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离看美国4-如彗星划过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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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看美国4-如彗星划过夜空- 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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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总统是弗吉尼亚人,他的内阁也以弗吉尼亚人为主。汉密尔顿工作得非常艰难,他的联邦党人观点遭到杰佛逊的反联邦党人派的反对,两派在内政外交上的政策几乎全都针锋相对。
  美国处于初建阶段,相对而言,汉密尔顿负责的财政和经济是实的,而杰佛逊负责的外交是虚的;汉密尔顿鼓吹的工业制造业和商贸是动态的、有前瞻性的,而杰佛逊坚持的农业社会政治伦理观是静态的、保守的。但在外交上,倒是汉密尔顿推崇稳步推进的英国模式,主张和英国建立友好关系,对正处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持怀疑和否定态度;而杰佛逊恰恰相反,他的浪漫气质和激进的法国革命相投,又在法国生活了五年刚刚回来,因此,他同情法国而反对与英国结盟。
  现在我们回头去看,美国当时是一个明显落后于先进欧洲的、经济落后的乡村。而汉密尔顿的高明,并不在于他对金融、经济发展和工业社会的创造性构想,因为西欧早期的工业化已经发生,在工业化之前,英国的金融和财政体制变革的一整套经验,已经活生生地摆在那里。汉密尔顿的智慧在于,他知道最开始需要的,并不是发明创造,而是在其他国家现有的经济模式样板中,选择一条路跟上去。
  民主社会制度是多数决定的制度,所以,仍然存在由于多数人的错误选择,走上错误道路的可能。虽然,相比专制制度,它更有纠正错误的机会,不会在一两个人的执迷不悟之下一条道走到黑,可是,在国际经济形势面临质变的时刻,对一个国家来说,一个错误选择也可能就贻误了一个难以弥补的关键契机。更何况,美国一开始就面临经济崩溃,危机重重。这就是汉密尔顿的功绩所在:他的选择,使得新生的美国一点没耽误地抄着捷径,在经济上向先进的欧洲追去。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我说的汉密尔顿建立的美国第一银行,是第一个“全国性”银行,而不是属于政府的“国家银行”,因为这并不是全部国家资产和国营。汉密尔顿以英格兰银行为蓝本,私有公管。总共1000万美元的股份,联邦政府的股份仅占1/5,其中3/4还是政府债券。财政部有监督权,私人有大部资产和独立经营权。汉密尔顿依据他对人性的理解,认为,“私人利益是银行最好的指导原则”。
  站在汉密尔顿对面的反对派,以托马斯·杰佛逊为代表。他们认为,独立战争时期发行债券的行为,和今天发行股票建立国家银行,有道德上的本质差异,“前者有着神圣目的,它是为了一场神圣的战争,这场战争拯救了我们的自由,并且使我们独立。而后者,其目的只是为了让一伙骗子发财,使得那些诚实和勤劳的人蒙受损失”。
  可是,在汉密尔顿眼里,经济就是经济,是一门独立的学问。他不把那些不属于经济的道德问题,合在经济问题中考虑。
  美国的经济范本是欧洲,而欧洲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泡沫经济引发崩溃、金融从此一蹶不振的危机。而事实上,现代经济刚刚开始,它以迅猛的力度在冲击和改变社会,一副洪水猛兽的样子。可以明显看到,它远比农业经济的社会更难预料和控制。这两派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信心的差别。汉密尔顿充满自信心,也具备迎接挑战的性格,他更理性化,也更相信强大集中权力对经济的掌控能力。而以杰佛逊为代表的、习惯和喜爱传统南方农业社会的人们,他们对迅速释放无法控制的能量的变革感到忧虑,变革后的局面是未知的,他们完全没有信心。
  现代经济在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事实上是还没有完全了解它。它多次在人们喜出望外的时候,突然呈现可怕的面貌,出现类似大萧条这样无可驾驭的灾难。人们虽然有幸能够渡过这些难关,却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对它是否具有信心,在那个时候,两种态度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可是,美国显然还是要感谢汉密尔顿的这种信心,因为,现在看来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杰佛逊他们希望美国躲避在一个浪漫田园里,维持世外桃源式的农业社会,事实上最终是不可能做到的。
  经济就像是一驾独立的马车,它驶向一条新的道路,就带出一片新的风景,有鲜花原野,也有狂风暴雨。汉密尔顿显然为美国带来转机,让美国以惊人的速度,在欧洲恢复信用。国内经济开始繁荣,美国开始生气勃勃地转动起来了。可是,这条道路也必然带来另一片风景。
  证券买卖的投机风潮很快出现。1791年独立日,美国第一银行股票上市,投机风潮达到顶点。一些独立战争的老兵们傻在一旁,看着疯狂抢购股票的人潮。股票价格猛涨。汉密尔顿试图通过他一贯的方式,匿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告诫大家股市可能崩盘的危险前景。可是在周围众多发财故事的刺激下,这种警告当然没人要听。结果,第二年2月,暴涨五个月的股市突然大跌。美国面临经济危机。此后,美国还有过几次类似的金融大风潮,幸而汉密尔顿并不只沉溺在成功的一面,也在同时研究欧洲的经验教训,有备而来,他动用国家储备干预,股市逐渐回稳。虽然没有导致崩溃,可是,仍然带来了很大的社会冲击。
