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又言：“《四库书目》仅载赞宁《宋高僧传》，近时海山仙馆刻慧皎《高僧传》，而此书仍沈霾释藏中，未终表彰。”云云。不知此书《四库》虽未收，然自乾隆季年，学者已渐知利用，故《全唐文》、《全南北朝文》均用之，只欠一单刻本而已。然嘉兴藏单印本，时有流行，藏书家所谓支那本者是也，因书口有“支那撰述”四字故。
杨氏又附载此书自序，注云：“此序孙渊如《续古文苑》不载，知孙氏亦未见此书。”不知《孙氏祠堂书目》二已载此书，特《续古文苑》未之采耳。且此序《全唐文》九百十一已采入，未为希见，固不必张大其词也。
《宋高僧传》三十卷 宋释赞宁撰
宋、元、明、清藏及《四库》皆著录，丽藏独阙。扬州单刻本，称为《宋高僧传三集》。
太平兴国七年奉敕撰，端拱元年十月书成，表上之。本名《大宋高僧传》，後人去“大”存“宋”，谓宋朝所修之《高僧传》，非谓宋朝高僧之传也。所载接道宣《续传》，迄宋之雍熙，卷七晤恩卒於雍熙三年，义寂卒於雍熙四年，即成书之前一年也。
赞宁略历
赞宁家世行事，见王禹称《小畜集》二十《通惠大师文集序》，略云：“释子谓佛书为内典，谓儒书为外学，工诗则众，工文则鲜，并是四者，其惟大师。大师姓高氏，其先渤海人，
隋末徙居吴兴之德清县。以唐天佑十六年己卯生，後唐天成中出家。通南山律，为两浙僧统。太平兴国三年，忠懿王钱俶携版图归国，大师入朝，太宗素闻其名，召对滋福殿，赐紫方袍，寻改师号曰通惠。八年，诏修《大宋高僧传》，听归杭州旧寺，成三十卷，进之。居无何，徵归京师，住天寿寺，诏撰三教圣贤事迹，分领其事，著《鹫岭圣贤录》，又集圣贤事迹，凡一百卷。今上咸平元年，诏充右街僧录。年八十二，视听不衰，以述作颇多，叙引未立，猥蒙见托，不克固辞。总其篇题，具如别录，凡内典集一百五十二卷，外学集四十九卷，览其文知其道”云。
《十国春秋》八九《赞宁传》，即本於此。然谓《高憎传》、内典集外，又著《鷲岭圣贤录》一百卷，则误读《小畜集》之文也。《高僧传》，《鷲岭圣贤录》即内典集之一种，内典集不过诸书之总名，序云：“总其篇题，具如别录”，则各书之子目也。
本书之体制及内容
本书体制，一如《续传》，惟《续传》仅每科後附以论述，此书则每人传末亦时有论述，或申明作者之旨焉，名之曰系，其有答问，则谓之通。系者法《张衡赋》，通则法《白虎通》，此与《续传》不同者也。
本书十六《清彻传》：“系曰：彻公言行，无乃太简乎？通曰：繁略有据，名实录也。昔太史公可弗欲广三五之世事耶，盖唐虞之前，史氏淳略，後世何述，今不遂富赡，职由此也。又与弗来赴告不书同，诸有繁略不均，必祛诮让焉。”此所谓申明作者之意也，其法甚善。
又古人著书，除类书外，多不注出典。此书所本，多是碑文，故每传末恒言某某为立碑铭或塔铭，此即本传所据，不啻注明出处。
本书内容，亦分十科，舆《续传》无异：一译经，三卷；二义解，四卷；三习禅，六卷；四明律，三卷；五护法，一卷；六感通，五卷；七遗身，一卷；八读诵，二卷；九兴福，三卷；十杂科，二卷。正传五百三十二人，附传一百二十五人。“读诵”《四库提要》作“诵读”，此虽小节，然以今语改古语，为校勘学中一大忌，因〈续传》亦作“读诵”，非偶然也。
唐时佛教最盛，《旧唐书·方伎传》尚有玄奘、神秀、慧能、一行等数人，《新唐书》—概删除。《通监》亦大都不载，故严衍《通监补》凡例，有补二氏一条。此书所载，十之九皆唐僧，可以补《唐书》、《通监》之阙矣。
本书之特色及缺点
