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惊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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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惊变- 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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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降帝国主义!”毛泽东镇定地望着几乎快要发疯的李特,连连抽了几口香烟。一会李特又对着李德喊叫起来:“毛泽东在遵义政治局会议上批了你,你还包庇毛泽东!”李德不服气地说:“毛泽东现在的主张对,北上没有错。”毛泽东在一旁向李德投过去会意的一瞥。他目睹李德与李特二人抱着,你一言我一语争吵得十分厉害,走过去用手将二人分开,大声训斥着李特:“李特,你休要这般猖狂!少在这里胡说瞎道!”李特看见毛泽东发火了,不再吱声。在场的四方面军听了毛泽东开始讲的那些话,认为也有几分道理,一个个都不吭声。那几个喊口号的学员也不敢有气无力地叫喊了,这时只好缩手缩脚地站在那里。李特好像泄了气的皮球,蔫萎了,对他带来的人说:“走!我们回去。让他们走,看他们有什么好结果?”接着李特带着人马调头向班佑的路上走去。毛泽东带着特务员与李德也出发了,踏上北上的路,同李特背道而驰。毛泽东骑马从喇嘛庙下山,通过一座木桥,过了一条河,然后扬鞭策马,朝东北方向急驰。毛泽东在马上颇为不安,百感交集。这时他只有一个念头,赶快追上三军团司令部,看看他们到底脱离危险没有? 
  毛泽东一行溯滚滚的包座河上游急驰,艰难地翻过几座高山。有的山上还残存着夜间的积雪,欲溶未溶。毛泽东为了赶路,没有喝一口水,没有吃一捧炒青棵面。忍受着口干、舌燥、肚饥。中午时分,在一个渺无人烟的小村庄里,终于会见了彭德怀。 
  毛泽东一见彭德怀就急问:“叶剑英、杨尚昆来了没有?”“他们二人在司令部。”“什么时候来的?”“也是刚到。”“带我去看看他们。”毛泽东下马随彭德怀来到村子中央的一间房子,看见叶剑英和杨尚昆确 
  在那里,毛泽东惊喜地说:“剑英、尚昆,你们终于跑出来了,我担心着呢!唯恐陈昌浩把你们捉了去作人质。你们是怎么跑出来的?” 
  杨尚昆此时不在三军团当政委,改在总政治部当副主任,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认为杨尚昆和陈昌浩在一起工作,不好脱身,故也特别关心他的情况。 
  杨尚昆说: 
  “昨晚两点离开的时候,我也给别人说去‘打粮’。要‘南下’,总要准备点粮食啊,总政治部的人也不能例外嘛。这样也就把陈昌浩给胡弄过去了。” 
  毛泽东问叶剑英:“那么,你那个司令部,总不去‘打粮’啊,怎么办?”叶剑英回答说:“昨晚一点多钟,我悄悄去找尚昆,商量怎么脱身。我们设想了几个方案。一个办法是早走,但想想不行。我们一走,不是就暴露了企图;一个办法是晚走,后来考虑晚走也不行,晚走就有可能走不出来了。再一个办法是两点钟和大家一块走。两点钟我摸出来找到了尚昆,就赶快离开了。” 
  杨尚昆接着说: 
  “从巴西出来,我们走了10来里,剑英突然想起他的行李没有拿出来,有些着急。但事已至此,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主要人出来,就行啦。谁知剑英的那个公务员很厉害,不管人家干涉不干涉,他把行李一卷,用骡子驮起来就走,大约一个钟头以后,就撵到了我们。”毛泽东听了,满意地笑笑。点燃一支香烟,咂了一口,吮吮下唇说: 
  “你们还算走得顺利,没有被人家捉去。”叶剑英马上说:“不顺利啊!从巴西出来,我们走了约莫四、五十分钟光景,听见后面有急速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传来。幸好天上的月光不明,常被乌云遮盖,地上模糊不清。我们警觉地赶快躲在路边的草丛里。一会,一队骑兵从我们身边跑过,摆动的马尾扫到我们的脸上,痒痒的,痛痛的,我心里一阵发慌,心想这下可糟啦。我憋住气,简直不敢动弹一下,还好,老天保佑,没有被陈昌浩派来追我们的骑兵发现。不然,今天就见不到毛主席啦。” 
  杨尚昆接着说: 
  “幸亏路上没有人,就是我们两个在路上走,如果特务员、公务员一大堆,那就糟了。陈昌浩主要想把我们两个抓回去。一旦我们撵上三军团的队伍,陈昌浩的骑兵就不敢追我们了。” 
  毛泽东苦笑了一下,摆摆头,深深叹了口气,然后又问叶剑英:“地图带出来没有?”叶剑英将手中的黑牛皮包朝毛泽东面前一晃,神秘地说:“装在里面。”毛泽东喜悦地夸奖说:“剑英,你真有本事,是怎么弄出来的?”叶剑英说:“从胡宗南那里缴获来的这张军事地图,上面有四川、陕西、甘肃等省的情况,非常重要啊。我知道,我们北上十分需要它。这张图,挂在喇嘛庙的前敌指挥部办公的地方。庙堂里,一天到晚都有参谋人员在那儿执勤,陈昌浩也时常进进出出的,怎么拿走,不好行动呐。离出发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急得没法,急中生智,晚上睡觉时有意将地图碰掉,正好,我的床铺紧挨着地图,我趁机还把参谋们‘训’了一顿,说只有这么一张宝贵的地图,为什么挂在这里,容易碰着,碰烂了怎么办?还不赶快收起来!于是,参谋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将地图卷起来,放在这个牛皮包里。” 
  毛泽东伸出大拇指:“你叶剑英真有心计!”毛泽东又关心地问杨尚昆:“李伯钊呢?”“李伯钊派到三十军李先念的部队,教歌去了。她是前两天走的。如果晚两天就留下了。但也不行啊,如果留下,不让她去,那就会引起人家的怀疑,为什么突然不让她走了呢?昨天,听说张国焘给中央来电,还是不同意北上,我感到气候不对,情况不妙,于是赶快派特务员去三十军接李伯钊,结果,那个特务员一去,就被抓起来了。” 
  毛泽东噗哧一笑:“我说你杨尚昆,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哟。”杨尚昆也笑了:“还好,只折了一个兵。”翌日清晨,徐向前刚刚起床,就接到报告,说叶剑英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啦。徐向前大吃一惊,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走也不告诉一声呀!他毫无思想准备,心情万分沉重,心乱如麻,脑袋麻木。一阵“叮铃铃。。”的电话声,把他从麻木中唤醒过来。 
