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比如因一方面军的帽子小于四方面军的，四方面军有的战士就讥讽说一方面军是“小脑袋”呀，说一方面军打了败仗呀；而一方面军有的战士则认为，既然四方面军说我们是“小脑袋”，那么四方面军则是“大脑袋”呀，说四方面军瞧不起中央呀，瞧不起一方面军呀，甚至还有说四方面军是军阀部队呀等等。说四方面军瞧不起中央和一方面军，多是从张国焘那里流露出来的，因为他已经听到一些张国焘不满意中央的话，不同意中央关于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的言论。今天黄超来意非善，特别是问起会理会议，更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张国焘这么“器重”我老彭，要拨三个师给我，哎！居心叵测呀。。黄超送点吃的东西来，倒没什么，送二、三百银洋来，是什么意思？是想收买我老彭不成！看来，还得提高警惕，保持清醒的头脑，谨防上当！他深深感到，目前军内的情况相当复杂，他不安起来，这一夜竟没睡好。
三军团屯驻黑水的第二天，张国焘在镇子里见到杨尚昆，高兴地说：“哟！‘表弟’，你现在投笔从戎了啊——哈哈。。”张国焘戏称杨尚昆为“表弟”，这里有一段简单的故事。杨尚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就认识了张国焘。张国焘那时是中共中央驻第三国际的代表。1931年，他俩先后回国，杨尚昆在上海临时中央任宣传部长，张国焘是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他们以表哥表弟关系作掩护相往来，过从甚密，因此感情也不错。故张国焘心目中的“表弟”，还是四年前的印象——一个握笔杆作宣传工作的文化人。
杨尚昆莞尔一笑：“‘表哥’你混得不错嘛，拿起枪杆子，成了一路‘诸侯’了啊。”说完打起一串哈哈。张国焘拍了拍杨尚昆的肩胛：“老弟，我请你吃饭，走，到我那里去坐坐。”杨尚昆欢喜地说：“好！老兄有请，我也就不客气了，到府上拜望拜望。”杨尚昆与张国焘并肩而行，来到黑水镇头的一个大院，杨尚昆瞧了瞧院房宽大的门楣，对张国焘说：“你老兄住的这间房子好大，想必是个大财主的，比在上海那阵住的亭子间阔气多啦。”“上海滩十里洋场，有钱也不敢住大房子，何况那时囊中羞涩，只好挤亭子间。”几年不见面了，黄浦江畔一别，东奔西走，走南闯北，各自为自己的理想在不同的地方作明的或暗的抗争，今天竟在中国西南的小镇晤面，老朋友自然高兴。由于张国焘的条件好，当然要请“表弟”吃饭了。
他们就这样随便地叙谈着，戎马倥偬，不期而遇，话自然很多。但无非是别后各自的行止，时事的沧桑，岁月的忧患，还有他们所经历过的或听到过的许多稀奇古怪的轶闻趣事，但更多的却是患难相逢中的友情。
一会儿，特务员端来饭菜，杨尚昆一见，直咽口水，因为好久以来，都没见过这么丰盛的菜肴。其实，也没有什么，无非是炒牛羊肉，炒青菜，猪肉汤，稀饭馍馍。但七、八个月来，杨尚昆哪里见过这些东西？成天与粗食为伍，肠子早已锈迹斑斑。苦的时候，有几棵野菜一口炒面，就算不错啦。但眼下张国焘的生活，过得真不错哩，难怪养得一肥二胖，不像一个生逢乱世的红军将领，倒像一个财主。不像一方面军的领导人，一个个饱经沧桑，面黄肌瘦。
进餐的时候，杨尚昆嚼着白面馍馍欢喜地说：
“在莫斯科，我们中大的学生只能吃黑面包干，你这个中央代表，可能吃的是这种白面馍馍。”
张国焘笑了笑：“苏联经济恢复时期，他们的生活也苦，你讲的那种黑面包干倒没吃过。”
席间，张国焘向这个老朋友、小老弟问起一方面军的情况，杨尚昆将所知道的有保留地告诉了张国焘。因为杨尚昆对张国焘毕竟有一些了解，彭德怀昨天又对杨尚昆讲了黄超来亦赠送东西的事，以致杨尚昆不免多了一份戒心。
张国焘从杨尚昆这里得不到什么更多新的消息，也就没有再问什么，只顾热情地招呼杨尚昆多吃点东西。既然见到了多久不见的老熟人，杨尚昆也非常高兴，礼貌地应付了一下张国焘的盛情。
张国焘在两军会师以后，一有机会，就广交一方面军中的“朋友”，特别是对一方面军的主力——一、三军团的首领，更是青睐，优礼有加。又是送东西，又是请吃饭，热情备至。
张国焘听杨尚昆说洛甫住在离黑水不远的一个小村，他送走杨尚昆后，决定到洛甫那儿去，因为他有好些问题思想不通，想与中央的总负责人交换意见，看能否说通洛甫，改变中央北上的方针。
张国焘迈进洛甫的小屋便开门见山地说：
“洛甫兄，我今天是来请教一些问题，望不吝赐教。”
洛甫放下手中正在阅览的军事详报，笑盈盈地招呼张国焘坐下，并说：
“国焘同志，不必客气，有事我们好好商量，互相切磋。”
张国焘坐下后说：
“那天，我们在抚边谈到，凯丰写的文章批评我，不应该背着中央成立西北联邦政府。其实，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否正确，倒值得考虑。根据四方面军的经验，苏维埃和分配土地的口号并没能发动广大群众，倒是红军军事力量的壮大和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却能轰动一时。难道说苏维埃政策就一定正确？而西北联邦政府就是一定不正确？”
不等洛甫回答，张国焘接着又说：
“苏维埃和红军之所以遭受挫折，为何不从政治上去寻求原因！我看这是由于我们把政治观念僵化了。军事观念也随之僵化。我们死守着一个公式，认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无可非议，不可怀疑。于是，大家坚持北进，退到岷江以西，目标是到毛儿盖那里去集结，下一步又该怎么办？为什么不能在川北和茂县地区打击川军，向川康一带发展呢？”
