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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介于中原与西域之间的文化古城和佛教重镇。8世纪下半叶由吐蕃占领，原唐瓜、沙二州僧统吴某继续留任僧统。据《吴僧统碑》文称：“圣神赞普，万里化均”，四邻广附，“佛日重晖”。时沙州（敦煌）有大禅师摩诃衍等三汉僧，奉赞普命至逻娑（拉萨），传播内地禅宗宗旨，“令百姓官僚尽洞晓知”，受到皇后没卢氏，赞普姨母及诸大臣夫人30余人的信奉①。
据说摩诃衍“判佛教为顿门与渐门，并谓吾法易修，利益广大，其修供养礼拜等身语妙行不能成佛，唯全无所作乃能成佛耳。西藏僧俗多随之修”。寂护死后，禅宗更有所发展，“唯有吉祥音与宝护等少数僧人，仍依静命之教①东嘎。洛桑赤列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①《顿悟大乘正理决叙》。
法而修“。①桑耶寺专门设立禅那部，说明禅宗在吐蕃的势力足以与密宗相匹敌。
摩诃衍自述本宗指归为“离言说相，离自心分别相”，同时又依《法华》讲三乘方便，凡属三归五戒十善，以至于一称南无佛、一合掌一低头，都看作是入道法门。因此，他既坚持不依经典，不重仪轨，不涉神通的自家传统，也不反对采用其它修持方法，起码到拉萨以后，他是取和解态度的。摩诃衍的“顿悟禅宗”受到婆罗门僧的强烈反对，以为汉僧所授“并非金口所说，请即停废”。赞普诏令双方“商榷是非”。此中问答条目颇多，中间婆罗门僧与某些大臣谋结朋党，有追随禅宗的吐蕃僧因此而捐躯殉法者。直到戍年（794），诏命“摩诃衍所开禅义”，“任道俗依法修行”。
据以后的藏传佛史记载，这次密教与禅宗的辩论，在密教方面，是派人去印度迎请寂护的门徒莲花戒来吐蕃，作主要代表进行的。莲花戒（约730—800），以注释寂护的著作而知名印度，撰有《修道次第论》、《菩提心观释》等。在质难摩诃衍中，莲花戒认为，假如一个人全部放弃他的意识活动（无念），仅仅通过“瑜伽”（特指禅定）去认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道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他对自己说我将不想一切法，我将不要有一切思虑时，这已经是一种思想，一种念头。如果完全没有思虑（无为、无想），才是应该追求的最高目的，那么，只有丧失知觉能力的人和醉汉才最接近顿门的理想。归根结底，人们不可能通过无念无思无为达到成佛的目的。辩论的结果，摩诃衍一派失败，被迫向莲花戒献上花环，返回内地。赤松德赞下令，有关汉地佛教的经典禁止流通，不许吐蕃人学习禅宗教法。
有关这次密禅之争的记载，汉文史料比藏文史料要可靠一些，因为前者全是当事人的原始文件。但禅宗作为一个宗派，在西藏确实没有流传下去，这不仅因为引禅师入藏的赤松德赞在这次辩论之后不久老死，而且由于禅宗那种放浪形骸、任运自在的风格就没有发展的足够土壤。虽然如此，禅宗的某些重要思想仍为藏传佛教所吸收。如后期宁玛派的“大圆满法”和噶举派的“大手印法”，都含有禅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类思想。土官《宗教流派镜史》说：“心要宗（即禅宗），汉人呼为宗门，就其实义与葛举巴相同，即大手印表示之传承”。西藏密宗宣扬的“即身成佛”和禅宗讲的“顿悟成佛”，意思是一致的，都是讲价廉的“快速成佛”法。至于他们都以般若和唯识为自己的理论基础，那就更加一致了。
