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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方面，屠本畯著《闽中海错疏》是很有名的。此书写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书中主要记载福建沿海一带水产动物（包括少数淡水种类）二百多种，以海产经济鱼类为主，计有八十多种，其中包括著名的海产品大黄鱼、小黄鱼、带鱼、乌贼、对虾和蟹等，分属于二十目四十科。此外，还有腔肠动物、节肢动物、两栖动物和少数海洋哺乳动物。这部著作根据动物生物学特性，将它们分成许多群，在大群中还有小群，从而体现了彼此的亲缘关系，发展了自然分类体系。此书描述动物的重点是命名、形态、生境、生活习性和经济价值等。这与现在动物志的编写体例十分相似。《闽中海错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区性水产动物志。
万历二十四年（1596）张丑（字谦德）著《硃砂鱼谱》。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从十个方面叙述金鱼的形态品种、遗传变异和人工选择；下篇，也从十个方面记载了金鱼的生态习性、繁殖及饲养方法。书中正确指出金鱼的尾、颜色、花纹、躯干，各部形色都不同于普通的鱼，特别是其具有躯干粗短肥壮的特点，并首次记述应用混合选择法培育金鱼新品种。《硃砂鱼谱》是中国古代较早一部阐述观赏金鱼的专著。
第六十一章医药学明代，医药学的发展更趋向于全面展开，基础学科、临床分科与治疗经验总结、卫生保健与卫生事业管理等都步入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尤其是医学发展的革新倾向和求实思想的兴起及其获得的成就更为突出。
第一节医学基础学科的进步在基础学科的研究上，除了更注重诊断学的研究外，仍然很注意医学古籍的整理和研究，这在《内经》、《难经》的研究上看得更为清楚。
古典医学理论著作的考注在中国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历代对古典医学理论著作的考证、注释研究均甚重视。明代医学虽出现了一些革新和求实倾向，但在注释《内经》、《难经》以及张仲景著作的发挥研究上也作出了不少贡献。其代表著作有马萌的《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1586），张景岳的《类经》（1624）等。马萌的发微，将《内经》重新分卷并按作者的理解加以注释训解，为明清医学家学习研究和正确理解《内经》的理论和经验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尤其首注《灵枢》，汪昂评：“其疏经络穴道，颇为详明，可谓有功于后学。”①张景岳将《内经》理论内容，按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分为十二大类，为后世分类学习和专题研究《内经》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条理井然，易于寻览”，其注亦颇有发明。
中药与方剂空前丰富李时珍《本草纲目》是中国药物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李时珍的成功则借助于宋代官方多次组织全国学者对药物的征集和修定刊印；明初本草学家的努力和资料积累对其成功也不无助益。例如：朱■编撰《救荒本草》（1406），以其政治地位和权势并经采访、调查、种植观察，选可供救灾食用的植物四百十四种，各述其品名、产地、形态、性味，加工烹调等，并插图以便辨认。李时珍从中采用三种以增加《本草纲目》的学术价值，并给予朱■以肯定的评价。又如：陈嘉谟《本草蒙荃》（1565），收药七百四十二种，既继承前人成就，又吸收当代及个人在学理和药物加工、贮藏等方面的宝贵经验；既富有学术价值，又以韵语对仗写成，颇便于初学诵记，是一部较好的入门书。李时珍从中汲取药物两种以充实自己的著作，并予“颇有发明，便于初学。。诚称其实”的高誉。汪颖撰《食物本草》二卷，取材于卢和之书稿而成书，分水、谷、菜、果、禽、兽、鱼、味八类，颇多影响，惜其书已佚。李时珍从中竟选取十七味以充《本草纲目》之内容。①此外，对本草学发展有过重要贡献的著作，如兰茂撰《滇南本草》，收药四百余种，是一部很有特色和学术价值的地方性本草学专著；又如：明太医院院判刘文泰编撰的《本草品汇精要》（1505），共收药物一千八百十五种，更有由王世昌等八名画师五彩工笔绘制的药图一千三百五十八幅，十分精美，有着较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上两种书由于一位作者在云南，一位作者因医疗事故而搁置内府，故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时，未能以之参考。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可称为集明代① 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卷五，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 年版，第46 页。① 参见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年版。
以前本草学著作之大成。