洛甫摇摇头，温和地苦笑了一下。心想，张国焘想的与中央的方针总是格格不入，大相径庭，甚至怀疑起中央的政治路线来了。对于政治路线这个问题，洛甫认为比较复杂，一时也难以讲清楚。有些问题，目前他也还没有弄通。但他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中央必须保持一致。如果否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大家就会无所适从。况且遵义会议以来，虽然部队仍不免有一些损失，一路减员，但终于度过了一道道难关，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天险，击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毕竟按预定的计划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些，不能不说是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是他接替博古的工作之后，是他一人的成绩，相反洛甫认为是中央政治局的诸同志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出谋划策的结果。毛泽东与周恩来出的力尤大。一想起这些，他非常反感张国焘所提的所谓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的说法。他沉住气平心静气地对张国焘说：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主要考虑的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崇毛泽东主持其事。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张国焘本来对遵义会议就有些反感，他认为这个会议是否合法？还值得考虑。当他听到洛甫提起这次会议，便立即攻击说：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除周恩来与陈云两人是六大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是六届一中全会以后增选的，包括你洛甫兄在内。”
洛甫谦和地点点头。
张国焘继续说：
“既然是如此，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项英同我都没参加，这样的会议有效吗？”
洛甫当即解释道：
“战争环境，形势紧急，不可能都通知来，多数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到了，会议应该有效。虽然朱德等同志是六届一中全会以后增选的，那是在党的高级会议上增选的，不是个人指定的，应该说是合法的。”
张国焘进而诡辩说：“这不是中央全会，可以增选政治局常委吗？”
显而易见，张国焘指的是毛泽东。
洛甫回答说：
“遵义会议，既然是政治局会议，就可增选毛泽东进常委。因为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毛泽东能应付当时极为困难的局面。遵义会议上，还增补王稼祥为政治局委员，取消了候补两个字。如果照国焘兄的说法，那次会议，增补王稼祥为政治局委员也不合法了。”
张国焘似通非通地瞧了瞧洛甫，摇摇头说：
“好了，我们不谈这个。你说遵义会议后中央没有不同的意见，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其实，据我所知，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并没解决。目前，中央只注意军事行动，闭口不谈政治问题，这也不是个办法。应该说，这是极为忧虑的事。如果政治路线不解决好，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到惨败，不易翻身。搞不好还会引起一、四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的公式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不算太晚。
“一方面军之所以弄到这个下场，目前我们大家的处境都有些不妙，为什么不从政治上去寻求解救的药方呢？难道政治方面，就没有增强我们力量的步骤了吗？1932年，我们到川北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们补救的办法不是绝对避战，而是提出入川纲领和其他政治办法。不久以前，我们又提出争取建立川康新根据地的口号和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这有什么可指斥的呢？”
张国焘越说越来劲，看来，这席话是早有所准备的，有“感”而发，是他思考很久郁结于胸的一些重大问题，就是没有找到适当的机会宣泄。他认为在中共中央的要人中，洛甫对人平和、宽厚，又有理论水平，也善于倾听别人意见，张国焘相信他改变中共政策的主张，“拯救”中共与红军的谋略，能够得到党中央采纳。因为张国焘以为，这时只有他看清楚了党中央“存在的问题”，他必须起来“挽救”处于危难与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
洛甫没有立即回答张国焘提出的问题，在作深深的思考。他在琢磨张国焘这些话的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更深层的东西？
张国焘看洛甫不说话，以为自己讲的一套，一定说服了洛甫，于是乘兴继续讲下去：
“中央为什么一定要死死抱住苏维埃这个‘左’的躯壳？我看实际执行的都是军事上极右的退却路线。我的话，听起来有点刺耳，可能认为我是在唱反调。是啊！中共有的人历来认为，张国焘是机会主义！红四方面军是军阀部队！什么入川纲领，甚么西北联邦政府，甚么西进川康，都是大逆不道！。。”
张国焘越讲越有些气了，脸上多余的肌肉抽动着，眼睛睁得大大的，声音带着明显的火药味。
本来洛甫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张国焘讲的这些，完全可以给予反驳回去。但考虑到张国焘当前的固执，加之虑及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以及要实现北上的战略方针这么一些重大问题，他把很多话咽下去了，心想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比较成熟的洛甫，此时只得沉住气对张国焘说：
“国焘同志，如你所讲，中央的政治路线如确有问题，也要俟军事情况稍有转机时，才能讨论。现在提起这些，党内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