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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蓝打算先了解和熟悉一下游元此人，然后再设法寻找对策，不料这才刚刚见面寒暄闲聊几句，游元就迫不及待地“出手”了，要拿伽蓝这把锋利的刀“大开杀戒”了。杀谁？杀杨玄感吗？这卷宗里是关于杨玄感正在密谋叛乱的证据吗？难道皇帝和中枢早就知道杨玄感要叛乱了？
旋即伽蓝否决了这个荒谬的猜想，他注意到游元提到了“平虏渠”，而据薛德音的介绍，平虏渠是沧州到巨马河一段水道，途径河间郡和渤海郡，这两个郡位于河北东北部，都是大郡，有很多著名的山东世家权贵，比如河间张氏，渤海高氏，这些世家虽然没有王崔卢李郑五大世家声名显赫，但也名扬天下，比如渤海高氏，就有天下高氏出渤海之说，高氏齐国的皇族高氏便是出自渤海，帝国第一重臣高颎（jiong）也是出自渤海。
念头闪烁间，伽蓝更想到了河北义军的聚集之地豆子岗，也在渤海。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帝国发动第一次东征，大河两岸的十二卫府诸鹰扬和数以百万计的民夫远赴辽东战场，而同年黄河洪水泛滥淹没大河两岸三十余郡，帝国选择了战争，忽视了赈灾，导致山东灾民揭竿而起，从齐郡的王薄占据长白山开始，各地烽烟四起，起义者此起彼伏、前赴后继，尤以大河两岸的形势最为严峻，而起义者的集中之地就是河北的高鸡泊、豆子岗，还有大河南岸的济水河一线。
伽蓝霍然想到了游元的目的，顿时心神震颤，一股强烈的窒息感霎时淹没了全身。
坏事了，游元把目标弄错了，他把矛头对准了河北义军，对准了那些打算乘着帝国远征军第二次攻打高句丽河北镇戍兵力空虚之际，大肆洗劫运河粮道以壮大自身实力的河北义军，而不是正在黎阳谋划叛乱的杨玄感。
游元眼神冷冽，似乎要看穿伽蓝的心灵，看到他心里的紧张和惶恐。
伽蓝悄然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伸出双手，把那卷厚厚的卷宗拿到手上，缓缓打开。
果然，正是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呈奏的关于各路叛贼的具体情况。
去年的大旱灾横扫山东各地，河南河北再遭重创，民不聊生，偏偏这时候帝国开始了第二次东征，导致大河两岸的形势雪上加霜，一发不可收拾，各路义军随即蜂拥而起，形势已经到了岌岌可危之境。
渤海郡的豆子岗云一带集众多叛贼，其中实力强大者有平原贼帅刘霸道、李德逸的阿舅军，有渤海贼帅格谦、高开道的燕军，有渤海贼帅孙宣雅、石秪阇的齐军。
高鸡泊位于信都郡和清河郡的交界处，距离大运河不足百里，活跃在这一带的贼帅也是人数众多，其中最为著名者就是高士达、窦建德和王伏宝。
在豆子岗和高鸡泊之间，也就是大运河和黄河之间是平原郡和清河郡，也是叛军集中之地，清河郡的最大贼帅是张金称，平原郡实力最强的贼帅是郝孝德和刘黑闼，另有贼帅杜彦冰、王润也是实力不俗。
大河以南，叛军集中在济水一线，由东向西，最负盛名的贼帅就是北海郡的郭方预、秦君弘，齐郡的王薄、孟让，济北郡的甄宝车、张青特，东郡的翟让、单雄信，济阴郡的孟海公和王伯当等，大大小小的贼帅多达几十人。
伽蓝越看越是心惊。他从卷宗上看到的不是贼帅的多少，不是叛军的人数，不是各地严峻的形势，而是死在战乱中的无辜百姓。叛军烧杀掳掠，肆意砍杀。各地郡县和地方军在镇压过程中也是血腥残忍，杀人盈野。地方豪望任侠或据垒自守，或集乡勇讨捕，不管是为了自保还是其他目的，免不了要大开杀戒。大河两岸血雨腥风，整个卷宗上看到的都是血淋淋的尸体，都是无辜百姓绝望的泣号。
