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 第55节

　　杂密的内容与中国传统的道教、儒术和民间巫术有许多是相通的，它在中国的流传，带有强烈的本地色彩。像后汉失译的《安宅神咒经》中，不但有“日月五星、二十八宿”、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道教神祗，且有“百①据吕徵勘，此中多数为失译经。

　　②《高僧传》卷9《佛图澄传》。

　　子千孙，父慈子孝“等儒家思想。它同外来禅师宣扬的”神通“往往结合一起，妄说吉凶，制造”预言“，颇为当权派所忌，但在下层备受苦难的群众中，它是最廉价的消灾去病的手段，同道教和其它民间信仰一样流行，以致在宗教实践上相互影响，很难区别。

　　将佛教某些显教理论秘密化的经典，早在两晋竺法护时已有译本，将某些杂密用显教理论系统化起来的经典，到东晋昙无谶也介绍进来，但在中国佛教史上真正发挥作用，并形成一个宗派的，乃是把密教正式引进朝廷殿堂的“开元三大士”。

　　昙无谶曾以善言“他国安危”与“令妇人多子”之术，受到鄯善王和河西王的恩宠。昙无谶因术被杀之后，密教被历代王朝排斥在国事和官闱之外。

　　唐太宗一代伟人，把中华帝国推到了历史的巅峰，但晚年因袭秦始皇、汉武帝的老例，迷信长生不老，向胡僧和域外求药，终于暴死；唐高宗也步这条道路，他令瑜伽行派密教大师那提往昆仑诸国采药，命玄照往乌苌国请“长年婆罗门”卢迦逸多合长生药，于是大权旁落；唐玄宗笃行道教，在政治因素之上，主要加进了“长生”的考虑。初唐诸大译家中，没有一个不译介密教典籍的。密宗之所以能在开元期间兴建起来，与历史的这一发展和玄宗的支持有极大关系。

　　安史乱后，外患频仍，藩镇割据，君主大多昏庸，密教进一步上升为皇室护国保家、度灾御难的重要法门。唐代宗与鱼朝恩于永泰元年（765）组织不空编译《仁王护国般若经》，时正值仆固怀恩招引回纥、吐蕃等兵十万，聚集灵武，凭凌迳阳，郭子仪率师往讨，而代宗则敕百名法师，在资圣寺“为国传经行道”，京城其它寺观僧道，也于每日两时，“为国家”举众齐念“摩诃般若波罗密多”。郭子仪获胜还京，代宗又设“无遮斋”，重赏诸僧，倾城轰动，以为边境清平，乃是“圣力经威”所感“福应”。密教法师一时成为显贵，得到比禅师更加优渥的待遇。

　　开元三大士及其门徒中国密宗的建立者，一般推为“开元三大师”，即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其实，他们的弟子一行和惠果起了很大作用。

　　善无畏（637—735），中天竺人，出身贵族。舍王位出家后入那烂陀寺，投达摩掬多为师，受学总持瑜伽三密法门。唐开元四年（716），经北印抵长安，先住兴福寺，后住西明寺，传说玄宗曾尊他为国师，命于内建立灌顶道场，所赉梵经，尽许翻译。皇族宁王、薛王等，多从他灌顶受法。善无畏所译第一部经是《虚空藏求闻持法》。继之，以一行为助手，译出《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即《大日经》）、《苏悉地羯罗经》、《苏婆呼童子经》。《大日经》是密教理论的主要体现者，属密教胎藏部的根本经典；《苏悉地羯罗经》和《苏婆呼童子经》则宣传咒术和作法方式。善无畏的弟子有一行、玄超、义林等。

