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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相互影响之一是因许多活动转入或转出居民户所引起。这种变动影响了作为衡量经济增长尺度的国民收入评估的可靠性，此外还有其他影响。例如平均就业时间的稳步减少就意味着测得的国民收入低估了总产出的增长，因为它未包括增加闲暇时间的价值。另一方面，许多生产活动的转移，如做饭和洗衣从居民户转移到市场，则起着相反的影响。
在最近几十年，人们越来越多地采用经济分析来解释在传统上被经济学领域所排斥的家庭活动。加里·贝克尔在这方面开拓性的工作特别值得一提。
在一个居民户中运行的组织原理类似于一个集体主义社会——中央集权制社会中所运用的组织原理。其主要区别在于参加到一个居民户中对一个成年人来讲是自愿的，但即使这种区别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也是不存在的。
政府部门
在美国和大多数其它西方国家，政府部门显然正在迅速地扩大。在美国，州、县和联邦政府的开支增加迅速，政府支出占国民净产值的比重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基本稳定时期（除了几次主要战争时期之外）之后，从1929年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增加到1940年的20％、再到1950年伪23％、1960年的30％、
1970年的35％。这些数字在一些方面夸大了政府的作用，在另一些方面则相反。说它夸大，是由于大量的开支只是把资源的控制权从一些人手中转到另一些人手中（如福利开支），而不是直接利用资源（如建筑高速公路）。说它缩小，政府的一些对经济有重大影响的行为可能只涉及微不足道的开支（如进口限额、最低工资率、国际商会、反托拉斯）。
由于相当一部分政府活动是通过市场或通过冲击市场实现的，故政府部门的扩张并未降低本书论述的价格理论的实际意义。其实，这种价格理论已被证明不仅与美国式“混合经济”中的政府部门有联系，而且也和苏联的被认为是完全的政府经济有联系。实际上，尽管这样一种经济在基本组织理论上是中央集权的，但所有这种经济都已经认识到必须广泛依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
非盈利部门
在美国，四个经济部门中，非盈利部门最小。它包括像大学、教堂、博物馆、非盈利医院等机构，还包括相互保险公司、互济储蓄银行、合伙杂货店。非盈利部门的特征是，这些机构的主管人行使权力不像通常的所有者的代理人或国家代表，倒像是一个机构（如大学或教堂）或自由结合团体的受托人（如保险公司的投保人）。当然，在许多情况下，成立非盈利机构是一种逃税的手段。无论如何，非盈利部门主要是通过市场从事活动的，至少在西方国家是如此。
市场部门
市场部门与所有其它的部门相交叉。市场部门的基本原则是，为组织资源的使用而进行买与卖。
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个人之间合作的实现，完全通过自愿的交换。它的最简单的形式似乎如同鲁宾逊·格鲁索斯的联合体，是一种由大量单个居民户组成的经济。每一个居民户使用它所掌握的资源生产产品和劳务并用来换取他人生产的产品和劳务，当然，交换的条件是交易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这就使得居民户可以通过为其它人生产产品和劳务来间接地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是生产产品和劳务直接满足自己的需求。当然，采用这种间接方式的内在动力在于通过劳动分工和职能专门化有可能增加生产。既然居民户总是有各种不同的方法直接为自己生产，除非交换是有利可图的，否则它不需要进行交换。因此，双方合作的实现是不带有强迫性质的。
如果基本生产单位是居民户，职能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就不会深入展开。在一个现代社会，我们已经走得更远了。我们引入了企业，它作为个人之间的媒介，在发扬劳务提供者和产品出售者的双重作用中，我们还引入了货币，它促进了交换并避免了物物交换，从而使买与卖的行为分离成两部分。
引入企业和货币并不改变市场体系的基本原则，但使市场体系的理论复杂化了，这种复杂性是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主要课题。一个更为根本的变化是市场部门同其它部门，特别是同政府部门混合在一起。价格理论最微妙和最有趣的应用多是涉及到对各种政府干预产生影响的分析。
苏联和美国可以视为是 企业货币交换经济 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居民户部门以外的大部分资源由企业使用，企业用货币购买资源以便使用，同时企业通过出卖产品换取货币来分配大部分产品。苏联和美国的根本区别是，苏联的企业几乎全部是 公共的 或 政府的 ，美国的企业大多数是私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剩余收入的接受者——即有权利接受或要求支付销售收入与购买资源的支出之间差额的人——在苏联是国家，在美国可以说是私人。
