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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八年初，李贽刻印他一生事迹所寄之诗文集《焚书》，计六卷。
该书以其“大抵多因缘语，忿激语，不比寻常套语，恐览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书》，言其当焚而弃之也”④。书中称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程颢与程颐、张载和朱熹等人，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①。又因为书中有与耿定向的信七封，对其进行了严厉、尖锐的批判。六月，耿定向闻之，认为是对他的“诽谤”，急忙抛出② 《藏书》卷三二《德业儒臣后论》，中华书局1974 年版。
③ 袁中道：《珂雪斋近集·文钞·李温陵传》，1935 年襟霞阁主人重刊本。④ 《续焚书》卷二《释子须知序》。
① 《焚书》卷二《与曾继泉》。
② 《初潭集》卷八。
③ 《焚书》卷一《答焦漪园》。
④ 《焚书》卷一《答焦漪园》。
① 《焚书》卷二《又与焦弱侯》。
《求儆书》，由他的门徒、河南光山县人蔡毅中作序刊行，“以告同志”，妄图使“恶声不至于耳”，同时竭力攻击诬蔑李贽。万历十九年，耿定向为了进一步迫害李贽，掩盖自己的面目，并避免“后学承风步影”，效李贽之所为，一方面鼓动蔡毅中作《焚书辨》，反诬李贽是“流毒百世”，竭力维护封建道德。另一方面，不惜采用卑劣手段，乘李贽游览武昌黄鹤楼之机，以“左道惑众”的罪名，雇用流氓对李贽进行詈骂、围攻和驱逐。结果正如李贽所说的，“本欲甚我之过，而不知反以彰我之名”②。虽然有若干朋友为此离开了他，使他因为老年失去朋友而时有“老苦”之感。但是更多的是因此而更加同情他、支持他。在武昌，湖广左布政使刘东星直接出面保护他，湖北著名的公安派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从此开始和他密切往来。他自己更没有因此而停止斗争，继续写了《读书乐》、《豫约》等一批著作，回顾自已走入仕途后的种种遭遇，总结思想，抨击明朝的黑暗政治，强烈地表现出他“平生不愿属人管”的叛逆精神。同时应友人之邀，于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出游山西、北京等地，并在游途中完成《孙子参同》，《净土诀》诸书。
万历二十六年夏初，游南京，与焦竑等共同研读《周易》和最后修订《藏书》。《藏书》共六十八卷，二十七年秋由焦竑主持在南京正式刊行。它是李贽经过多年的努力，精心编撰的一部历史人物传记著作，也是他一生精神所寄。全书分《世纪》、《列传》两部分，被传者计八百人，上起战国，下迄元末，按照自己的是非标准，评说古人，否认道统，把程、朱等理学家摒于“德业”之外，褒贬人物独立思考，不盲从儒家教条，体现了他运用朴素辩证法研究历史的进步史观。他明确指出：“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①李贽关于男女平等诸方便的思想见解，在《藏书》中也有鲜明的表现。在南京，李贽还三次会见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作诗赠之，称其为“我所见人，未有其比”。他深感遗憾的是不理解利氏来华的目的，“毕竟不知到此何干也”②。
万历二十八年春，曾任过湖广左布政使，后为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河漕的刘东星③，亲自到南京接李贽北上，于三月底抵达山东济宁漕署。一到济宁，李贽便抓紧时间利用署中的有利环境，日夜著述，编成《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第八卷为《阳明先生年谱》）。尔后回到湖北麻城，即遭到封建统治者的残酷迫害。
② 《焚书》卷二《与杨定见》。
① 《藏书》卷首《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② 《续焚书》卷一《与友人书》。
③ 见《明史》卷八四《河渠二》、卷二二三《刘东星传》。
第四节无辜系狱由于李贽的著作处处渗透着“叛逆”精神和“异端”思想，因此深受群众欢迎。“无论通邑大都，穷乡僻壤，凡操觚染翰之流，靡不争购，殆急于水火菽粟也已”，其书之盛行，至“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几案间非卓吾不适”。人人“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①。特别是《藏书》，比起《焚书》更为怪僻，大多“离经叛道”之语，原来不准备公开出版，在南京时李贽愤而将其付梓面世。它的公开出版，更加激起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他的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回到府城不久，万历二十八年冬天，当地的一些人就与官吏相勾结，故伎重演，雇用一批流氓打手，以“维持风化”为幌子，在“逐游僧、毁淫寺”的口号下，气势汹汹地对李贽再次进行驱逐和迫害，拆毁了芝佛院，烧毁了他修的埋骨塔。李贽在他的学生杨定见的帮忙下，逃入河南汝宁府商城黄蘗山。在山中避难期间，他仍然手不释卷，修改旧作。万历二十九年二月，在被“斥为民”的御史马经纶的陪同下，到达通州（今通县）马家，抱病完成了研究《周易》的哲学著作《九正易因》。此时，李贽的病势不断恶化，经常卧床不起。
万历三十年（1602），李贽七十六岁。他自知年老多病，旦暮垂危，于二月初五日，特书《遗言》，交代后事，希望能平平安安了此一生。但是凶残的封建统治者并没有因为李贽之将死而停止对他的迫害。
