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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溪周凤（1392—1473）精于苏拭的诗，收集诸说撰《脞说》25卷、《补遗》1卷。又写有《善邻国宝记》、《卧云日件录》、《刻楮集》等。《善邻国宝记》是日中、日朝往来的外交文书集，其中也对幕府外交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此后以抄释著称的有桃源瑞仙（1431—1489）。他好读儒释之书，抄《史记》、《周易》、苏轼诗文等，著有《史记抄》、《百衲摇罚ǔ吨芤住罚ⅰ督队暧嗟巍返取４送猓鹆值虏妒费嵋贰Ｌ炝碌牟哐逯芰迹�1501—1579）曾作为遣明正史两次入明考察贸易，写有《谦齐杂稿》、《谦齐诗稿》、《南游集》，又写入明游记《初渡集》、《再渡集》，是研究室町时期中日交通和中国当时佛教情况的宝贵资料。
在宋学，特别是程朱理学方面，五山禅僧在传播和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东福寺的岐阳方秀（1361—1424）对朱熹新注《四书》加以“和训”，即在汉字旁用日文假名译出大意，使不懂汉文的人可以大体读懂。他还著有《不二遗稿》。门下惟肖得岩、云章一庆等弟子比较有名。得岩为幕府掌外交文书，一庆以讲学著称，曾讲《百丈清规》，想整肃禅林，弟子笔录为《百丈清规桃源抄》（或作《云桃抄》），对程朱学说多有介绍。桂庵玄树（1427—1508）曾在建仁寺、东福寺学《四书》新注，应仁元年（1467）随遣明使入明，在苏杭之间留学7年，精《尚书》，回国后到萨摩藩（今鹿儿岛），受到该藩领主岛津氏的厚遇，为他建寺请他讲学。桂庵在此讲授宋学，并刻板印行新注《大学章句》，此为日本刊行朱熹新注之始。他把方秀的和训方法加以改进，授与门人，后人称为“桂庵和尚家法和点”。各地前来听玄树讲学的学人很多，据说明朝有人赞叹：“萨都新兴仲尼之道，移东鲁之风。”
他著有《岛阴渔唱》、《岛阴杂著》、《南游集》等。五山禅僧对宋学的宣传和研究，为江户时代儒学摆脱佛教而独立奠定了基础。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开创者藤原惺窝出身于相国寺，林罗山出身建仁寺，山崎阇斋出身妙心寺。
由于中日禅僧的往来，水墨画也开始盛行。在禅宗内部，师傅传法于弟子时往往授以自己的“顶相”（肖像）作为印可的证明，上面还提上赞辞。
日僧辨圆、绍明、道元等人都从中国带回先师的顶相。禅宗崇尚自然，也推动了以山水自然为内容的水墨画的盛行，禅僧中的默庵、可翁是早期的水墨画家。东福寺的兆殿司（吉山明兆，卒于1431）以画佛画人物著称。周文不仅善画。而且精干雕刻，他的清雅的笔法对后世画坛影响很大。最著名的画僧是雪舟等杨（1420—1506），曾入明跟李在、长有声学画法，所绘《山水长卷》、《秋冬山水图》、《天桥立图》等十分有名，对后世狩野派、云谷派、长谷川派很有影响。此外，禅宗对日本的书法、雕刻、造园艺术以及花道、茶道、能乐、俳句等也有很大影响。
室町时期，禅宗名僧受到幂府和各地大名领主的重用，常参与军政外交机要。他们或作为幕府的使者斡旋于幕府与各地大名之间，或作为国使出使中国和朝鲜。外交文书由禅僧起草。从公元1401年到1547年的近150年之间，与明的正式十多次外交，几乎全派禅僧担任使节。
佛教史
第十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下）（公元11世纪一）
