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义所不废，推广溥志，不过楷模文体，羽翼经传耳，未尝有一毫出位跃冶之思也。至于《或问》及《罪檄》，此忌溥者罗织虚无，假名巧诋，不惟生者不闻，亦溥死者不知。若使徐怀丹果有其人，臣愿剖心与质；倘其人乌有，则事必诬构。独念溥日夜解经论史，矢心报称，曾未一日服官，怀忠入地，即今严纶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臣虽与世隔越，孤立杜门，而兢兢勉学，颇知省察，不欲一字自欺，岂敢一字欺皇上。谨据实回奏”①。疏上，崇祯帝以“书生文社不足究”，降旨勿问；又得首辅周延儒从中帮忙，事即得脱。
崇祯十七年三月，明朝灭亡。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小朝廷，起张采为礼部主事，寻进礼部员外郎。后，乞假去。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渡长江，福王出逃，南京陷落。奸人素衔张采者，群击之死，复用大锥乱刺之。已而苏。同年八月以后，曾与陈子龙一起在浙江嘉善水月庵避难。顺治五年（1648）卒，时年五十有三。其著作今存者有《西晋文》二十卷等。
① 以上见《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和蒋逸雪《张溥年谱》四十岁条。第三十五章刘宗周黄道周第一节刘宗周刘宗周（1578—1645），初名宪章，字起东（启东），绍兴府山阴（今绍兴）水澄里人。自号秦望中山人、还山主人、读易小子、山阴废主，晚年更号克念子、别号念台，又以迁居山阴蕺山之麓，自称蕺山长、蕺山长者、蕺山长病夫宗周。人称念台先生、蕺山先生。弟子称蕺山夫子、蕺山刘子、子刘子。友人称其念台子。父亲刘坡，为诸生。母章氏妊五月，刘坡去世。万历六年正月二十六日（1578 年3 月4 日）生，为遗腹子，因家贫，依母居外祖父章颖家。在外祖的培养下，七岁入塾，学习勤奋，手不释卷。十八岁，应童子试，名列第二。二十岁举乡试。万历二十九年（1601），再次入京会试，中进士。会母丧，居家守制三年①。三十一年八月，拜本省德清县许孚远为师。孚远，是与王守仁共倡心学的湛若水的四大弟子之一唐枢的学生，“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信仰王学，反对王学与佛学合流，认为后之学者所言的“良知”，是不明王学之宗旨，“非文成之正传”①。刘宗周、冯从吾、丁元荐三人是他最得意的门徒。万历三十二年六月，宗周得官行人司行人。
刘宗周步入政界之日，恰是皇帝深居宫苑、不视朝事，国势日衰之时。
为了挽救明皇朝的危亡，他抱着“一日未死、一日为君父之身”的忠君思想，立朝守正，事君不以面从为敬，始终“清直敢言”，前后上疏凡百余次，指陈时政得失，崇正辟邪。虽所论皆深中时弊，然往往以忤旨而被黜，三次革职为民，排斥在野。
万历四十年（1612）正月，入东林书院谒高攀龙，结为道交。四月，奉命往江西建昌册封益王朱常■。翌年四月，以“今日宗藩之困亟矣，国家受宗藩之困亦亟矣”，上《万世治安疏》，请行议爵、议禄、议官、议教、议养、议制六事，曰：“臣观今日之势，盖已岌岌乎尽踏汉、唐季世之辙矣。爵滥而轻，禄侈而匮，官不惟贤，制不尽利，庶而不富且教，其能久而不乱乎。”②疏入，不报。神宗反于同年五月下诏堵塞言路，谕内阁和都察院：“年来议论混淆，朝廷优容不问，遂益妄言排陷，致大臣疑畏、皆欲求去，甚伤国体。自今仍有结党乱政者，罪不宥。”③时有宣城人国子监祭酒汤宾尹与昆山人左谕德顾天峻各“收召朋徒，聚集讲学”，攻击东林，人称宣党、昆党。御史徐兆魁、乔应甲等亦力排东林，与宣、昆两党“声势相依，大臣多畏避之”④。宗周为人尚气节、重操守，乃上疏为东林鸣不平，反对门户之见，反对党同伐异。谓：“迩者，皇上于人才进退，章疏是非，一概置之不理，遂使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士习日险，公车之章至有① 以上参黄宗羲：刘宗周《行状》和刘汋；刘宗周《年谱》，分别见《刘子全书》卷三九、四○，清道光十五年刊本；姚名达：《刘宗周年谱》，商务印书馆1933 年版。
