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具体的表现在对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抱怀疑态度，不敢大胆地前进，而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毛泽东着重指出这种有害的倾向，是执行目前战略方针的最大危险。
张国焘注意听着毛泽东的发言，留心他每句话的含意。他已经有所思想准备，心想毛泽东会含沙射影将四方面军特别是他本人“攻击”一番，这是他以扭曲的心态看人对事的一种必然反映。毛泽东的发言，很多地方他不能接受，本想起而反击，但回头一想，听听诸公的高论再说，看看他们还有些什么精彩的言论。
毛泽东发言后，没有人接着讲话。
周恩来因过雪山时受了风凉，是带病参加会议，精神有些不济，坐在那里间或还有点咳嗽。朱德微低着头，似在深思。博古皱着双眉在那儿抽烟，眼镜后面的目光显得格外冷峻。凯丰瞧着窗外，一眼不眨，似在思考什么。毛泽东讲完话后，点燃一支烟慢慢吸着。张国焘瞧瞧这个，然后又瞧瞧那个，心里不停地在打鼓：看来，今天我国焘是赴中共的“鸿门宴”了。
洛甫再次启发与会者发言，针对他的报告发表意见。
朱德讲话了，接着是邓发、凯丰相继发言。他们三人都赞同洛甫所作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特别是凯丰的发言里又提到张国焘所成立的西北联邦政府一事，三言两语又批评一通。
张国焘坐在那里，感到特别不舒服，虽不是如坐针毡，但心里颇感浮躁与郁闷，他耐不住了，在凯丰讲话之后接着说道：
“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并无关系，我们之间发生的歧见，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都有多年奋斗的经历，寻求谅解应该不是一件难事，我们在这里举行会议，就是为了获致谅解，并不是要扩大分歧。”
大家点点头。张国焘停了停继续说下去：
“然而，我惋惜我们没有在抚边初会时，就痛痛快快地把问题说清楚，
因而酿成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一些不应有的言论。譬如凯丰同志著文批判西北联邦政府；洛甫同志著文批判南下是错误路线；更有人说张某人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要挟中央；也有人肯定张某人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又有人说张某人自恃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还有人说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抹煞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等等，凡此流言，完全把我张国焘描绘得不成样子，简直是一个大白脸了。。”
不等张国焘说下去，毛泽东立刻插话说：
“这种流言是很多的，譬如有人说姓毛的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有人说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现在只有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这次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张国焘接过毛泽东的话说：
“中央的政治路线可能是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或者是我们执行错了。再者就是时移势易，我们还死抱着教条不愿改变。今天，我们在这里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决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我们大家都经历过惊人的艰苦奋斗，都为共产主义卖过一番气力，党不能舍弃我们，我们也决不能舍弃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就有人说犯过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而且这样的同志，现在更加少了。因此，我们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把责任问题牵连在一起。”
大家一听张国焘的这番高论，确实有“水平”，无非是在否定党的政治路线的同时，替执行路线的同志放“思想包袱”，好让这样的同志“反戈一击”。
张国焘还振振有词地说：
“这次会议，我们似乎不宜贸然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可以肯定一点，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我们今天之所以退到古西戎的番人之地，这失败的事实是谁也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如何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依鄙人之见，主要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我看，苏维埃这面旗帜，还是暂时卷起为好。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是倒果为因。”
博古极不满意张国焘的这种说法，当即反驳道：
“国焘同志说苏维埃运动完全失败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其实，苏维埃运动的各项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又经过中共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不能说它错了。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只是部分地区遭到了一些挫折，不能因此而否定。如果持有这种看法，是实足的悲观论调。”
凯丰也说：
“政治路线问题，已经在遵义作过结论，当时我的思想不通，经过半年的实践，我认为那次会议所作的结论是对的，现在没有再讨论的必要。”