我所强调的企业特征上的不同与经常被认为是关键的差别不一样，后者认为在美国“财产是私有的”，在苏联“财产是公有的”。在这两个国家，广义地规定以包括人的生产能力在内的大部分财产都为私人所有，在下述方面的区别也是不存在的，即：包括企业管理者在内的个人，在美国依照私人的利益行事，在苏联依照国家的利益行事。从相当狭窄的利益定义看，这两个国家私人的行为都依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不同的是，最终剩余收入接受者的性质改变着与各种活动有关的奖励和惩罚，因而调节着人们依照自己的利益做些什么。用戏剧性的方式表述：美国和苏联的工厂经理都要考虑因管理失败被解雇的可能性，但苏联的经理还必须考虑被枪毙的可能性。
私人企业交换经济之间也存在许多不同。就价格理论的意义而言，关键的不同可能是成立一个企业所需满足的条件不同，一个极端是成立一个企业要政府许可，这种许可不完全是一种形式（例如，美国的银行业、动力业和许多其它产业要政府许可）。另一个极端是任何人成立一个企业是 自由 的，不专门需要政府批准（例如，美国的零售商业、制造业等等，不需要政府批准）。
此处 自由企业 的自由概念应该理解为有成立企业的自由，而不是企业家有可用自己的企业做任何事的自由，也不包括阻止别人成立企业的自由。
经济理论的划分
经济学有时划分为两部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前者论述 如何解决 经济问题，后者论述 应该如何 解决经济问题。例如，价格管制或租金管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实证经济学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些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能否满足人们的需要，则是规范经济学的问题。这本书单纯论述实证经济学。
实证经济学主要划分为货币理论和价格理论。 货币 理论论述一般价格水平，总产量和总就业的周期波动和其他波动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 价格 理论论述不同用途上的资源配置，一种产品与另一种产品的 相对 价格。划分这两个主要理论分支不是由先验的考虑而决定的，而是反映了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普遍认识——这种普遍认识至少经历了两个世纪——即认为，决定价格水平和经济活动水平的要素与决定相对价格和资源配置的要素有较大差别。当然，这两类要素也互相交叉，但在大多数问题上，这种交叉被视作是如此之小，以致于可以被忽略。
已经形成的专业术语把货币理论称为 宏观经济学 ，把价格理论称为 微观经济学 。这种习惯用法是不恰当的，因为它导致了一个错误的印象，即货币理论关心 大 事，价格理论关心 小 事。这两个理论分支都主要注重研究大事：如，货币理论研究“一般价格水平”；价格理论研究小麦或铜的“相对价格”。同样它们也研究小事以加深它们对大事的理解：如，货币理论研究单个货币持有者对现金余额的需求；价格理论研究单个居民户对面包或咖啡具的需求。
本书全部是论述价格理论的。
经济理论像所有理论一样，可以从两方面去观察，既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语言或存储系统，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整套真实的、经验命题。就前一种意义上的理论而言，需要提出的有关问题是关于它的有用性，而不是关于它是否正确。供求的相互作用决定价格这一命题，仅仅是建立一种有效用的存储系统的企图，在这一系统中，任何影响价格的力量都可简单地归结到“需求”或“供给”的标题之下。反过来，有用的存储系统将依赖于这一客观事实，即能影响需求的力量一览表是否含有少量的与能影响供给的力量一览表一样的因素，作为一组客观命题的经济理论在原则上是可以检验的，因为它常试图具有预见性。 需求曲线 的定义是作为“语言的理论”，可是，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的陈述则是作为客观经济命题的理论。它具有经验上可观察的结果，而 需求曲线 的定义则做不到这一点。作为语言性的理论恰巧同马歇尔所说的作为 分析的发动机 相吻合。作为语言的理论，其目的在于构造一种语言，它将在阐明思想和便于发现客观命题两方面都最富有成果。
价格体系的运行
如奈特在他的《经济组织》一书中指出，经济问题可以细分为五种相互关联的问题。每个社会必须制定一些规则以处理这五种问题：
（1）确定各种标准；
（2）组织生产；
（3）分配产品；
（4）经济的维持和发展；
（5）在短时期内调整消费以适应生产。
不言而喻，只有两种基本组织原则：中央集权机构（命令）和市场（自愿交换）可用于处理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国家或任何国家中的不同部门所使用的大多数现实的复杂形态概出于这两种原则的变化多端的组合。
关于指令性经济纯粹理想模式的特殊性质没有什么可说的。这种经济仿佛像一个军队，其首领发布命令，通过一个僵硬的等级制度逐级向下传达，并且命令中规定了最下级步兵的每个行动细节。在这一过程中，奈特的五种问题将全部得到解决。但是，在任何一个拥有相当数目人员和面临各种复杂问题的社会或组织中，上述比喻很容易导致失误。用纯粹命令的方式管理一个社会和组织，是完全不可能的。身处中央的人无法得到如此指挥所需的情报，或不可能具备下达和执行如此详细指令的能力。用通常的方式来比喻，人们在劳资纠纷中广泛采用的策略是朝资方“摔出”，或“怠工”，即只按规章条例行事。这种作法最终导致停产。因此，实际上“命令”总是要靠自愿合作做补充。
纯粹理想的自由企业货币交换经济模式需要更多的加以讨论，说明不同种类的价格怎样发挥关键作用以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