰《大慧年谱》之失，故宗演重订《大慧年谱》多据之，亦以其从大慧久，见闻较切也。
是书前有绍兴二十五年自叙，云：“归憩罗湖时作，故名曰《罗湖野录》。”末有绍兴三十年，无着道人妙总跋，妙总，尼也，与莹同学，至契。跋云：“妙总穷居村落，不闻丛林胜事久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