镰仓和室町时期，社会上常发生动乱，室叮末期进入诸侯割据的“战国时代”（1467—1573）。在战乱中，佛教的大宗派也拥有自己的武装，称“僧兵”。僧兵在平安时期已经出现，主要是保护寺院的庄园，也用来进行宗派斗争。进入妗质逼谝院螅匀淮嬖冢蕴焯ㄗ诤头ㄏ嘧诘纳钣辛α俊Ｕ焦逼冢孀凇⑷樟凇⒄嫜宰谝灿涤星看蟮奈渥傲α俊７鸾谈髯谂傻奈渥凹呕蛄夏承┐竺詈罘炊粤硗獾拇竺詈睿蚧ハ嗖猩薄Ｕ焦┠痰闹浣镄懦ぃ�1534—1582）曾攻破天台宗据点比叡山，烧毁寺院，杀戮僧人，没收寺田。他又对拥有众多农民信徒的净土真宗进行镇压。真宗也称“一向宗”，在教主显如（1543—1592）率领下建立了强大的武装组织，与地方大名联合对抗织田信长。织田信长从元龟元年（1570）开始，用了11年时间与以石山（在今大阪）为据点的真宗武装集团作战，最后在天皇的斡旋下才达成和解。他下令收回由朝廷卖给及施赠寺院的土地。在他死后，丰臣秀吉（1536—1598）继续采取削弱佛教势力的政策，曾率兵攻破以根来寺为据点的真言宗武装集团，收回领地。天正十六年（1588）下令没收僧人、农民的武器（刀狩），制定要僧人守戒、专心修行的法令。到他统一全国（1590年），佛教各派的武装已经基本解体，大部分领地被没收。
丰臣秀吉死后，织田信长的另一战将德川家康把持政权，1903年他取得“征夷大将军”称号，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直到明治维新，德川幕府统治日本两个半世纪，史称江户幕府或德川幕府时期。
天皇仍是只拥有虚位，大权由幕府把持。幕府对从将军到大名、家臣和一般武土的上下从属关系作了严格的规定，公布“武家诸制度”、“诸士法度”，对大名及各级武士提出应遵守的法则。对全国居民按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以及“秽多、非人”（二者属贱民）的次序制定严格的“身分制度”，武士享有特权。为了巩固封建等级秩序，幕府重视文教。在以前儒学、神道都依附于佛教，此时从佛教中逐渐分离出来。京都临济宗僧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是日本早期朱熹学说的著名学者。他们受到幕府的优遇，林罗山及其子孙历代为将军、幕臣讲《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幕府起草政法文书及提供咨询等。在织田信长时为了对抗佛教势力，曾一度支持新传入的天主教，至丰臣秀吉时因为担心天主教被西南大名和农民用来反对幕府，改而采取禁教政策。德川幕府继续禁止天主教传播，对教徒残酷镇压。1639年幕府采取锁国政策，除允许中国、荷兰在长崎通商外，禁止与外国贸易，各国商人和传教士被驱逐。在这种情况下，幕府一方面对佛教加强控制，另一方面又利用佛教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
总的说来，江户时期的佛教除从中国传入黄蘗宗（实属临济宗）以外，无论在宗派还是教义理论上都没有新的发展。幕府出于控制利用佛教的需要对佛教制定了各种“法度”，奖励佛学研究。幕府初期重用临济宗僧崇传（1569—1633）和天台宗僧天海（1536—1643），除请他们参与军政、外交机要之外，还命他们为佛教制定各种法度，对各宗派及寺院的职位的等级、法衣的等差、本山（总寺）末寺（分寺）的所属关系、财物的化募、新寺的建立等都有规定。各宗应在江户设代表机构，称“触头”（或称“僧录”、“轮番”、“在蕃”），经常把幕府的政令下达到本宗寺院。本山对下属各寺有严格的支配权。