伽蓝掩上卷宗，神色冷峻，眼里更是充满了愤怒和悲哀。
游元一直在等待，一直在观察，看到伽蓝把卷宗放到案几上，他不动声色地问了一句，“有甚见解？”
“天灾，人祸。”伽蓝热血上涌，忍不住咬牙切齿。
游元面无表情，追问道，“何谓人祸？”
“自先帝开国，先有官仓，后有义仓，目的是积粮防灾和朝廷用度。西征也罢，东征也罢，所用粟帛皆出官仓，即便官仓不足，也是补自江左义仓，否则陛下为何开凿永济、通济、邗沟和江南河四渠？前年水灾，去年旱灾，以大河两岸郡县为重，而大河两岸郡县都是富裕郡县，义仓充足，再加上还有东都附近的黎阳、河阳、洛口三大官仓，即便有远征需要，也足以调拨一部分粟帛用以救灾，何以会出现饿殍遍野之惨状，逼得灾民揭竿而起？”
“朝廷倾尽全力东征，或许赈灾不利，但地方郡县既有义仓，又有陛下圣旨，为何不能救助灾民？为何让形势恶化到如此地步？”
“退一步说，就算地方郡县赈灾不利，就算有人揭竿而起举兵叛乱，但以东都镇戍兵力，以大河两岸的留守地方军，再加上陛下给予各地郡县的讨捕权限，也完全有实力在最短时间内铲除叛乱，然后辅以积极赈灾，开仓放粮，当可迅速稳定形势，但为何今日叛贼蜂起，生灵涂炭？”
“这是人祸，彻彻底底的人祸。”
游元的表情依旧冷冽，但眼神里却掠过一丝惊讶。一个西北戍卒，竟然对山东叛乱有如此一针见血的认识，实在令人吃惊。这是谁告诉他的？裴世矩？抑或是薛世雄？不管是谁，能把山东叛乱背后的隐秘完完全全地告诉他，足以说明这个人和自己的想法一样，要利用这位来自西北的野蛮人大开杀戒，戡乱整肃，迅速扭转局势。
游元沉吟稍许，果断试探。他必须知道伽蓝背后之人的底线，否则不好定计。
此次南下黎阳，他名为督运粮草，实际上在他看来就是平叛，把运河两岸的叛军一扫而光或者全部赶走，总而言之，粮道安全了，粮草辎重才能源源不断送到辽东。粮道不安全，杨玄感以此为借口拖延运送速度，他如何去督促？说句不好听的话，自己这趟就是被皇帝和中枢那几位重臣利用了，充当开路先锋来了，这路开不好，延误甚至阻碍了远征军的攻击，杨玄感固然有罪，自己也跑不掉。
原因很简单，现在大河两岸混乱局势的幕后推手就是山东人。
帝国的官仓归朝廷管理，各地郡县的义仓则由社司（乡官）管理，不受官府控制，这样遇到灾害就可以开仓自赈。随着帝国统一，百姓安居乐业，义仓的粟帛存储数量惊人，这是一笔巨大财富，于是官府动心了，世家权贵盯上了，在他们的联手努力下，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朝廷下旨，以义仓管理不善为由，将管理权收归地方官府。如此一来，义仓就成了地方官府和地方世家豪望的“小金库”，特权阶层置百姓的安危于不顾，贪婪而无耻地公开“抢劫”百姓。
山东各地官府的主要属官当然是山东人，这些山东籍的官吏和各地的世家豪望当然抱成一团，如此一来，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异常强大，导致各地官府的主要官员诸如太守、郡丞、县令甚至包括地方军的官长都尉、副都尉都不得不主动妥协，而这些主要官员大部分来自关陇，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大家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为谋私利而侵害帝国利益。
义仓的粟帛就这样被瓜分了。当水灾旱灾接踵而来的时候，如果义仓是空的，当然无法赈济，退一步说，就算义仓是满的，但在权贵官僚的眼里，那已经不是黎民百姓为了防灾自救而自掏腰包年复一年储备起来的粟帛，已经变成了他们私有财富，既然是他们私有财富，岂肯送给黎民百姓？岂肯拿去救一群蝼蚁的性命？
