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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德音去辎重队寻找伽蓝。傅端毅与西行、布衣、江成之、苗雨等人进帐相陪，不敢轻慢了崔氏。
崔逊既然认定伽蓝是大姓子弟，又得到皇帝、裴世矩和薛世雄的看重，而且极有可能与崔氏在利益上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对崔氏的振兴大计可能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他的观感当然有了颠覆性的改变。如此一来，他对伽蓝的这些部属，这些从西北来的勇猛之士，就有了相当大的兴趣。
若想全面了解伽蓝，就必须了解他的部属，若想把伽蓝拉进自己的“阵营”，就必须善待他的这些生死与共的兄弟。
崔逊起了笼络之心，其言谈举止就显得亲近了一些，不像先前那样因为矜持而故意拉大双方的距离。
崔逊态度上的变化让西北人在欣喜之余也放松了警惕，不知不觉间就说出了一些在他们看来并不重要但对崔逊来说却非常重要的讯息。
比如伽蓝的师父是敦煌圣严寺的慧心和尚，而慧心和尚圆寂的时候，长安白马寺的法琳上座和洛阳白马寺的明概上座竟然不约而同千里迢迢赶到了敦煌。这件事说起来很玄妙，西北人一直津津乐道，而崔逊对此玄妙之事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长安白马寺的法琳上座和洛阳白马寺的明概上座都是慧心和尚的师兄弟。
法琳和明概是西北佛界的泰斗级人物，辈分崇高，这说明慧心和尚在西北沙门的地位也很高，而他竟然是伽蓝的师长，这足以说明伽蓝的不凡之处，要么伽蓝独具天赋，与佛有缘，要么伽蓝身世奇特，其先人与白马寺有很深的渊源。
还有就是西行也是官奴婢出身，也被慧心和尚收为弟子，也不愿透漏自己的姓氏。因为伽蓝的原因，崔逊对西行也颇为关注，有心查一查。
再有就是傅端毅的身份同样引起了崔逊的极大兴趣。
傅端毅出自河北相州邺城的傅氏。相州原为北魏所置，位于河北的西南部，也就是今日帝国的汲郡、魏郡、武安、襄国、武阳和清河郡一带。这一块集中了很多河北世家，比如五大世家中的清河崔氏和赵郡李氏，比如二流世家中的任县游氏、巨鹿魏氏、清河张氏、清河房氏、邢台柴氏、邺城傅氏、南宫白氏等等，都在这一块人杰地灵之地。
邺城傅氏起自西汉高祖刘邦时代。高祖开国有十八功臣，位列第九的就是傅宽，其后人有名震西陲的平乐监傅介子。傅氏在东汉、三国、两晋乃至南北朝时代都是人才辈出，在南北朝后期，傅氏也像其他世家一样，其子弟在山东、关中和江左三地任职，但以山东为重。高齐亡，傅氏做为山东世家之一也倍受压制和打击，族中子弟受阻于仕途，不得已转而从事**数术的研究，其中最为著名者就是傅奕。傅奕在仕途上十分艰难，而且运气很差。开皇年间他到汉王杨谅府上任职参军事，结果今上继位后，杨谅举兵叛乱。傅奕虽曾劝阻过杨谅，但跟错了人和站错了队的后果都是一样的，他还是受到了连累，不过侥幸留住了性命。
傅氏子弟大都擅长占卜数术，傅奕又曾参与杨谅造反，所以傅氏不被今上所喜，这显然也连累到了傅端毅，即便他师从裴世矩，最终还是被裴世矩“仍”在了西北不闻不问。这次在涿郡临朔宫，裴世矩召见了伽蓝，却吝于见傅端毅一面，其“厚此薄彼”的背后必有深意。
邺城在哪？邺城在魏郡，距离黎阳两百余里，距离永济渠百余里，也就是说，魏郡傅氏的势力就在这一块，假如伽蓝有困难，完全可以借助傅氏之力。裴世矩曾委托伽蓝代话给傅端毅，其意思很直白，你帮助伽蓝把事情办好了，你就有功劳，傅氏也能借此机会打个“翻身仗”。既办了事，又送了人情，还不落痕迹，裴世矩对这个弟子也算仁至义尽了。反过来说，假如事情办砸了，那就怨不得谁了。
