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未与《宏明》、《法苑》著录文渊。後此诸儒，益盛小学，广求唐以前书，始偕慧苑《华严》，大显於世。自玉林、子田诸家徵引後，重之殆中允《释文》，崇贤《选注》等。道光庚子，假观西来寺正统北藏本。癸卯夏，主者趣归，乃命写官多录，复假禹门寺万历南藏本，诸弟分校一过。南本第三卷，北本析为二，故北本二十六卷，南本二十五卷。乾嘉诸老，引证记卷，悉是南本，知北本之不足据也。闻贵筑黔灵山更有支那本，远不能借校。”
南藏洪武刻於南京，北藏永乐刻於北京。序中所谓正统北藏者，谓正统刻成时所颁；万历南藏者，谓万历续刻时所颁。支那本方册藏，亦万历间刻，但非官板耳。
此序所举人名，有大误者，玉林是臧琳，与阎百诗同时，臧在东镛堂之高祖，镛堂曾刻《华严音义》，故误在东为玉林。至谓南藏本二十五卷，北藏本二十六卷，不误。谓南本
第三卷，北本析为二，亦误，实则南本第三、四卷，北本析为三、四、五卷也。
《日本访书志》四言：“释元应《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自《开元释教录》以下，至明北藏皆同，南藏始分第三、第四、第五三卷为四卷，遂为二十六卷。嘉庆间武进庄氏以北藏本校刊行世，臧氏言从咸宁大兴寺得善本，不言何本，今据其本校之，实北藏本”云。杨氏所志，误点尤多，最误者以南藏为北藏，北藏为南藏，志中“南”“北”字，均须互易。又庄氏刻是书，在乾隆五十一年，非嘉庆；庄氏亦非臧氏；大兴善寺非大兴寺；南北藏分卷，亦非分三卷为四卷也。
藏本之外有儒本，儒本者，以其非为佛教而刻，若孙渊如者，且曾撰《三教论》，反对佛教，故特名之为儒本，《书目答间》所谓“於彼教无与也”。儒本三本，皆二十五卷。
一、武进庄圻本，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刻。庄炘序云：“唐释元应撰《一切经音义》，今存释藏中，自唐以来，传注类书，皆未及引，通人硕儒，亦未及见。阅千余年而吾友任礼部大椿著《字林考逸》，孙明经星衍集《仓颉篇》，始见此书，成其撰述，予闻而美之。顷宰咸宁，至大兴善寺，求其卷帙，善本犹存，乃施五百金刊而行之。”注中有庄炘及钱坫、孙星衍诸人校语，所据盖南藏本也。乾隆丙午，下距道光庚子已五十四年，莫氏竟未见其本，而求之各寺，可见前人得书之难，何如吾辈今日得书之易也。
二，海山仙馆本，道光末刻。海山仙馆刻书，例无年月及序跋，据其书总序，撰於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只可称为道光末刻，其所据者即庄刻本。在儒本中，此最通行，而多谬误，如卷一《华严音义》，即阙五十四以下数卷也。
三、杭州曹籀本，同治八年刻。《越缦堂日纪》十三册言：“曹据庄氏校证本，授杭州尼明净翻刻。曹本妄人，又年老不知校勘，故貤谬满纸。”《日本访书志》言：“近日杭州曹籀重刻是书，言汉阳叶氏有影宋本，为某所乾没，竟不出，至疑之雷击，不知宋藏原本，犹在天壤间。”此即同治间撰《龚定盒文集》题词之曹籀，《定盒续集》四有“纵难送曹生”，即其人。
慧苑书板本
慧苑书板本，亦大别为藏本与儒本。
藏本二种：一、二卷本，宋、元、明南藏等属之；一、四卷本，明北藏及嘉兴藏属之。此书自《开元录》著录，以迄明南藏，皆二卷，明北藏始以一卷分作两卷，嘉兴方册藏因之，故有四卷。