这是私，从山东人的“公”来说，他们与关陇人之间有亡国之恨，有灭族之仇，而关陇人对他们实施的长久的遏制和打击政策，让他们失去了很多的权力和财富，山东的世家望族正在急骤衰落。为此，他们要反抗，要斗争，要打破这种“不公平”的制度，而逼着黎民百姓去造反，甚至充当“马前卒”，亲自赤膊上阵，带着“灾民”去造反，正是他们一直等待的、蓄谋已久的一次改变命运的绝佳机遇，恰好此刻皇帝带着帝国大军远征辽东，而皇帝的新政触犯了世家权贵的利益导致皇帝与关陇权贵矛盾异常激烈并在第一次东征中彻底爆发，此刻国内国外朝野上下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此刻不造反更待何时？
此刻，关陇权贵呢？关陇权贵与皇帝，与以皇帝为首的改革派已经“撕破脸”了，在国外远征战场上与皇帝对着干，在国内平叛战场上不但不出力反而推波助澜，有意把形势推向危险的边缘，以便他们浑水摸鱼乱中取胜。杨玄感的叛乱蓄谋已久，为了这一天，为了推翻皇帝和改革派权贵，首要前提就是国内国外局势要乱，越乱越好。
山东人高兴坏了。山东的世家权贵、地方郡县官僚与那些赤膊上阵的山东豪望、任侠们里应外合，默契配合，而关陇人冷眼旁观根本不作为，于是在山东黎民百姓的哀嚎中，在山东苍生的累累白骨中，这些血腥而无耻的“虎狼”们开始了饕餮大餐，他们不仅要吃无辜生灵，还要吞噬帝国，吞噬整个中土。
游元是山东世家，是文翰泰斗，是宦海老臣，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山东贵族，他谋取的是山东贵族的利益，为了这个利益，他根本不在乎黎民百姓的生死，他只在乎以最小代价谋取最大利益。
本来他袖手旁观，乐见其成，但关键时刻，皇帝把他“扔”到了山东平叛战场，迫使他不得不加入到这场血腥的搏杀中。
礼部尚书杨玄感坐镇黎阳督运粮草，但他面对的是抱成一团的山东人，从山东世家、官僚到贼帅，都不会让他把粮草辎重顺利送到辽东战场。假如在远征大战最为关键时刻，切断粮道，让帝国和皇帝再败一次，那杨玄感就是替罪羊，而杨玄感的势力现在是关陇贵族中最为庞大的一个势力，也是皇帝的对手，那么可以想见，皇帝一定会借此机会把杨玄感和他的势力彻底击溃。关陇人遭到重创，帝国赖以成立的权贵根基在一次次的打击下轰然坍塌，帝国这座大厦还能坚持多久？假如帝国分崩离析了，山东人就有机会重建帝国；假如帝国坚持下来了，山东人也能代替关陇权贵成为帝国根基，在帝国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取最大一块利益。
杨玄感怎么办？关陇人怎么办？
山东人的目的很简单，把他逼上绝路，逼着他造反，逼着关陇人自相残杀最终分崩离析。
然而就在这时候，皇帝把游元一脚提到了黎阳，把这个纯正的山东本土权贵的领袖级人物放到了这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上。
游元难以抉择。对他来说，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很显然，支持皇帝，选择站在皇帝一边。
他是山东大世家大权贵，而山东的地方豪望、寒门官僚和黎民百姓都是他夺取权力和财富的工具，该用的时候用，该抛弃的时候抛弃，所以，就像裴世矩所暗示的，他若想在当前形势下捞取最大功勋，那就是帮助皇帝赢得东征的胜利，同时帮助皇帝击败以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