在方剂学方面，最为突出者是朱■的《普济方》（1406）。该书以明太祖第五子朱■之权势，以医学教授滕硕、刘醇之技术合作而成，其内容广博丰富，集明以前医方之大成。该书共收医疗方剂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首，凡一千九百六十论，二千一百七十五类，七百七十八法，采摭繁富，编次详析②。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在我国方剂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又如《医方考》（1584），作者吴琨选方七百以考其方药、见证、名义、事迹、变通、得失、所以然等，使医疗处方之理论和方法达到新的高度，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诊断技术的进步疾病之诊断能否正确是衡量医学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诊断能否正确则取决于诊断技术是否全面、科学。明代诊断技术的进步是明显的，首先是医家们十分强调询问病情，“四诊”检查和书写完整的病案（病历）。例如：李棧兑窖朊拧罚�1575）强调了五十五个应该询问的事项，张介宾编成“十问歌”要求医家熟诵。在望、闻、问、切“四诊”技术方面，历代一些医家有将切脉神秘化倾向，而李时珍指出：“世之医、病两家，咸以脉为首务，不知脉乃四诊之末。”①他的《脉诀汇辨》更强调：“设不能以四诊相参。。未有不复人于反掌间者。”要求临床治疗医学家全面重视病历的书写，并将病历书写必须包括的内容——“六法兼施”一一条列，令医家有所准绳，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六法是望形色、闻声音、问情状、切脉理、论病原、治方术等，在六法之中，又有三十余项必须书写的内容要求。医者若能遵循这一书写病历的格式，一一询问、检查，并作全面记录，分析研究，其诊断水平必可提高。与此同时，汇集明代以前历代医家病历的《名医类案》（1552）所收医案数以千计，“可为法式者固十之八九，亦医家之法律矣”②。② 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781），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872 页。① 李时珍：《濒湖脉学》（1564），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年版。
②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874 页。第二节临床医学进一步丰富发展明代，临床医学分科按太医局已达十三科，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有不少以专门医治某种或某几种疾病的医生的出现，所以临床医学的分科已不那么严格，且明显超过了这种科别。此期更为突出的特点，是由于疾病认识水平的提高，诊断技术的进步，在医疗技术水平上有了许多创造发明。例如：在内科传染病方面，对鼠疫之传染性和极高的病死率已有了十分正确的认识。当时虽然还未能总结出理想的治疗方法，但由于已观察到该病与其他传染病的传染流行与病人的衣物等有关，故著书立说：“凡患瘟疫之家，将初病人衣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传染。”①又如对烈性传染病天花的预防，已在广泛探索的基础上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详后），使天花在我国逐渐得到预防和一定程度的控制。又如对肺结核病已有多种专门著作出现，并出色地提出日光、空气、环境、休养等在治疗上的重要性。徐春甫在其所著的《古今医统》中更提出：不与病人接触，不去病人家问疾吊丧，不可接触病人衣物等预防传染的方法。其他如精神病、心脏病、消化道疾病、中毒等，也都有了新的进展②。
在外科方面，除了更重视学科理论研究以改变其社会地位而取得不少提高外，外科手术、麻醉术、医疗新技术也取得明显的进步。外科学家汪机、王肯堂、陈实功、申斗垣、赵宜真、薛己等在外科学理和新手术新技术开拓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强调：“外科必本于内，知乎内以求乎外”的思想，指导外科学理研究获得新进展。由于强调手术器械煮沸消毒和使用药物麻醉、烧烙、止血等技术，外科手术如肿瘤切除术、复杂骨折手术整复、鼻息肉摘除术、截指（趾）术、死骨剔除术、先天性唇裂修补术、咽部异物剔除术以及肛门闭锁和阴道闭锁等扩张术等等，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①在皮肤性病方面，以麻风、梅毒之防治所取得的成就为最明显。此期有两部麻风专书出现，即薛己《疠疡机要》（1554）与沈之问《解围元薮》（1550）几乎同时编成刊印，对于推广用大风子肉治疗大麻风等起了积极的作用。梅毒约在十三世纪由口岸（广州）传入我国，故有“广疮”之称。此后到明代，我国医学家相继发表了不少论著，总结出“梅毒可由男女同床同厕传染”②，“性交传染”和遗传③。由于认识到传染途径并总结出比较有效的疗法如汞制剂涂布、薰法及土茯苓内服等，所以在防治上均取得了较好的进展。
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针灸科、小儿科以及妇产科学等等也都取得了一些进步。医家们对封建礼教日益束缚医学的进步开始提出尖锐的批评。例如，明末闵齐伋提到：“盖医之候病，止于四术，而切脉为下。然望、闻、问可施诸丈夫婴儿，而每穷于妇女。彼朱门艳质”，“而其受病。。非关经产，即属带淋，可云某事曾否有无？某处如何痛痒？某物若为色状？问之则① 胡正心：《万病验方》（1631），一名《（订补）简易备验方》，十竹斋刊本。② 李涛：《明代医学的成就》，《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 年1 期。
① 李经纬：《中国古代外科学成就》，《科学史集刊》1964 年第5 期。② 程之范：《我国皮肤性病科的历史》，《中华医史杂志》1955 年第1 期。③ 陈司成：《霉疮秘录》（1632），1910 年石印本。
医危，不问则病危”④。诊治贵夫人、少女疾病之难，很能反映封建礼教对医学发展的束缚，闵氏对此的不满和讽刺批判，既是医学发展谋求革新的行动，也是思想革新的启迪与发萌。在这种种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明代医学确曾出现过不小的革新，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④ 齐仲甫：《女科百问》1640 年刻本闵氏序。
第三节医学革新与求实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