本书最精彩者为《习禅篇》，因中国禅宗，起於初唐，至晚唐而极盛。会昌五年毁佛，教家大受挫折，惟禅宗明心见性，毁其外不能毁其内，故依旧流行。五代末，北宋初，佛教各派均已式微，独曹溪以下五宗，於此时渐次成立。五宗者，自六祖慧能後，分为二派：曰青原行思，曰南岳怀让。南岳复分二派：曰临济，曰沩仰；青原复分三派：曰曹洞，曰法眼，曰云门，是为五宗。今日惟临济、曹洞犹存，三宗早绝。本书除云门宗开山之云门文偃外，於各宗重要人物，皆有专传。云门匡真大师塔铭，本南汉大宝元年立，又碑铭大宝七
年立，以僻在广东乳源县，故赞宁当日搜罗未获，今皆见《南汉金石志》。
然禅宗自曹溪五宗以前，派别已极纷歧，斗诤甚烈，禅宗本身诸史，多讳而不言。赞宁本非禅宗，且博学多通，号称“律虎”，当时玄学，每斥讲家为数宝之人，见本书《习禅篇》总论。赞宁於禅宗斗诤之迹，亦不为之讳，故卷八《神秀传》论谓：“达摩没而微言绝，五祖丧而大义乖。”考唐代禅宗史者，固可於《宋僧传》求之，此本书之特色也。
慧皎著书，提倡高蹈，故特改“名僧”为“高僧”。道宣戒律精严，对沙门不拜王者一事，争之甚力，皆僧人之具有节檗者，有专书名《沙门不应拜俗等事》。赞宁则本为吴越国僧统，入宋後，又赐紫衣，充僧录，素主张与国王大臣接近；本书又为奉诏而作，故不能与前书媲美。
《宋高僧传》七五代《棣州开元寺恒超传》：“恒超姓冯氏，范阳人。挂鍚无棣，二十余年，节操高迈，前後州牧修名执刺相礼重者，止令童子辞以讲贯，罕曾接对，初有所慊，终伏其高。时郡守李君素重高风，欲飞章举赐紫衣，超闻惊愕，为诗曰：‘虚著褐衣老，浮杯道不成，誓传经论死，不染利名生。’且曰：‘如其复尔，则吾在卢龙塞外矣。’郡将闻而止。相国瀛王冯道闻其名，知是乡关宗人，先遗书序归向之意，超曰：‘贫道闲人，早舍父母，尅志修行，本期弥勒知名，不谓浪传宰衡之耳，於吾何益。’门人敦喻，不得已答书，具陈出家之人，岂得留心虚名薄利。瀛王益加郑重，表闻汉祖就赐紫衣，自此忽忽不乐，以乾佑二年，微疾终於本院。”此五代时高僧也。赞宁对之，宁无愧色。然赞宁於《恒超传》不便批评，乃於前卷《宗密传》论，发其意见，且藉以自解焉，在史法中所谓互见例也。
《宋高僧传》六《宗密传》论曰：“或有诮密不宜接公卿而屡谒君王者，则吾对曰：教法委在王臣，苟与王臣不接，还能兴显宗教不！今之人情，见近王臣者则非之，曾不知近王臣人之心，苟合利名，则谢君之诮也，或止为宗教亲近，岂不为大乎，宁免小嫌，嫌之者亦嫉之耳，苟了如是义，无可无不可。”因此赞宁之书，不提倡高蹈，与慧皎异；又沾染五代时乡愿习气，以媚世为当，故持论与道宣又异。
《宋高僧传》十五《义宣传》论：“或曰：今沙门姓既为释，名复不讳，言我不随俗谛，云何对君主称臣，莫西域有否？通曰：姓名不对王者，臣妾表疏合然。昔齐帝问王俭，遂令对见称名，至唐肃宗朝，始见称臣，由此沿而不革。良以沙门德薄，日就衰微，一往无复矣。又以法委国王，诚难改作，王谓为是，楷定莫移，故佛言虽非我制，诸方为清净者不得不行”云。言为心声，赞宁所言若此，故其书颇主张随俗浮沉，与时俯仰，不叙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美，致使西山之节，郁而不彰。欧阳公生平深恶冯道，故对赞宁亦屡示不满。