闰二月，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得悉李贽已经移居通州的消息，专门上特疏劾奏李贽。谓：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来又刻《藏书》、《焚书》等书，“流毒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是“狂诞悖戾”、“刺谬不经”，“不知遵孔子家法”。并不择手段，无中生有，架词诬陷，竟然说一个七十六岁垂尽之人在芝佛院“挟妓女”，“勾引士人妻女”。“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各省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未刊者，尽行烧毁，无令贻祸乱于后”①。张问达，陕西径阳县人，系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的同乡。温纯，曾任河南布政司参议，是万历三十年中进士的耿定向的门徒、《焚书辨》作者蔡毅中为生员时受赏识的座师。由此可见，这次张问达奏劾李贽的关系是相当微妙的。然而，张问达之疏呈上，皇帝竟不问青红皂白，立即下令，曰：“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②就这样，李贽从病床上被拉出，一路昏迷，用门板抬入京城镇抚司狱。
在狱多日，作诗读书自如，《系中八绝》，就是他留下的最后著作。当传说要勒他回原籍时，曰：“我年七十有六，死耳，何以归为？”三月十五日，李贽以“七十老翁何所求”，视死如归，趁侍者为他剃发之时，夺刀自刎，气不绝者两日。三月十六日（5 月7 日）子时，遂气绝，用自己的生命控诉①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六《李卓吾》。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万历三十年闰二月乙卯条。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万历三十年二月乙卯条。
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他的无辜迫害。马经纶按照李贽的《遗言》，将其葬于通州北门外。
李贽一生所坚持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想，是明代中后期封建经济局部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稀疏萌芽的深刻反映。他所提出的疑经、非儒、反孔等各种观点，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是进步的，也是合乎历史潮流的，对当时和后来都有一定的影响，无疑是明代历史上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清代修《明史》不为其专门立传，是很不公正的，恰恰暴露了作者竭力维护封建“正统”的顽固立场。
李贽“生于闽，长于海，丐食于卫，就学于燕，访友于白下（南京），质正于四方”，对历代朝章典故，各地人情物产，各种学术流派，都有过接触和研究，阅识广泛，学问渊博，著作宏富，除《焚书》、《藏书》外，尚有《续焚书》、《续藏书》、《史纲评要》、《世说新语补》等，以及一大批评论《水浒传》等文学艺术作品的论著。
第三十一章魏忠贤王振、刘瑾、魏忠贤是明朝宦官专权的代表人物，而由于整个形势的变化，魏忠贤在执政中表现出更多的残忍性和腐败性。
第一节独揽朝政魏忠贤，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原名进忠，曾从继父姓李①。他结过婚，妻子姓冯，有个女儿，嫁于杨家。他有些武功，左右手均能挽弓，箭法很准；家中贫穷，却喜欢赌博，赌运不佳，常常受到凌辱。从他的家境和经历来看，活脱是一个市井无赖。史称他“猜狠自用，人多以傻子目之”②。他的好赌习性和猜狠，后来在官场斗争中得到充分发挥。
由于没有其他出路，李进忠恚而净身，入宫当了宦官，这是在万历年间。他先在司礼太监孙暹名下，后在甲子库办事，有些油水，逐渐富裕起来。皇太子朱常洛的才人王氏，地位虽不高，却是皇长孙朱由校的生母。李进忠托门路，进入宫中，为王才人办理膳食。当时管理太子宫事的太监是曾陪伴朱常洛读书的王安。李进忠通过太监魏朝介绍投入王安门下，颇得信用。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机。
光宗朱常洛只当了一个月皇帝就病死了。他生前宠爱选侍李氏，要她照料皇长子朱由校。李选侍恃宠骄妒，不许朱由校与他人交谈，逐渐控制了他。朱由校即位时只有十六岁，李选侍欲继续控制朱由校，让他留居乾清宫。御史左光斗、给事中杨涟及阁臣刘一燝等倡言移宫，几经争执，李氏被迫移居仁寿殿。这一事件称“移宫案”，与万历时的梃击案、泰昌时的红丸案合称“三案”。
“三案”本身对李进忠的命运不会发生多少影响，但一些阁部大臣对“三案”态度暧昧，引起言官们的猛烈抨击，门户之见，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给李进忠造成一个十分有利的客观环境。而熹宗皇帝自小由李选侍抚养，对她有依恋之情。这种关系被官僚们强迫中止，会使他对有关官员产生反感，而把感情移向其他人，诸如他的乳母客氏和宦官李进贤等人。
与客氏交结，是李进忠的一大机遇。天启初年，有道人宿朝天宫，日歌市中，曰：“委鬼当朝立，茄花满地红。”①这被看作魏、客当道的谶语。客氏是北直隶定兴（今属河北）人，嫁侯二为妻，但十八岁便入宫。明朝习俗，宦官与宫中女性，主要是宫女，也包括像客氏这样的妇女，暗中或公开结为名义上的夫妻。两宦官争一宫女之事，亦不乏其例。客氏原与魏朝相好，见到李进忠，便移情于他。熹宗即位，封客氏为奉圣夫人。魏朝与李进忠争客氏，意义不止于争一女，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