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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华严宗把“相即”的关系绝对化，最终导致了无矛盾，甚至无差别的结论。也就是说，现实的矛盾和差别，最终地要被那个一般的“理”所浸没。
关于十玄无碍，也称“十玄缘起”。《华严经。贤首品》在描述佛的境界时说，一微尘中有无量世界，而这些世界又具染净、广狭、有佛无佛等不同情况，犹如天帝网交相涉入。此经还用教义、事理、境智、行位、因果、依正、体用、人法、逆顺、感应等十对名目说明世界万物的圆融无碍关系。
智俨在《华严一乘十玄门》中据此提出十玄无碍理论，阐述法界缘起相即相入思想。他的理论为法藏继承、发展。由于两人立说略有不同，故有“古十玄”和“新十玄”的区分。
法藏的新十玄是：同时具足相应门、广狭自在无碍门、一多相容不同门、诸法相即自在门、隐密显了。俱成门、微细相容安立门、因陀罗网境界门、托事显法生解门、十世隔法异成门、主伴圆明具德门。法藏认为，“此十门同一缘起，无碍圆融，随为一门，即具一切”。①由十玄门的圆融无碍而及于现实世界一切事物的圆融无碍，相即相入，重重无尽，其思想没有超出以上六相之说。
①《华严经探玄记》卷1。华严宗对于佛教哲学的主要贡献，是自觉地、广泛地运用了理事、体用、总别诸范畴，相当精采地解释了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几乎是所有的宗教神学都要涉及的问题，也是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在佛教大乘务派哲学中，也普遍地有所触及，但只有到了中国华严宗，才如此明确和详尽地作出专题论述，从而构成这一宗派的主要理论特色。
华严宗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影响很大，这在程朱理学中尤为明显。程颐认为，华严宗所谓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一言以蔽之，不过曰万理归于一理”。
①这“万理归于一理”之说，反映了理学家和华严宗在理事关系问题上的逻辑联系。事实上，程朱理学的建立，论题的提出，范畴应用以及思维方式等，都曾从华严宗得到启示。
程朱理学的重要命题是“理一分殊”。朱熹说：“本只一个太极，而万物各有秉受，又各自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②太极，即相当于华严宗所说的“理”或“一真法界”，只不过给予的内容不同而已。朱熹还说：“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③显然，这种照抄“释氏”之言，出自华严宗的“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程朱又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说，来表述一切事物都是“一理”的体现，则出自华严宗的理事无碍之说。因他们与华严宗的思想过于相似，故程颐有“泄露天机”的感叹。
佛教史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禅宗的形成，是整个佛教史上的大事。但后人的记述纷杂不一，异说多端。据早期文献史传记载，从禅思潮在与义学对立中兴起，到禅众形成为僧侣中的特殊群体；从禅众批量流动的生活方式，到群聚定居，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有极深刻的社会原因，特别与北魏以来波浪式出现的流民问题息息相关。
传说的达摩一派禅师，自北向南流动，代表了隋唐之际禅众发展的主要方向。慧可门下僧璨已在南方活动，但形踪难详。至于僧璨的弟子道信（579—651）先入舒州（安徽潜山）皖公山，再往江西庐山，最后定居蕲州黄梅（湖北黄梅县）双峰山，一住30余年，聚众500余人，成为禅宗真正的发端者。
道信以双峰山为据点，在皖、鄂、赣临界地区的官民中间，产生过重大影响。杜朏的《传法宝记》载，道信“每劝门人曰：努力勤坐，坐为根本。
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疗）饥疮，即闭门坐，莫读经，莫共人语“。在这里，定居聚徒，坐（坐禅）作（劳动）并行，不读经，不共人语，都是禅宗初期的基本特征。
在道信门下从学的著名禅师，多属先前天台宗的徒众。能够发扬他的成①《二程遗书》卷18。②③《朱子语类》卷94，卷18。果，终于使禅宗成为遍及全国最大宗派的，则是弘忍。弘忍（600—674）被奉为禅宗五祖，在道宣时已知名于世。他7岁奉事道信，后迁至双峰山东凭茂山，号称“东山法门”。玄赜在《楞伽人法志》中记述弘忍的特点，是“缄口于是非之场”，“役力以申供养”，“生不瞩文，而义附玄旨”，这依然是坚持道信的禅风。但他更有新的发展，尤其提倡“静乱无二”，“语嘿恒一”，“四仪（坐住行卧）皆是道场，三业（身口意）咸为佛事”，把禅（静、嘿）贯彻到了日常“役力”生活（乱、语）中，改变了凡禅必坐的传统。所谓“役力”，与“作”一样，均指体力劳动言。日常劳动和与之有关的俗务，被引进禅学内容，是禅宗对传统佛教思想的重大改革。这一改革，到弘忍时代已经达到相当的理论自觉。