《归田录》第一条曰：“太祖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故，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遂以为定制”云。太祖当作太宗。呜呼！赞宁对宋帝之言，抑何与冯道对辽主之言相类也。欧《五代史》五四《冯道传》：“耶律德光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为俳语对曰：‘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
得。’”赞宁之言，得毋学此。
《六一诗话》又言：“吴僧赞宁，国初为僧录。安鸿渐尝街行，遇赞宁与数僧相随，鸿渐指而嘲曰：‘郑都官不爱之徒，时时作队。’赞宁应声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时皆善其捷对。”鸿渐所道，乃郑谷诗，云“爱僧不爱紫衣僧”也。欧公对赞宁印像如此。若赞宁者，真可谓名僧也矣，以言乎高，则犹未也。此本书之缺点也。
《四库提要》正误
《四库》著录赞宁之书凡二种：一为谱录类《笋谱》》—卷，一为本书。又杂家类存目七载赞宁《物类相感志》十八卷，以与本题无关，不具论。
赞宁略历，《提要》於《笋谱》述之，谓：“咸平中，加右街僧录，至道二年卒。”此大误也。至道年号，实在咸平之前，不知何以不考至此，《释氏疑年录》六已辨之矣。至本书《提要》之误，则有四点：
一、《提要》谓：“《高僧传》之名，起於梁释惠敏，分译经、义解两门，释慧皎复加推扩，分立十科。”此谬说也。梁僧未闻有惠敏，更未闻有惠敏著之《高僧传》。“惠”与“慧”通，“敏”特“皎”之形譌耳。《提要》之说，盖本於晁氏《读书志》。《晁志》衢本传记类著录《高僧传》二部：一为六卷，梁僧惠敏撰，分译经、义解两门；一为十四卷，梁僧慧皎撰，分译经、义解等十科，此《提要》所本也。六卷本，袁本《晁志》入释书类，盖一不全本。因慧皎《高僧传》向分二函，可洪《藏经音义随函录》二十七，载《高僧传》一部，上帙六卷，下帙八卷，慧琳《音义》八十九、九十同。《晁志》著录释书类者，盖仅得前帙，因叙目在後，不知其不全，著录时又误慧皎为惠敏，衢本乃将两部并列。《通考·经籍考》释氏类因之，《四库提要》遂演为《高僧传》之名起於惠敏之说，不知惠敏固无是公也。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均循《提要》之误，谬说流传，不得不加纠正。《宋史·艺文志》有慧皓《高僧传》十四卷，岂慧皎之外，又有意皓耶？“皎”之误“敏”，亦犹是耳。《隋志》杂传类及杂家类重出虞孝敬《高僧传》六卷，姚氏《考证》引《法苑珠林·传记篇》，谓：“孝敬後出家，改名惠命，即晁氏之惠敏”云。按《续僧传》一，孝敬僧名道命，不作惠命，故今不取其说。
二、《提要》谓：“唐释道宣《续高僧传》，蒐辑弥博，所载迄唐贞观而止。”并列举十门之名，似馆臣曾见皎、宣之书，何以不著於录，不知馆臣实未见皎、宣二传也。十门之名，亦据《晁志》及《通考》列之耳。不然，此唐以前史传岂有不录，而独录赞宁书之理，此其故，《简明目录》释家类曾微露之，曰：“佛氏之书，浩如烟海，非惟经论语录，不可胜数，即叙述释家故实者，亦难以赅载。故今惟即官库所有，择可录者录之，以见梗槩；官库所未收者，自有彼之佛藏在，无庸代为搜辑”云。然则今《提要》释家类所著录及存目者，特随手掇拾，以备一格，凡内府所未颁，及各家进呈所未及者，皆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