臧镛堂刻本书序言：“镛堂寓吴门时，故友王西林为毕秋帆宫保掌经典，从借唐以前遗书，西林以《华严经音义》四卷写本见示，盖宫保抚陕右时所得释藏本也。读之如获一海外奇珍，旬日间尽录之。後宫保抚山左，招镛堂课孙，学使阮芸台一见首问此书，并出北藏板二卷，属为校讎。始知西藏本为後人改窜，远不及北藏之真，兹悉以北藏为正。”
此序以四卷本为南藏，二卷本为北藏，大误。又生造一西藏之名，乱人耳目。夫所谓南北藏者，指刻板之地，非指藏书之地，若其书得自陕右，即称之为陕右本可也，岂能谓之西藏，况所谓西藏者即北藏耶！自镛堂刻此书以来，竟播
其误於众，诚为可惜。
守山阁钱熙祚刻此书跋亦谓：“陈氏所校二卷本为北本，未见远胜西藏，此为嘉兴楞严寺所刊支那本，卷目舆西藏同，视北本尤完善。”
南北倒置舆臧同，今守山阁所刻者实嘉兴本，而云“卷目与西藏同”，益可证臧所谓陕右本者即北藏也。故凡臧、钱序跋中“南”“北”字样，均须互易，而西藏之“西”字，亦须改为“北”也。
铁琴铜剑楼藏者二卷，当为南藏，亦误称为北藏。惟粤稚堂所刻四卷本为北藏，伍崇曜跋独不误，且声明二卷本为南藏焉，此伍氏之特识也。闻伍跋多出谭莹玉笙手，故其误尚少。
慧苑书儒本五本：
一、臧镛堂本，二卷，叙录一卷，嘉庆四年刻。所刻者为南本，而序误为北本。叙录又有乾隆五十八年录此书序，时所录者为北本，曰：“《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四卷，唐京兆静法寺沙门慧苑撰，近同里孙渊如编修辑《仓颉篇》，兴化任幼植主事辑《字林》，徵引《一切经》、《华严经音义》，而二书始见知於世。《唐志》载元应《众经音义》，而慧苑书未著录，余见而嗜之，手自纂录，凡属梵言，悉从省节，有涉儒义，并列简编，仍存其卷第篇目，俾後人可考也。”
此序与庄炘《玄应书序》，实相呼应，惟将孙、任二君名次互易，知孙渊如曾争此二书发见权也，将於下文述之。臧本与藏本及诸儒本大异者，凡音译之文，悉被删削，仅存义译之文，故诸家称此本为删节本，以其变乱古书也。惟此本刻於粤，板式甚精，最近日本京都研究所将《拜经堂丛书》影印，此本在焉。
二、陈氏丛刻本，二卷，道光间江宁陈宗彝刻。
三、守山阁本，四卷，道光间刻。出自嘉兴藏本，而跋以为视北本尤完善，不知嘉兴藏本即北本也。全书案语均误以二卷本为北本。
四、粤雅堂本，四卷，咸丰四年刻。自言出北藏本，似尚未见臧氏、钱氏之书也。
五、曹籀本，二卷，即取臧氏节录本与玄应书合刻。
二书新印古本
二书板本，现以碛砂藏本为最古。碛砂藏者，苏州陈湖延圣院所刻之藏也。藏刻於宋、元之交，其板久废，一九三一年发见西安开元、卧龙两寺有藏本，上海影印宋板藏经会乃集资二十五万，改梵荚为方册印行之，一九三五年出版。
先是庄炘宰咸宁，得大兴善寺明南藏本玄应书刻之；毕秋帆巡抚陕西，又得明北藏本意苑书传之。曹籀言：“汉阳叶润臣有影宋本玄应书，为人所乾没，遂不传。”不知西安开元、卧龙二寺，与咸宁大兴善寺同在一城，而陕抚又即驻西安城内，其中即有宋、元佳本，乃瞠目而不之见，必待百余年後，始获见之，岂非吾人大幸。
此本之佳处，在一语一行，朗若列眉，最为清楚。二书原编“阶、纳，陛、弁”四号，即今影印本之四五八至四六一等四册，弁册之後半，即为慧苑书。惜碛砂藏无影印单行本，不可谓非失察。
二书之流行及利用
二书久在释藏，然未有人注意。焦竑《国史经籍志》释家类收罗释典最多，二书独不著录；乾隆初，翻刻全藏，二书亦独被遣落。乾隆四十七年，任大椿撰《字林考逸》，始利用之，然任书出後，归安丁小疋杰谓曾著是书，稿存任子田处，子田窃而刻之，作书遍告同人，事见江藩《汉学师承记》六。然《字林考逸》为谁作，乃另一问题，最初利用两《音义》者为《字林考逸》，则尚无异议。