崔逊估猜到了裴世矩的用意，对傅氏这个山东三流世家在未来局势中的作用不得不重新评估。
如果说游氏的势力遍及河北，那么傅氏的势力最多只能影响到一个州郡，但具体到某件事情，比如屡剿不平的河北各路义军，游氏对他们的影响力就远远不如傅氏。说句难听的话，游氏若想通过河北义军去实现自己的某些意图或者策略，还必须求助于傅氏，没有傅氏这些与各路义军有着直接联系甚至他们就是义军背后直接的操控者的全力配合，游氏同样是一筹莫展。
如此再推衍裴世矩在山东的布局，那就比较清晰了。
一流山东世家崔氏重在山东权贵的整体利益，他们的利益诉求更接近于中央，也就是既要打击关陇贵族又要保证二次东征的胜利；二流山东世家游氏重在河北本土利益，他们的利益诉求与中央有直接冲突，但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打击关陇贵族；三流世家傅氏更看重家族利益，而帝国利益和山东世家的整体利益距离他们太过遥远，所以不管是山东大世家还是关陇大世家，若想拉拢他们，得到他们的帮助，那就要给予足够打动他们的利益。
然而，不论是一流世家还是二三流世家，都存在一个“站队”的问题，而“站队”的问题最终就要溯源到皇权，也就是说，你要么选择皇帝，要么选择未来的皇统，你必须选择一个，否则你终归一无所有。比如杨素，他在先帝和皇统上都准确站队，杨氏一门显赫。比如高颎、崔弘度、薛道衡，在皇统上就选择错了，遭受了沉重一击，高颎和薛道衡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比如陇西李氏，既不得宠于先帝，又未能在皇统上站队，结果家族急剧衰落。
诸如中土五大世家，人才济济，在分裂时期遍及各国的中央和地方，可谓主宰了中土的命运，但统一后，世道变了，政局变了，国策变了，文化变了，甚至连道德情操的要求都变了，五大世家屡试不爽的“遍地开花”之策行不通了，现在不论是本堂还是分支，代表的都是一个家族一个利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道德上尤其需要忠义礼智信，在行事方法上也更需要齐心协力，像过去分裂时期所采取的“脚踏两条船”或者“东方不亮西方亮”等等计策都不能用了，都过时了，而与时俱进的、符合统一时代要求的策略、方法需要时间去摸索和总结，短期内很难形成一套成熟的模式，于是五大世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不但日渐失去对帝国权力和财富的控制权和分配权，随之失去的还有往日的尊崇、荣耀和金灿灿的光环，颇有日落西山的无奈和悲凉。
尤其是今上继承大统，以强有力的手段推行新政，把皇帝和世家大族，把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彻底激化了，这时候，“站队”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解决眼前的危机，阻挡皇帝和中央的新政，维护世家权贵的利益，重新夺回世家权贵在帝国权力和财富上所拥有的再分配权，也就是说，现在是“你死我活”的厮杀了，“站队”是次要的，生存才是第一位。
于是，皇帝和中土大世家大权贵开始了“博弈”，一帮二三流世家和寒门贵族站在各自支持者的背后，驱动黑棋子、白棋子，也就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军队、义军和千千万万的无辜百姓展开了血腥厮杀。
做为大世家大权贵的旗帜性家族崔氏，是这场博弈的对弈者，是皇帝的直接对手，即便输了，他还是对弈者，还是中土权力金字塔上的巅峰人物，他所损失的无非是权力和财富，无非是权势上的削弱，只待时机合适，他又能卷土重来东山再起。
