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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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 第5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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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飞报宁王谋反疏》,《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① 《擒获宸濠捷音疏》,《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果然不出所料,宸濠攻安庆不能克,闻王守仁将兵南昌,恐破其巢穴,遂于七月十七日弃安庆,遣兵二万仓皇回师援江西。七月二十日王守仁统兵攻南昌,逆击宁王回师之兵。南昌破,宸濠不能入城。二十四日,双方战于鄱阳湖。守仁师用火炮猛攻宸濠之舟,大败之,宸濠退保樵舍,而其妃嫔皆赴水死,将士焚溺死者三万余人。七月二十六日,宸濠方晨朝群臣,责不用命者,议未决而王守仁兵突至,宸濠及其世子、郡王、仪宾等俱被活捉。为时四十三天的宸濠之叛,至此平息。七月三十日,王守仁连上《江西捷音疏》、《擒获宸濠捷音疏》。其中,后一疏写道:宁王“举兵倡乱,一月有余,而四方震慑畏避,皆谓其大事已定,莫敢抗议出身与之争衡。从事抱节者,仅坚城而自守。忠愤者,惟集兵以俟时,非知谋忠义之不足,其气焰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质,才不逮于凡庸,知每失之迂缪。当兹大变,辄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数之卒,起事于颠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间,遂能克复坚城,俘擒元恶,以万余乌合之兵,而破强寇十万之众。。。以不俟诏旨之下,而调集数郡之兵、数郡之民。亦不待诏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国家之难,长驱越境,直捣穷追。不以非任为嫌,是乃伏至险于无形之中,藏不测于常制之外”②。王守仁上疏的用意是希望得到朝廷的赞赏。可是,王守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以武宗为代表的一些人,为了争夺这份战利品,把平宸濠的功劳挂到自己头上,不仅不承认王守仁的功劳,反而千方百计要把他打成宸濠同党,使他差一点与之同归于尽。
  昏庸腐朽的武宗,早在这年春天就想到南方“巡游”,抢夺民女,游山玩水,由于廷臣劝阻而未能成行。宸濠反叛终于为他找到了机会,可以借“征讨”之名,行南游之实。八月,当宸濠已被擒在手,他却在北京下诏亲征,自称“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他身边的一批太监人等也纷纷谋欲夺功,宦官张忠、张永,边将江彬、刘晖,武宗的干儿子许泰等人俱称“将军”,带兵数万人,前呼后拥开出京城。至良乡,接到王守仁八月十八日的《请止亲征疏》。疏谓:宸濠已擒,逆党已获,从贼已扫,闽、广赴调军队已散,地方惊扰之民已帖,不必“亲征”了。又说:“平贼献俘,固国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职分。”他恐沿途发生意外,将于九月十一日亲自量带官军把宸濠及其他情重人犯解赴阙门①。因为武宗意在南游,故疏入而“屡檄止之,令以俘候车驾至。大学士梁储、蒋冕屡请回銮,不听”②,继续率众南下,不让守仁北上献俘。九月,武宗至南京。王守仁自南昌发槛车北上,再次要求“献俘阙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时张忠、江彬、许泰等人却说当将宸濠放回鄱阳湖,待他们一伙拥着武宗亲自与之“战”,重新活捉这只死虎,而后再“奏凯论功”。并为此屡次派人到江西广信阻止王守仁入南京献俘。张忠等人的用意,除了要一笔勾销王守仁平宸濠的功劳之外,还有更险恶的目的。宸濠在起兵以前,曾以“尊师重道”、欲从王守仁“讲明圣学”为名,派人前去探询王的态度。王守仁则派他的门生、湖广武陵县举人冀元亨(季元亨)到宸濠处讲学,“以探其诚否”①。因此,当王守仁俘获宸濠之后,张永等人为夺平宸濠之功,就上言皇帝,说王守仁始同宸濠谋反,后知事必败,② 见《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① 见《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
  ①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转而擒宸濠脱罪、攘功②。又称“守仁宸濠党”,“迟早必反”③。为找到王守仁的“罪证”,他们还将冀元亨逮捕下狱,酷刑逼供,结果虽“无片语阿顺”④,但他们的言行却使王守仁受到武宗的猜忌,处境十分危险。在绍兴,已经有人察看王守仁的家产,准备抄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守仁为了保全身家性命,避免家破人亡,到达广信之后不顾他们的阻挡,连夜械送宸濠,取道入杭州,将之交给张永。
  张永与张忠一伙本有矛盾。他返南京复命,备言王守仁忠诚及张忠等人叵测之心。张忠之流再生一计,说王守仁不到南京,是目无君上。当王守仁应召奔至龙江,他们又从中阻挠,不让他见皇上。王守仁愤而纶巾野服入九华山⑤。张永闻知,再次进言王守仁是忠臣,武宗之疑忌始释,使王守仁“危而不死”,并受命兼任江西巡抚。十一月,张忠一伙又借口“讨宸濠余党”,不顾江西生民涂炭,统领南下京边军万余人入南昌大肆骚扰,同时唆使部下散布流言蜚语,攻击辱骂王守仁,故意挑衅。王守仁忍让不为所动,一一致以主客礼。张忠还强迫王守仁与之比武射击,王守仁三发三中。张忠最后无隙可寻,才不乐而罢。但是事情还是没有结束。十二月,宸濠等人被解赴南京,武宗欲自以为功,竟与张忠、江彬等人戎服,饬军容,出城数十里,列俘于前,为凯旋状。至正德十五年七月①,武宗以大将军钧帖命令巡抚王守仁重上擒濠捷音。王守仁无可奈何把这次平叛的胜利,首先归功于皇帝的“威德”和“指示方略”,并将张忠、江彬、许泰等人作为平叛的“功臣”,一一写入奏书,满足了他们夺功的欲望。于是,疏入即议“班师”回京。王守仁这才释去心头重负,转危为安。