　　金刚智（669—741），中天竺人，由南印某将军表荐入朝，亦称南天竺人。出身婆罗门，自幼出家，先习经律，广学中观、瑜伽诸典，后专密教。

　　开元七年（719），经师子国、佛逝抵广州，次年入洛阳，再入长安。传说玄宗也礼为国师，敕住慈恩寺，造毗卢遮那塔，后移大荐福寺。经常随帝往来于东西两京间，广弘密教，建曼陀罗场，立坛灌顶，奉诏行密法求雨。与一行、不空等先后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金刚峰楼阁一切瑜伽瑜祗经》、《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等密教经典多部。其中《略出念诵法》，是略自《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后者属“金刚顶部”的根本经典，也特别重视密教实践。开元二十九年，敕令归国，途经洛阳卒。其弟子有一行、不空。

　　“三大士”中活动能力最强，影响地域最广的是不空（705—774）。据唐圆照的《贞元录》，不空原名智藏，师子国人。后于阇婆国（爪哇）遇金刚智，并随其来洛阳，参与他的译经活动，往返两京。开元二十九年（741），金刚智与不空同时被命归国，不空经广州，附舶去师子国。国王以唐使之礼接待，安置在佛牙寺。在此，不空重学秘密总持、三密护身、瑜伽护摩等。

　　天宝五年（746）携梵筴再来长安；九年，又令回乡。发自京都，行至韶州，因病暂止。天宝十二年（753），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奏请不空赴河西边陲，“请福疆场”，遂至武威，翻译密典，兼开灌顶，演瑜伽教，置曼陀罗，节度“使幕官寮，咸皆咨受”，声达西域四镇之安西（新疆库车）军民。安史乱起，皇太子李亨敕令入朝。不久，不空身陷长安，但仍使人向在灵武、凤翔的唐肃宗问安献忠。及至两京收复，不空连续表贺，并上“虎魄宝生如来像”一躯，请皇帝缄带，可得本尊福佑延寿。肃宗自称“信受奉行，深为利益”，令搜集全国既有未翻的梵夹请不空翻译。译经成了国家兴办的福事。

　　代宗即位，不空又上“白檀摩支像”一躯，为译《仁王》、《密严》二经，代宗为之作序。颁行之日，举朝表贺。永泰元年（765），授不空特进试鸿胪卿，号“大广智三藏”。次年，入五台山传法，修建金阁寺、玉华寺等密教道场。大历五年（770），诏请不空往五台山修功德作法会。弟子有五台山含光、新罗慧超、长安青龙寺惠果等。大历九年不空卒，代宗为之辍朝三日，追赠司空。所译佛典100余部，主要是密教系统，其中《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即《金刚顶经》）是《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初分，对密宗的建立有重要影响。

　　一行（？—727），俗姓张，巨鹿（今属河北）人。少博览经史，尤精天文历算、阴阳五行。武三思欲与之结交，为逃避此请，出家为僧，从嵩山普寂学禅。后去天台国清寺学算术，再去湖北当阳从悟真学律。善无畏来长安，一行从受胎藏法，助译《大日经》，并最后删缀成文。所撰《大日经疏》，是阐释密宗理论的权威著作。及至金刚智来华，又从学陀罗尼密印，继续助译。一行在中国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天文、数学、大地测量都有新的贡献。他奉玄宗诏改撰新历，经多年努力，周密推算，终于完成《开元大衍历》52卷。一行亦通达儒学，他探究《周易》，撰《大衍论》，创易学上一家之言。卒后玄宗谥号“大慧禅师”。

　　惠果（752—805），俗姓马，京兆万年（西安）人，9岁随不空弟子昙贞学佛，年17入内道场。后从不空受灌顶，又从善无畏弟子玄超受密法。惠果之学，兼具善无畏、不空两家之长，将金刚界密法和胎藏界密法融会在一起，建立“金、胎不二”之说。此后常应诏入内殿，修法祈祷，受代、德、顺三帝优礼。又在长安青龙寺东塔院设灌顶道场，时称“秘密瑜伽大师”，不空去世后，惠果成为第一位传法阿阇梨，受法弟子甚众，其中辩弘，系诃陵僧人；惠日、悟真均是新罗僧人，空海，日本僧人。空海回国后，传瑜伽密教，成为日本真言宗初祖。惠果的国内嗣法弟子有辩弘、惠则、义操等，其中义操一支传承稍久。