在幕府禁止和镇压天主教的活动中也大力利用佛教。幕府强迫天主教信徒改信佛教，到佛教寺院登记并需得到寺僧开的证明。此称“寺请制”。此后下令佛教寺院设置相当于户籍的“宗旨人别帐”，对周围居民的姓名、年龄、信仰的宗派等登记入册，让僧侣监督民众，防止天主教传播。还规定居民结婚、生死、旅行等，也必需受到所属寺院的检察，有的要由僧侣出具证明。信徒全家只能信仰一种佛教宗派。寺院负责信徒的丧葬仪式，收藏骨灰，定期为信徒的祖先举办各种追荐法会，信徒要向寺院奉纳财物。这样，在寺院与信徒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依从关系，日本称之为“寺檀关系”。这一方面通过寺院对信徒的控制有利于幕府对全国的统治，另一方面由于僧侣处于监视民众的特殊地位，衣食有余，陷入更多的世俗事物，而日益腐败。江户时代虽出了很多有学问的名僧，但颓败的风气却是十分明显的。
在幕府给各宗下达的法度中，提倡僧人专心研究教义和修行。例如在给曹洞宗下达的法度中规定僧人必须有30年修行成就的资历才可出师传禅：给真言宗长谷寺的法度中规定必须住山修学20年才可传法；给净土宗的法度规定要修学15年：给临济宗京都的大德寺和妙心寺的法度规定要修行30年，参1700则公案才可得到“出世”的认可。出师、僧阶升级、担任住持，都与修学资历密切结合。因此，本时期的佛教各派都重视兴办教育事业，以培养学僧，适应本派理论研究和传教的需要。各派所办的学校名称不一，日莲宗称“谈林”，净土宗称“檀林”，曹洞宗设“栴檀林”，净土真宗有“学黉”，有些宗派在大的寺院办学。各派都出了一些著名学僧，对本派所奉的教义在理论上进行解释、论证，使之进一步系统化和深化。真言宗的赖瑜（1226—1304）著《十住心论愚草》等，对真言宗的传统教义提出新义。临济宗的泽庵（1573—1645）受到将军德川家光的皈依，有著作、歌集多种，其《不动智神妙录》从禅的立场论剑道，受到武士的欢迎。白隐慧鹤（1685—1768）
也是临济宗僧，著有《荆丛毒蘂》、《槐安国语》、《夜船闲话》、《远罗天釜》等，在妙心寺等处开法传禅，语言通俗易懂，结合处世之道讲禅的精神，有时还借用俚语歌呗，深受信众欢迎。无著道忠（1653—1744）著《禅林象器笺》20卷，广引内典、外典对禅林用语进行考释，是一部禅宗辞典。
此外师蛮著《延宝传灯录》、《本朝高僧传》；道契著《续日本高僧传》等，也很有名。
德川幕府禁止成立新的佛教宗派。在这一时期新的佛教宗派只有从中国传入的黄蘗宗。黄蘗宗的创立人是隐元隆琦（1592—1673），原是福建福清县人，曾在黄蘗山临济宗费隐禅师门下参学。日本长崎是与中国通商的港口，住的中国人很多。他们一般信奉禅宗，建了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等，请中国僧人担任住持。承应三年（1654）隐元应长崎中国僧人之请赴日，先住长崎，声闻全国，后应邀到外地传禅，带弟到江户，受到将军德川家纲的优遇。此后在京都北字治受赐土地建黄蘗山万福寺，作为开法传禅之所。前来参学的日本禅僧很多。隐元的禅法属于明代盛行的“念佛禅”，主张禅净一致，从禅宗的立场修持念佛法门，认为“已身弥陀，唯心净土”，“万法唯心，心外无别法”。著有《弘戒法仪》、《语录》、《云涛集》等。弟子多为明人，嗣其法者在22代以前除一人是日本人外，都是中国人。隐元的日本弟子中有位名铁眼道光（1630—1682），集资主持《大藏经》的雕印事业，以明万历年间的《嘉兴藏》为底本（为方册本），天和元年（1681）雕印完成，共6771卷，称《铁眼版一切经》或《黄蘗版大藏经》，印量多，对后世开展佛教研究影响很大。
在这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