  ② 谢蕡:《后鉴录》。
  ③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王守仁》。
  ④ 《王阳明年谱》,正德十五年八月条。
  ⑤ 此事,《王阳明年谱》系于正德十五年正月条。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作九月。
  第五节建书院,“致良知之教”
  在王守仁的一生中,为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文臣武将所津津乐道并树为楷模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他的“武功”,包括镇压农民起义和平息宁王之叛;二是他的“文治”,即他提出的以“去人欲”、“存天理”为核心的“心学”说,即“阳明学说”。正德年间,既是王守仁施展“武功”的重要时期,也是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和确立的关键阶段。
  湛若水是与王守仁共倡“圣学”的好朋友,他在谈到王守仁学术思想的转变时说:守仁“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正德元年)始归于圣贤之学”②。王守仁的门生黄绾认为:正德九年以后,其师“始专以良知训学者”③。这些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当时,随着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的激化和统治阶级内部冲突的发展,使王守仁进一步认识到思想意识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中的重要作用。
  正德十二年底,在统领官军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时候,王守仁在给他的门生薛侃的信中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①认为对农民起义军可以用武力镇压,对付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精神,单纯依靠武力是难以做到的,只有用“正人心”的办法才能解决。为破“心中贼”,他在出任南赣、汀、漳等处巡抚、提督军务和兼任江西巡抚的近六年间,一方面利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做“正人心”的功夫。此时他发布大量的“告谕”,制订“乡约”,不遗余力地提倡封建伦理道德,鼓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和顺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心要平恕,事贵含忍,讲信修睦,温良逊让,息讼罢争,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毋以众暴寡,毋以强凌弱,为政者抚辑下民,为民者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总之,人人要去恶从善,永为良善之人②。另一方面,在戎马倥偬之中,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
  具体有创办书院,招集子弟,日夜讲学,形成自己的学派,“虽军旅扰扰,四方从游日众,而讲学不废”③;出版著作,扩大影响。正德十三年七月,出版古本《大学》和《朱子晚年定论》。八月,刊刻《传习录》。九月,建赣州濂溪书院。《传习录》是他一生讲学的记录稿,由门人整理而成,也是王守仁最主要的哲学著作。正德中,在江西初刻时凡三卷。嘉靖初,在浙江续刻时增为五卷。全书共九万余言,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心学”思想:“心生万物”说、“知行合一”论和“致良知之教”。其中,“致良知”一说是正德十六年正月在江西南昌开始正式提出来的。它是王守仁“心学”理论的核心与根本,“所谓守仁学以致良知为本”② 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③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① 《与杨仕德薛尚谦》,《王阳明全集》卷四。
  ② 综合《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谕新民》、《告谕》,《王阳明全集》卷十六;《南赣乡约》,同前书,卷十七。
  ③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①。他日日讲,反反复复讲了一二十年。
  所谓“致良知”,其要点大体有三。第一,“始揭致良知之教”的背景。正德朝政治败坏,时局动荡。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不仅要求统治者在政治上重新调整权力分配,使封建国家机器得以继续运转,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向思想家们提出了“更新观念,改进儒学,为协调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提供思想武器和哲学根据的任务”②。王守仁“致良知”说的产生,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当时,王守仁统领的官军杀害了数以万计的农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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