赤松德赞对佛教采取的政策基本上是大乘、小乘、显宗、密宗、禅宗等讲修兼收并举，同时要求将龙树的中观论和一切有部的戒律，作为理论指南和行为准则。此时所译典籍，密教方面除无上瑜伽部，显教方面除《阿含经》类及部分中观论和《因明论》外，其余的显密经论大体上都已具备。这样，赤松德赞由建造佛教寺院，剃度藏人出家，开始确立僧伽制度，广译经论，讲学修行，引导佛教对外战胜苯教，对内解决宗派之争，为佛教在吐蕃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信仰上的基础。
佛教史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继赤松德赞的是牟尼赞普（797—798在位），在位时间极短，但努力兴①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卷1。沸。他参加桑耶寺举行的重要宗教仪式，表示王室对佛教的重视；曾三次下令在属民中平均财富，争取破产平民对佛教的支持，也就是对王权的支持。
结果是加剧了王室同贵族间的矛盾而无法继续下去。据说，从赤松德赞开始，即用王朝收入供奉僧众，牟尼赞普继续执行这一措施，并将它巩固下来，使西藏佛教具有了强大的经济后盾，意义是深远的。
牟尼赞普于798年被母蔡邦萨毒死，由他弟弟赛那累继赞普位（798—815年在位），又称赤德松赞、牟底赞普。他之能够当上赞普，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一批僧人的支持。他的“师僧”
叫娘。定埃增桑布，赛那累继位后，对娘。定埃增桑布为首的僧人倍加信用，同时采取新的措施扶植佛教的发展。他修建了著名的申德噶琼寺，该寺修建时的石碑还在①。
经典翻译这时也有新的开拓，使“三藏经典得以大备”。赛那累特别命令优礼僧侣：对已经出家的人，不许再受别人的奴役，免征他们重税，不让他们做体力劳动，使他们受到保护，并由赞普给以尊崇的地位。赛那累还规定，凡有三宝的地方，所需供养不得减少。
赛那累扶植佛教的措施中，影响最大的是将佛教引进王室，令僧侣参政，管辖教育。他让长子臧玛出家为僧，以抬高僧侣的尊贵地位。又在王宫设置供奉“三宝”的道场，表示王室对佛教的虔诚。早在赤松德赞时，曾任命僧人担任“却论”，以分减世俗贵族大臣的权势。赛那累更设置“钵阐布”（特指参与国事的大僧人），其地位排在王妃、小邦王子之后，大沦（宰相）之前②。赛那累还规定，赞普的子孙从幼年到执掌国政，都要以佛教僧人“善知识”为师；新立王妃和新任大臣都要在立誓信佛的人中选立和任命。这样，佛教上升成为国教，僧侣干政和佛教教育开始影响西藏社会的全部生活。
赛那累死于815年，他的第五子热巴巾即赞普位（815—838在位），又称赤祖德赞，唐书译为可黎可足，是吐蕃王朝将佛教推向顶峰的人物。在藏文史籍中，他与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合称“三大法王”。