① 《明史》卷二八三《许孚远传》。
② 《刘子全书》卷十四。
③ 《明史》卷二一《神宗纪二》。
④ 《明史》卷二二四《孙丕扬传》。
以东林为语柄者，臣窃痛之。”又云：东林高攀龙等有“真切学问”；“从之游者多不乏气节耿介之士”。“是故摘流品可也，争意见不可也，攻东林可也，党昆、宣不可也”①。此疏一出，昆、宣两党大哗，飞章攻之，诬其“颠倒是非”，是效少正卯之所为，“足以乱天下而有余”，甚至请诛宗周，“以为惑世诬民之戒”。四十二年正月，宗周以“群小在位，党祸将兴”，愤然申文吏部，请给假放归，准之，五月抵家。
刘宗周一生从政时间名义上长达四十余年，实际上在官之日极少，仅四年有半，绝大部分时日都是被斥落籍，教授乡里，读书著述。经过这次打击，他认为“世道之祸，酿于人心，而人心之恶，以不学而进”。回家之后，遂集同志会讲于蕺山解吟轩，“欲明人心本然之善”，并撰《心论》，曰：“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学”，“只此一心，散为万化，万化复归一心”②。实质上，与王守仁“心外无物”或“心生万物”说并无两样。“蕺山之学，专言心性”。宗周如此重视“心性”，并不是偶然的。其为学，从师于许孚远，推本于周、程，得源于王守仁。其始致力于主敬，中操功于慎独，而晚归本于诚意。而他与王学又凡三变，始疑之，以为近禅也；中信之，以为圣学也；终而辩难不遗余力。早年崇尚程、朱，不喜陆、王之学。中年遭受官场的磨难，始以“慎独为主旨”，认为“慎独之外，别无学也”，企图从内心世界寻找人生的出路。这一时期，他大谈心性之说，把“心”、精神视为天、地、人以至万物的本原，正说明他已经从尚程、朱而转向了王守仁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病逝。八月，光宗嗣位，在位一月而死。九月，熹宗继位，改号天启，重用太监魏忠贤，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由于言官交章论荐，天启元年（1621）三月，召刘宗周任礼部仪制司主事。十月入京。不久劾奏魏忠贤“导皇上驰射戏剧，奉圣夫人出入自由。一举逐谏臣三人，罚一人，皆出中旨，势将指鹿为马，生杀予夺，制国家大命。今东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阉竖乎”。并请行明太祖铁榜之制，以防止重演王振、刘瑾宦官擅权误国之祸①。疏上，魏忠贤大怒，熹宗责其“出位妄言，好生可恶”，本欲重治，因阁臣叶向高力救，改为廷杖六十，罚俸半年。天启二年正月，后金军队陷广宁，举朝震恐。宗周请诛丧师失地诸臣，建议急起李三才为兵部尚书，并录用清议名贤丁元荐以及谏臣杨涟等人。熹宗得疏大加训责，但以“语言无忌，姑不究”。六月，命为光禄寺丞。三年五月，升尚宝司少卿，九月改太仆寺少卿。此时，刘宗周以“一岁三迁，义难拜命”。尤其是看到魏珰与客氏“专权日甚”，衣冠之祸莫测，而大小臣僚又争相攀附权势，置国家安危于度外。加以身患疾病，遂连告三疏，于十一月获准回籍调理。四年九月，吏部题缺官事，奉旨起宗周为通政司右通政。十月，杨涟、左光斗等人相继因抨击魏忠贤被削籍。宗周以正直诸臣被逐，不顾吏部行文促其赴任，拜疏固辞，乞继续以原官在家疗养，并论魏忠贤误国之罪。次年正月，熹宗斥宗周久不赴任是“藐视朝廷，矫情厌世，好生恣放”①，第一次将其革职为民。这时正是明朝历史上宦官为祸最烈的年代，大批正直有为的廷臣，① 《刘子全书》卷一四《修正学疏》。