  从此,美国在经济结构上,完全现代化了,类似欧洲的证券市场、交易所和股份公司大量出现,并且以股份公司的形式集资,修建公路、运河、桥梁,兴办制造业。美国开始呈现与建国前完全不同的面貌,像今天说的,经济起飞了。许多人的生活,被新的社会风潮带动,向不同的方向改变,美国社会本身也被改变了。
  假如回顾以汉密尔顿和杰佛逊分别为代表的两派观点,还可以看到其中一系列不同的观念。例如在对待战争债券的问题上。汉密尔顿把它看做是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契约,政府不如约偿债,契约权和财产权就得不到保障。同时,他把收购债券的所谓“投机者”和出售债券者之间的关系,也看做是合法的契约关系。债券在流通,只要是合法的交易,其中一些人的吃亏和得利是客观存在,只要是自愿、合法,就必须尊重契约为先,而必须忽略它的深究一层的道德探讨。股市也一样,只要是公平的,各人也必须承担风险,不能因赔本的个人陷于悲惨境地,就对制度作道德探讨,甚至否定制度。
  现代经济制度显然在引出新的社会问题。在汉密尔顿看来,振兴国家经济,使它变得强大最为重要,而引出的问题只能再进一步寻求解决。他拒绝把目光投向那些被历史的列车甩出去的人们。
  对于杰佛逊他们来说,新的经济制度引出的社会问题,直接牵涉到最基本的道德观念,从而引出他们对这样的经济改革本身的质疑和否定。再说,原来就有的忧虑,更因政府权力的扩大而加深。政府是否因此无可避免地腐败,民众的自由是否已经被严重侵犯?在他们看来,费城会议过去只有短短的四年,宪法批准只有短短两年,联邦政府已经呈现出了改天换地的权力。
  其实,双方提出的问题,都不是没有意义的。美国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不断处于这矛盾两极的抗衡和平衡之中。
  当然,是人在发展着经济,是人的欲望在推动着经济的发展,而欲望与生俱来。只要这样的动力存在,经济就会隆隆地向前冲。到了一定的地步,与其说是人在主导形势,还不如说,形势本身迟早会挑选出如汉密尔顿这样素质的人,在这块土地上,完成这样一个过程。
  汉密尔顿的天才,在于他看到了这个趋势,顺应了这样的趋势。可是,对立的观点的存在,使得许多在快速发展中被忽略的问题,永远有人关注和提出来,这其中包括政府的权限、政府的腐败、弱势群体的权利和社会公平等等。因此在建国初期,相互反对着的两种观念,都有它存在的意义,这不是简单的对错关系。
  建国初期,经济改革也在初创阶段,监督制度并不完善。支持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即使是国会议员,也不少拥有国债、股票,还有在私人银行或公司任职。是否有内线交易?是否以权谋私?加上汉密尔顿的助理也在积极参与投机买卖,于是导致更大的疑问。
  反联邦党人在杰佛逊带领下,质疑汉密尔顿处理外国贷款和他的个人财务问题,在1793年春突然在国会提出弹劾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在一个月之内就准备好了有关个人财务的200页记录,以表明他的清白无辜。这一弹劾提议没有在众议院通过,投了赞成票的只有五个众议员,其中之一是他以前的合作伙伴詹姆斯·麦迪逊。
  当年12月,弗吉尼亚的约翰·泰勒又指控财政部与美国银行相互勾结,造成政府腐败。经国会调查委员会严密调查,没有发现账目上有什么问题。一直到杰佛逊当总统,一直到此后的历史学家们的研究,都没有发现汉密尔顿有“经济问题”。这些指控和调查部分起于政治对立和斗争,可是,在美国政府的新生时期,在经济变革的时代,这样的调查还是锻炼了立法、行政两大分支的监督和互动关系,也确立了美国政府公开的对权力监督和制约的模式。
  当时,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治国方略上的分歧,在政治观念上的对抗,甚至发展到人身攻击。这一切,让双方感到疲倦。尽管有华盛顿总统居中调解,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治国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公开。汉密尔顿和杰佛逊几乎是水火不相容,到了难以共处的地步。
  1793年,托马斯·杰佛逊辞职。但是两种观点的对立却由于第二年的税收暴动事件,变得更为尖锐。
  事情的起因是,既然联邦政府决定偿还债券,就需要增加税金来支付。国会随之通过一系列税法,其中的“威士忌酒税法案”,伤害了种粮食酿威士忌酒的农夫。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农夫,由于高山阻隔,交通不便,大规模运粮食出来卖,几乎不可能,只能酿酒,运酒则大大减少运输量。而这个法案一出来就像是断了他们的生路。1794年,他们组织起来暴动,反对该税法。结果,华盛顿总统招募了一万多名国民兵,由汉密尔顿亲自率领,驱散了暴动的民众。虽然无人伤亡,但是逮捕了一批人,包括农夫选出的代表们。
  这个税是国会强制征收的,所以很容易让刚刚独立不久的美国人,想起当初他们要求独立的原因之一,就是反抗英国宗主国不合理的税收。“威士忌事件”虽然没有酿成血腥的暴力镇压,第二年华盛顿总统也签了大赦令,所有在“威士忌事件”中被逮捕的人,都没有被定罪。可是,在杰佛逊的一派看来,武装的国民兵都被汉密尔顿领着出去了,没有流血仅仅是出于侥幸。这简直就是华盛顿可能变成国王、联邦政府可能变成人民敌人的信号。
  这一事件确实非常危险。一方面,有了国会代表,并不表示每个地区、阶层的利益都能得到照顾,他们之间的利益还可能完全是冲突的。另一方面,也许根本没有万全之策。当一个经济措施出来,必然有得益和受伤害的两部分人。即使从长远来看,或者说从大局来看,可能政策是必要的。可是,站在那些被牺牲了利益的民众面前,华盛顿总统也不知所措。直到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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