热巴巾推动佛教发展的重要措施，是组织校订前此所译佛典和大量翻译新经。他规定翻译主要应以梵本为据，以大乘显宗为主，限制密宗经典译介，小乘佛教则只允许传译“说一切有”部的论著。这次译经要求统一体例，统一译语，使译文能够清楚准确地表达原本的含义，从而推动了整个藏文的改革，包括改进拼写规则，丰富词汇内容，完善语法结构等，在历史上被称为藏文规范化运动。这对巩固藏民族的统一，促进藏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受汉地佛教编目学的影响，吐蕃佛教自赤松德赞时期即已开始对藏译佛典进行编目，当时由译师完德贝则热支达等人将存于旁塘噶麦佛殿的佛经按8个音节为一颂，300颂为一卷计算，登记了佛经章节篇目，被称为《旁塘目录》。此后，又由贝则等把在东塘丹噶宫的所有佛经译成藏文，并将校勘订正过的经论篇目制成目录，称为《丹噶目录》；再后，又把钦浦宫的全部佛典编制成目，称为《钦浦目录》。这三个目录至热巴巾时最后完成，并规定，凡见诸上述目录的经典不再重译，所录译本均经修订，可作范本。这表明，译经事业始终掌握在统一的王权手中。《钦浦》、《旁塘》两录今已不存，①此碑文收入意大利学者图奇的《藏玉墓》一书的附录部分。
②参看巴俄祖拉陈瓦著《贤者喜宴》。此书成书于1564年，藏版于山南洛扎岱瓦宗拉陇寺，故又名《洛扎教史》。作者陈瓦本名顿珠，属噶举派。
《丹噶目录》中收入的书目有六七百种，包括赤松德赞以后的部分译籍。
热巴巾本人也带头崇佛，他布物于地令僧人坐踏，表示他对佛教的虔诚。
他广造佛寺，用玉石做建筑材料。他还规定，每7户乎民要负担供养一个僧人，即所谓“七户养僧”制度；同时拨给寺院土地、牲畜、奴户作为固定寺产。大臣蔡邦。多日所建江浦寺的碑文说：“赞普天子赤祖德赞恩诏，在堆垅江浦地方建寺，立三宝所依处，住有比丘四人，作为寺院顺缘之奴户、土地、牧场、供器、财物、牲畜等一并交付寺院，作为赞普常川不断的供养。”
说明政府拨给寺属庄园的制度已经确立。
热巴巾承袭赛那累的做法，继续把王朝军政外交大权交给僧官钵阐布贝吉允丹掌管，并使他的地位高于其他大臣。他对于反佛情绪和行为，一律严厉镇压。据说，他规定：“凡以恶指指僧人者断指，以恶意视僧人者剜目”。
①从赤松德赞到热巴巾，由王室自上而下地推行佛教，有对内对外的双重原因。对内，它需要将那些利用苯教、分散于部落贵族和弄权大臣手中的权力集中统一到王室，并加以巩固；对外需要与周围佛教国家争夺土地和民众，并维持和平往来。唐元和四年（809），唐蕃议和，次年徐复往使，唐宪宗赐钵阐布以敕书。长庆二年（822），唐蕃舅甥和盟，热巴中以贝吉云丹为“却论”（教法大臣），与入蕃的唐使刘元鼎主盟。可以说，吐蕃佛教在促进西藏统一，提高藏文化水平，密切与内地的联系上，是有历史功绩的。但当时佛教密教部分，已经含有相当野蛮血腥的成分。传说赤松德赞的正后才邦氏揭露金刚乘密教：“所谓嘎巴拉就是人的头盖骨，所谓巴苏大，就是掏出来的人的内脏，所谓风凌，就是用人胫骨做的号，所谓兴且央希，就是铺开来的一张人皮，所谓啰克多，就是在供物上洒人的鲜血……所谓金刚舞士，就是带有人头骨做花鬘的人。”②这样的仪轨和用具，引起藏民的憎恨是理所当然的。
热巴巾的崇佛，受到“爱做坏事”的贵族们的极大愤恨。他们利用人民对于扶植佛教某些措施的不满，积极策划消灭佛教势力，并作推翻热巴巾的准备。①先把亲近赞普的长兄臧玛以占卜者预言中伤流放，途中被那囊妃芒末支毒死；次把忠于赞普的王妃昂楚玛与钵阐布贝吉允丹诬为通奸先后致死，最后，热巴巾在墨竹地方被大臣韦。达那巾等三人勒死。
佛教史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热巴巾死后，达磨被立为赞普（约838—842在位）。他原是赛那累的第四子，由于他的禁佛，佛教徒说他是“牛魔王下界”，并在他名字前加上一个朗字（意为“牛”），因此，一般佛史称他为“朗达磨”，以表示对他的反感。这时，韦。达那巾任大论，朝政由反佛的贵族大臣把持，达磨成了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