② 《刘子全书》卷二三。
① 引文据《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详见《刘子全书》卷十四《感激天恩疏》。① 刘汋：刘宗周《年谱》，天启五年条。
或遭杀戮，或被下狱，或削籍闲居，阉党特务遍天下，人人自危。宗周在家一方面注视着朝廷的斗争和同僚的命运，对被害诸臣寄以深切的同情，闻杨涟、左光斗等六人被杀，作《吊六君子赋》，述诸子正直之业绩，数阉党矫横之涂毒；一方面自己做好随时被捕入狱的准备，将儿子托付门徒，把著作转寄于友人家里。天启七年八月，熹宗死，朱由检即位，更号崇祯，清除阉党，起复被斥诸臣。
崇祯元年（1628）十月，刘宗周任顺天府尹。其时，“名为反正”，实则秉权者多魏忠贤余党。为此，他于崇祯二年正月以病不能任事为由，乞以原官致仕，不允。九月，至京师视府尹事，寻于会极门批评皇帝求治之心太急。皇帝因登极伊始，为表示圣心宏阔，虽以所论“迂阔”而不听，然叹其忠，亦未予惩罚。在府尹任上，宗周兴学校，育人材；行保甲，戢奸宄；锄豪右，安良善，恤下户；惩贪官，减赋役，振风纪。同年十一月，后金军队抵德胜门外，京师戒严，崇祯帝闻警即不视事，一切章奏皆留中不报，人心惶惶。宗周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上言：“国势之强弱，视人心之安否”，请安民、军、士、大小臣工和远近地方之心，上亦要自安其心。又云：“吾守土官，义当与城为存亡。”最后到午门伏阙叩曰：乞崇祯帝出御皇极门，延见百僚，以定人心，固守城池。又请罢九门税，平物价，节财用；安抚入城流民，立粥厂养老疾；巡视城防，慰问守城军士；集士民祭于谦，要求发扬于谦精神，誓死保卫京城。人称“刘顺天”，这是对他守京城有功的最好评价。三年五月，后金军队东归，京师取消戒严，朝廷又宴然不知后患。宗周对此十分忧虑，上书曰：“法天之大者，莫过于重民命”，“厚民生”，请省刑罚、减赋税，爱惜民力，直接批评崇祯帝即位以来“重典绳臣下”、“重敛责小民”①的错误做法，认为这种做法难“以回厄运以巩皇图”。周延儒、温体仁见疏，以其语侵内阁而大恨，遂以时方天旱求雨而刘宗周称疾不修职事为借口，故意激怒崇祯降旨切责。九月底，刘宗周即被逐出都门，时守京兆甫一载。离京之日，行李萧然，都人罢市而哭，千余人遮道相送，至十余里不去。
刘宗周既归里闲居，忧王守仁之心学“杂于禅”，与佛学合流，乃筑证人书院，“集同志讲肄”，作《证人社约》十则。又著书进一步阐发心性之说，曰：“盈天地间皆道也，而统之不外乎人心。人之所以为心者，性而已矣。”“然性是一，则心不得独二。天命之所在，即人心之所在；人心之所在，即道心之所在”。“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气质义理只是一性”。“性只是气质之性，而义理者气质之本然，乃能以为性也”②。认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是统一的，“天理”与“人欲”亦非对立，否定了程、朱视两者为对立的观点。
崇祯八年正月，明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陷凤阳。言官劾首辅温体仁入阁以来“专以繁刑厚敛为先务，致民穷盗起”。崇祯帝也不得不承认“前此置相不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