乾隆四十九年，孙星衍刻《仓颉篇》辑本序，言：“顷礼部仪制司任君大椿集《字林》八卷，索之弥月，始获一见。星衍以戊辰之岁，读书江宁瓦官寺合，游览内典，见元应《一切经》并慧苑《华严经音义》，引《仓颉》为多，随加钞摭，兼采儒书，阅五年矣，粗具条理，刊而行之，庶亦小学之助。”
据此序，孙君之意，以为发见两家《音义》者自我，非得之《字林考逸》也。然所谓戊辰者何年，谓乾隆十三年乎？则孙尚未生；谓嘉庆十三年乎？则序作於乾隆四十九年。序中所谓阅五年者，无非显明其在《字林考逸》之先，而未察“戊辰”二字之无著也。岱南阁本《仓颉篇序》如此，《问字堂集》四载此序亦如此，二者均孙君所自刻，何谬误若此！吾欲为孙君解释，谓戊辰为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之讹，则在《字林考逸》之前矣，而舆阅五年之说不合。张绍南为君撰年谱，以阅藏事隶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与五年语合矣，然何解於自序之戊辰。《仓颉篇》辑本初稿，乾隆四十六年辛丑曾篆刻於西安，其本今罕见。其自序则北平图书馆印《孙渊如外集》收之，中有“猎於儒书，以及异端”之句，疑曾采藏经音义，然吾未见其本也。北平馆跋语误以乾隆四十六年为二十二年，孙君以乾隆十八年癸酉生，是时才五岁，何能著书？推其致误之由，盖以辛丑为丁丑也。然对戊辰之解释，终无所补益，则姑以疑案存之可也。
乾隆四十九年孙君序又谓：“元应、慧苑之书，世多不传，南宋人博雅如朱子、王应麟，亦未之见。中引古书尤多，足舆陆德明《经典释文》并垂於世，星衍又尝揄扬其实，属友刊行焉。”则其後两书之刻，孙君亦自以为功，可见其念念不忘两书之发见权也。平情论之，两《音义》之流行，《字林考逸》、《仓颉篇》辑本，均不可谓无功。然自宋以来，两《音义》具存，未尝亡佚，儒家诸本，迭经写刻，终不如藏本之古。今後学人所当致力者，一则慧琳《音义》复出，已将两《音义》收入其中，可资校勘；二则丽本所传两《音义》，与宋、元、明本大异，亦堪互证。日本缩刷藏，支那本与丽本并收，最为有见，惜乎频伽本以两《音义》外间多有，竟将丽本削而不收也。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四
《一切经音义》百卷 唐释慧琳撰
《续一切经音义》十卷 辽释希麟撰
琳书与玄应书同名，凡《开元录》入藏之经，悉依次音之，有旧音可用者用旧音，余则自撰。麟所续者，《开元录》以後至《贞元录》之经，续琳书，非续玄应书也，故合论之。
二书在清末为显学，其内容体制与玄应，慧苑书同，而部帙数倍之，其可贵自不待言。兹特略其内容，而言其历史。二书通行者有日本板，及频伽藏影印本。
慧琳希麟略历
慧琳，《宋僧传》五有传：“唐京师西明寺僧，姓裴氏，疏勒国人。始事不空三藏，印度声明，支那训诂，靡不精奥。尝引《字林》，《三仓》，诸经杂史，撰《大藏音义》一百卷，起贞元四年，迄元和五载绝笔，贮其本於西明藏中，以元和十五年庚子卒於所住，春秋八十四矣。迨大中五年，有奏请入藏流行，近高丽国偏尚释门，周显德中，遣使齎金入浙中求慧林《音义》，时无此本，故有阙如”云。
疏勒为汉时旧地，在今新疆南路喀什噶尔。《通典》言：“唐时其国王姓裴，侍子常在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