  徐向前走到窗前握起话筒,沉沉地询问对方道:“喂——哪里?什么事?”“我是三十军司令部,报告徐总指挥,一方面军昨晚向北跑了,还放了 
  警戒哨,打不打!”徐向前正要回答,陈昌浩怒气冲冲跑进屋来,向徐向前同样报告刚才电话的内容,并问徐向前:“怎么办?到底开不开枪?”徐向前的脑子,仿佛被人猛然一击,“嗡”的一下,似乎要爆炸了,他万分沉痛地用拳头猛打了一下大腿:“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睁着一双义愤与困惑的大眼:“狗卵子,真气人!”一会,一方面军离开的消息,霍地便传开了。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指责声,叫骂声此起彼伏,指挥部从来没有这般热闹过。一会,这个人跑进徐向前的屋子问是怎么一回事?一会,那个人又跑进来问,还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有的不明真象的干部甚至挥着驳壳枪愤怒地吼叫着: 
  “把那些逃跑分子追回来!”“不回来,就开枪打!”“总指挥,你赶快下命令!”是解释呢?是劝阻呢?是制止呢?徐向前也被这突发的事件弄得无主张了。不管怎么说,千条万条,他心中牢牢记住一条,红军不能自相残杀!面对忿激的人群,他挥起一只手说: 
  “你们出去,让我想想。”徐向前关上房门,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说一句话。一会,陈昌浩闯进徐向前的屋子,脸色铁青,两眼通红,他像有意跑来找徐向前吵架似地大声说: 
  “毛泽东、洛甫、博古他们,也太不像话了。不说一声,就偷偷跑了。共产党人,做事光明正大嘛,这哪里有一点点布尔什维克的气味?简直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行为!狗卵子!” 
  徐向前坐在床上双手紧紧抱住头,不说话。内心充满困惑、激愤、不满和不安。。 
  陈昌浩言犹未尽地又对徐向前讲: 
  “这种事,太气人了,我已给张政委发了电报,告诉他,一方面军向北逃跑了。向前,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徐向前痛苦地摇摇头: 
  “太突然了,太突然了,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 
  陈昌浩发泄了一阵,盛怒未息地走了出去。 
  晚上,徐向前在木板床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自投身革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内,他还从未遇到过这样大的意外之事,从未受过这么严重的“打击”。内心矛盾极了,苦痛极了,难过极了。自己在革命征程上的一些往事,不期然地浮现在他的脑海。 
  徐向前出生于山西五台山,他的父亲是个秀才,在学校里教书。他一共有5个兄弟妹妹: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他排行老四。 
  徐向前幼年时代在五台山上了三年私塾,接着念了三年正规小学。以后就在一家书店当店员。不久进入太原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在五台山壮志中学附属小学当教师,这是阎锡山创办的一所学校。 
  当时的山西,被军阀统治着,政治反动社会落后,进步的书籍、进步的思想很难传入。但当1915年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乘机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徐向前作为学生示威游行的一个领导人,第一次在太原街头向人们演讲。一个血性男儿,不甘于日本侵略者的侵略与欺凌,开始起来向罪恶的社会抗争。 
  为了寻求革命,1924年,徐向前到了当时革命的中心广州,进了黄埔军官学校,并参加了国民党。其时,徐向前才22岁。 
  徐向前的父亲不愿意儿子做这些“危险”的事情,极力反对他有志于革命的种种行为。徐向前进黄埔军校的事只告诉了他的哥哥,是背着保守的父亲潜逃到广州去的。其时他已经结了婚,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儿。为了自己的追求,他什么也不顾了。结果,他到黄埔军校不久,妻子便病故了。 
  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与后来是他的死对头的胡宗南同班。毕业以后,任班长,开始东征,讨伐陈炯明。以后又对阎锡山作战,年轻气盛,英勇无畏。两年光景,他就擢升为副团长。1926年当国民革命军占领了武汉,徐向前在这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接着赴广州参与领导武装暴动。先后任红军第四师第十团的党代表、第四师参谋长、师长。1929年,被中共中央派往鄂东北,任红军十一军三十一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参与指挥部队挫败国民党军队的三次“会剿”,巩固扩大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就在他参与领导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斗争中,认识了张国焘,并与张国焘一起为扩大根据地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0年春,徐向前任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率部连克云梦、光山、罗田等县城。1931年初,红一军与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他任参谋长。参与指挥部队挫败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第二次“围剿”。同年7月,他任红四军军长,率部南下作战,连克英山等四城,威震武汉。11月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红四军军长,并被选为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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