　　密宗经晚唐的多方打击，完全衰败，至宋初，又有新的复兴，但限于译经。






　　　　　　　　　　　　　　　　　　　　佛教史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密教的哲学理论无甚独创，或依《华严》，或依唯识，或依中观，经常是杂揉的。但据此萌生的神鬼系统、法式仪轨和修持方法极多。践行者想要达到的效用，更是五花八门，数不胜数。按“开元三大士”弘扬的密宗，着重在以下方面：一、曼陀罗灌顶。不空以为这是金刚智所传密宗的中心，故曰：“曼陀罗灌顶坛者，万行之宗，密证之先，将涉觉路，何莫由斯！”曼陀罗，或作“曼茶罗”，意译“坛”、“坛场”，指按一定要求制作之土坛，上绘相应的色彩图画，并依特定方位，置以瓶、灯、花、香、饭等饰物，以此象征诸佛菩萨金刚等无不聚集于此，或具备大悲、智慧、方便、大空等一切教理圆满。修法者，定期祭祀供养，并各按所需，或念动“真言”，或禅坐观想，期望达到预想的宗教目的。事实上，曼陀罗可以成为作各种宗教法事的场所，所以也译作“道场”。在其后的发展中，曼陀罗也多用壁画纸绘，同样被当作某种无限神秘功能的表征。

　　就不空言，他更推崇“灌顶”。他说，大日佛之教，有顿有渐，“渐谓小乘登坛学处，顿谓菩萨大士灌顶法门——是诣极之夷途，为入佛之正位”。

　　“灌顶”原白天竺国王即位时，由“韦陀梵志”用水灌于新王头顶并作一定教诲的一种庄严仪式，密宗借来用于阿阇梨之嗣位。阿阇梨意译“轨范师”、“教授”，是密宗中表示已获得最高成就的称号。不空的解释说：“顶谓头顶，表大行之尊高；灌为灌持，明诸佛之护念”。据此，灌顶的仪式主要在表征诸佛给予了护念加持。但灌顶的具体运用，范围很广。所谓“息灾、增益、降伏、欢喜”等，据说都能以灌顶法成就。一切灌顶都得在道场进行，总以曼荼罗为前提，所以也称曼荼罗灌顶。其后，灌顶的概念不断开拓，含义另有许多变化。

　　二、《金刚》瑜伽。指依《金刚顶经》所行瑜伽。瑜伽意译“相应”，这里特指依密教宗旨，贯彻于全身心的一种禅定，或称“三密瑜伽”。它用手式（身）、咒语（口）和观想（意）的方法。表征和想象一切如来金刚萨埵加护于已，使自身聚集无限神变和享受一切的能力，由是了知“此心本性清净，随彼所用，随意堪任”，达到了自身即是菩萨身的自觉，这就具备了入坛场、受灌顶作阿阇梨的资格。这样，瑜伽就成了个人修持中最重要的法门。不空说：“金刚顶瑜伽法门，是成佛速疾之路；其修行者，必能顿超凡境，达于彼岸”。①瑜伽在藏传佛教中有极大发展，一部分通向神秘主义，一部分成为健身延年之术。

　　三、护摩，意译“烧”、“火祭”，本属婆罗门燃火祭天祈求消灾降福的信仰，密宗将其引来，构成阿阇梨理应具备的法术之一。《大日经》和《疏》进一步分护摩为内外两种：外护摩与婆罗门教全同，内护摩则结合瑜伽进行，象征以智慧火烧弃灾难，成就涅槃之义。

　　密宗的这类法门和法术，对下层民众百姓有特别的蛊惑力，但开元三大①《贞元续开元录》卷上。

　　士所行，则完全是为了皇权国家。《仁国经》用佛的名义说：“我以是经付嘱国王，不付嘱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所以者何？无王威力，不能建立”。唐代宗作序则言：“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