毛泽东立刻插话说：
“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与否，也不能只由一、四方面军来检讨，即使有问题，也只有留待以后有条件时，大家坐下来再研讨。”
周恩来说：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不然，两大主力红军就不可能胜利会师。”
大家几乎是众口一词，肯定遵义会议以来的政治路线，连陈昌浩都不好起来反对。因为会前陈昌浩和傅钟都看过洛甫拟的决议案，基本同意，没有提出更多的反对的意见，所以这时也不便为张国焘呐喊助威了。
张国焘感到有点孤立，看来他想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是个问题，于是避开这个一时扯不清楚的问题，讲起别的事来：
“依我之见，中央还应遴选一些新人参加政治局工作，这样可以加强中央的领导作用。。”
洛甫插话说：
“增加政治局委员，必须由党的代表大会决定，不可随便处理。”
张国焘当即反驳说：
“在座的秦邦宪、王稼祥、朱总司令，包括你洛甫，也不是六次大会选举出来的，而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在座的只有我和恩来同志。其他诸君，都是以后的各种会议增补的。这在中共的历史上，也不是什么新发明，不值得小题大做。既然中央存在一方面军里面，只要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就可以决定，这样的事过去是常有的。”洛甫感到奇怪，上个月部队屯驻芦花的时候，张国焘找他谈起遵义会议时，认为那次政治局会议不合法，理由不是党的代表大会，会议的选举是否生效？存疑。主要是对毛泽东进常委不满。而今，张国焘为了将他手下的人塞进中央，又说不通过中央全会可以增补，只要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就可以解决。出尔反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党中央的组织原则，可以根据他的需要随心所欲去作解释，典型的实用主义！张国焘的诡辩，简直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洛甫摇摇头，心里暗自感到好笑。
毛泽东一听，张国焘在这里无非是为四方面军争权，其实质是争取在中央多找几个他的代言人。不然，在中央的会议上，他总是居于少数。何况在向毛儿盖进军途中，张国焘已经向中央提出进政治局的四方面军干部的名单，还来回商量过好几次，于是说道：
“政治局增加四方面军的干部，这个我没意见，但不宜过多。是否增加陈昌浩和周纯全两同志就行了。因为中央还包括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的秘密组织。中央委员，可考虑增加一些四方面军的同张国焘的这个建议，毛泽东只同意了一半，因为在下面，张国焘提出四方面军的六、七个干部可以进政治局，于是不服气地说：
“四方面军的干部，如果只同意一两人进政治局，那么，是否立即召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呢？特别是现在，一、四方面军的干部互有隔阂，对中央也有不满，让大家发表发表意见。由一、四方面军干部组成的高级干部会议，应该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有人过度敏感，以为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将由四方面军的同志占多数，不免是想入非非。我可以声明，四方面军的同志，决不会在高级干部会议中要求占多数。只是想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而已。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将是实施党内民主，解决党内各种歧见纷争的有效途径。”
毛泽东看了一眼张国焘说：
“现在是在军事行动中，不能谈什么党内民主，一切只有以中央的命令行事！”
张国焘白了毛泽东一眼，没有再继续讲下去。
会场静了一会。
洛甫抬头问张国焘：“国焘同志，你的意见发表完了没有？”张国焘淡淡地说：“暂且就说这些，以后有机会再谈。谬误之处，请诸位批判。”洛甫转向大家：“还有些什么意见？”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我再讲几句。其实洛甫同志的这个决议草案在开会前同昌浩、傅钟几
位同志商量过，他们是同意的。国焘同志对苏维埃运动的看法，与我们略有分歧，如果认为苏维埃运动是失败了，将使一般同志失望。我看，今后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将苏维埃旗帜高举起来。卷起苏维埃旗帜的作法，我们似乎还没失败到这个地步，大可不必。至于对遵义政治局会议的评价，我看，我们也不要勉强国焘同志接受，留待以后党的会议来做结论吧。”停了停，毛泽东以一种调侃的语言说：“国焘兄说得好，梁山泊好汉不打不相识，今天，我们算是又一次相识喽。”说完嘿嘿笑了起来。
张国焘也不得不苦笑了一下。洛甫最后说：“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个草案基本
上算是通过了，同志们提的意见，由常委修改后，再转发下去。”
九、患难相随
邓颖超为病中的周恩来分忧
深夜3点多钟，周恩来从沙窝的喇嘛庙开会出来，头感到有些昏痛，高原的夜风一阵一阵地袭击着他单瘦的身体，他哆嗦起来，“咯咯咯咯”的不断咳嗽。
天边的月儿洒下清冷的光辉，几颗寂寞的寒星在沉沉的夜空眨着不眠的眼睛，深情地注视着几个疲惫的夜行人。
周恩来的身子软软的，腿脚好像没有一点力气，抬脚动腿都感到有些困难，似乎还有点儿恶心，想呕吐。特务员小魏在马灯的光亮中看见周恩来走起路来身子摇摇晃晃的，咳嗽声不断，赶快扶着周恩来的手臂，无比关怀地说：
“周副主席，我叫担架来。”
周恩来挥挥手：
“不消了，慢慢地走回去。”
从开会的地方到军委总部驻地，本来没有多远，可是他们竟走了好几十分钟。
周恩来吃力地摸回到自己的房间，头一阵剧痛，身子感到特别寒冷，胳膊和腿脚的关节，也开始疼痛起来。他实在支撑不住了，身子不自觉地倒在木板搭的铺上，嘴里喃喃地叨念着：“小魏。。，冷得要命！。。快给我加盖一点东西。”
小魏迅速将周恩来的一床黄色棉毯搭在薄薄的灰夹被上，亲切问道：
“想喝水吗？周副主席！”
周恩来摇摇头说：
“还冷，再盖一点。。”
小魏又将周恩来的一件灰布大衣盖在棉毯上。
周恩来半睁着红红的眼睛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