弘忍自我标榜他的信仰依据是4卷本《楞伽经》，所以一般也把他划在楞伽师的行列。他认为此经的精义，只能“心证了知”，所言则是“佛语心第一”。他又据《文殊说般若经》讲的“一行三昧”，认为只要“念佛”，“心”即是佛，所以他的“东山法门”也被归结为“一行三昧”。事实上弘忍对两部佛典的解释是十分任意的，目的在于排除向外求佛的传统教义，包括偶像崇拜、净土信仰、沉溺经教、着意修持等，从而把解脱的希望转移到自我内心的调节上。
弘忍的门徒难以确计，被认为能传其禅法的有11人，南到韶州（广东韶关），北至潞州（山西长治），西到资州（四川资中北），东到越州（浙江会稽），分布全国，各为一方师，聚徒传法，声震朝廷。其中法如和老安（慧安）在嵩山，声望极高，直接影响东京；玄赜在安州（湖北安陆），后入洛阳，被贵族禅师净觉一系推奉为师；智诜在资州，开成都净泉（众）、保唐一大禅系；神秀在荆州当阳（湖北当阳），名闻西京，后被推为禅宗北宗领袖；慧能在韶州，扎根山林市民，被推为禅宗南宗始祖。此外，被后人引为道信另一弟子的法融，在南京牛头山经智威、慧忠等的持续经营而成牛头禅系。
禅师们的活动吸引了众多如醉似狂的追随者，受到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官吏的普遍关注。以宋之问上表请迎神秀入洛为契机，武则天先后接见了以神秀为首的弘忍门徒，如老安、玄约、智诜、玄赜等，表示“东山法门”是天下行禅修道者的极宗。原本隐遁山林、自食其力的禅宗，开始由朝廷直接控制；一些禅师一旦成为帝师，随着就有一批贫困的禅众上升为富有的官僧。
禅宗内部有了重大的分化，争夺禅宗正统，争夺官方承认和扶植的斗争激烈起来。
经过安史之乱，到唐中后期，禅宗内部已出现了宗派体立，争讼不已的状况。据宗密所收，殆且百家，有独特宗义者十室并为七派，这就是神秀门下普寂等北宗提倡的“拂尘看净，方便通经”，智诜所开净众寺金和尚一系提倡的“三句用心（指无忆无念莫忘）为戒定慧”；老安门下俗弟子陈楚章一系提倡的“教行不拘而灭识”；慧能门下怀让、道一提倡的“触类是道而任心”；慧能门下神会一系提倡的“寂知指体，无念为宗”；牛头法融门下慧忠、道钦一系提倡的“本无事而忘情”。此外，还有传说也是弘忍弟子的宣什一系（亦称“南山念佛门”禅宗）提倡的“借传香而存佛”。这些派系，争刻碑铭，竞撰史传，各出语录，除了弘扬本宗教义外，主要是为了确立自己的正宗地位。
到宗密为止，禅宗各家所述祖谱不完全一样，谁是禅宗始祖，就有求那跋陀罗、菩提达摩多罗、达摩多罗和菩提达摩四种说法。至于谁是弘忍嫡传，弘忍并没有确定，后人则集中在神秀和慧能二人身上。①“南能北秀”大体反映了此后禅宗的主要潮流。
佛教史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据张说撰《大通禅师碑》，神秀姓李，陈留尉氏（河南尉氏县）人，生于隋末，“少为诸生，游问江表”，精通《老》《庄》《书》《易》，三乘经论，古字古语。年届50，投至弘忍门下，“服勤六年，不舍昼夜”，后“涕辞而去，退藏予密”，行踪不详。直到凤仪中（677—680年），年近古稀，始取得正式僧籍，隶荆州当阳玉泉山玉泉寺。他在寺东山地别造兰若，荫松籍草，一时“就者成都”，“学来如市”，两京学徒，群方信士，不远千里赴此禅门。以至“菴庐雁行于邱阜，云巢雾委”。久视元年（700），武则天遣使迎神秀入京，被推为“两京法主”，又因受睿宗、中宗礼遇，号称“三帝国师”。
神秀的著名弟子是普寂、义福等四人。义福在神秀病危之际被邀入京，开元年间又受到唐玄宗的恩宠，尝随驾往来两京，735年卒，谥大智禅师。
普寂在神秀死后，唐中宗诏令他“统帅徒众，宣扬教迹”，死于739年，天宝元年（742），唐代大手笔李邕为其作塔铭，谓“四海大君者，我开元圣文神武皇帝之谓也；入佛之智，赫为万法宗主者，我禅门七叶大照和尚（普寂谥号）之谓也”，可见当时的声势。
从神秀入京算起，这一禅系的领袖人物，高据两京，君临一切禅徒，加上时处盛唐，声势显赫，天下无与比伦。但是，北宗始终未能将全国禅众统一起来。禅宗新贵与不安于山林贫困的禅众间产生了新的斗争，奉神秀为六祖，就成了这场斗争的触发点。
首先发动这场斗争的是自称慧能弟子的神会（？—760）。
开元十二年（724），正当北宗炙手可热之际，他在滑台（河南滑县）无遮大会上与崇远法师展开了有关南北宗是非傍正的争论。他认为北宗的“传承是傍，法门是渐”；只有慧能得到了弘忍的“顿门”嫡传及其传宗信物“法衣”。天宝八年（749），神会入洛阳荷泽寺，继续非斥北宗，御史卢奕奏其聚众不轨，天宝十二年后，连续被贬弋阳（江西）、武当（湖北）、襄州（湖北襄樊）、荆州。安史之乱，付元帅郭子仪通令全国大府各置戒坛度僧，收取“香水钱”，以助军费。神会在这一活动中起了积极作用。
神会有弟子孤独沛，开元二十一年，整理出《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已残），另有《南阳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和其它《语录》残本。
神会还请名诗人王维撰《六祖能禅帅碑铭》，都正式把慧能作为禅宗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