这种千余年沉淀下来的自信和力量不会像王朝一样瞬间崩溃，所以崔氏的策略其实很简单，一边在前面指挥二三流世家权贵们操纵着棋子冲锋陷阵，一边在后面暗藏退路，不过这一刻，崔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寻到退路，还找不到皇统的方向，还不知道怎样站队。
本来齐王杨暕是最好的站队“对象”，但人算不如天算，谁料到元德太子竟然早早夭折，给了崔氏“拦头一棒”，打得崔氏晕头转向，无奈之下，竭尽全力阻止齐王杨暕入主东宫。然而，帝国的东宫肯定要有主人，皇帝总有一天要确立皇统，留给崔氏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假如崔氏未能在皇统上做好布局，那么等待他们的必定是不可阻止的衰落。
今日裴世矩的布局，显然是把崔氏架在大火上烤，往死路上推。杨玄感一旦叛乱，二次东征一旦失败，再加上东都洛阳失守，帝国大乱，无论是辅佐越王杨侗的崔赜还是奉旨督察粮草运输的崔逊，都将承担极重的罪责，如果再把崔氏做为中土第一高门、山东第一豪门、反对帝国新政的最大势力等不利条件全部加上去，崔氏必定败亡，必定在短短时间内灰飞烟灭。
由此可以想像得到，游元为什么要疏远崔逊，为什么要逼着崔逊服从山东本土权贵的利益，为什么既要逼反杨玄感又要中断远征军的粮草。说白了一句话，希望崔氏与其联手对抗皇帝和中央，联手打击关陇贵族，最后代替关陇贵族“占据”中央，接下来，中土就是山东人的中土了。
但问题是，崔氏站得高看得远，他对国政的理解，对维护自身权力和财富的策略，要远远高于游氏这样的二流世家。对崔氏来说，皇权要维护，中央的威信要维护，帝国的利益要维护。帝国强盛了，崔氏的权力和财富才有保障。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君不见高齐灭亡了，江左灭亡了，山东和江左的权贵何曾保住自己的权力和财富？昔年的高氏皇族和陈氏皇族，昔年两国的皇亲国戚，昔年两地大大小小的世家豪望，如今还剩下多少？帝国不能乱，这是根本，而游元的策略却把帝国急速推向大乱之境，这是崔氏所不能接受的。
崔逊的心情愈发沉重，也更期待与伽蓝的会谈，如果这次谈话没有取得任何有利于崔氏的进展，他就要给洛阳越王府的长史崔赜、东都留守军的虎贲郎将崔宝德、帝国水师统帅部的长史崔君肃、长安留守台阁尚书台刑部司门侍郎崔年昊和河南济阴郡的定陶令崔焘各写一份急信，阐述当前崔氏所面临的危机，同时他更要扬帆疾驶清河，与清河崔氏做一番深入交谈以寻找对策。
伽蓝姗姗来迟。
从他平淡的脸色上看不出什么，但薛德音双眉紧锁，眼神忧郁，显然之前两人的交谈并不顺利。
傅端毅和西行等人识趣离开，帐内就剩下了三人，连帐帘处的侍卫都撤了，仅留暴雪虎踞帐外警戒四周。
崔逊面带浅笑，平静地望着伽蓝，并不说话。
伽蓝面无表情，也不说话，心神不属，似乎在思考什么。其实他心里很乱，薛德音对他所说的事情给了他很大的震撼，他很难想像，像崔氏这样的中土第一高门竟然会遇到危机。
不会仔细想想也是必然，帝国自建立之日起，就不遗余力地遏制和打击世家权贵。今上的手段更为激烈，由此颠覆了帝国的根基，混乱了帝国的政局，最终导致帝国轰然坍塌，而随着帝国的坍塌，数千万中土苍生死于非命，就连山东世家权贵也遭到了致命一击，就此一蹶不振，只剩下一个华丽的外壳。虽然几十年后中土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女皇帝，借助山东权贵之手重创了关陇贵族，但此仗也耗尽了山东权贵最后一丝力量。很快，这些传承千年百年的世家权贵便湮没在历史的大潮之中，而代替他们主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