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地回答说：“我们是否与中央磋商，同二、六军团会合后，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组成西北局。。”张国焘不等陈昌浩说下去接着说：“你的意思是取消我们的‘临时中央’？”陈昌浩用不安的眼神盯着张国焘说：“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不然不好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张国焘痛苦地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南下不遇着强硬的敌军，也不会如此。”陈昌浩赞同地点点头，补充了一句：“气候又恶劣，给养也困难。”张国焘接着说：“再加上毛泽东闹分裂。真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一样都不占，哪有不输的道理？”陈昌浩苦笑了一下。张国焘期盼地问陈昌浩：“你说‘临时中央’什么时候取消为宜？”陈昌浩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越快越好，最好在与二、六军团会师前。”张国焘沉思了一会儿，毅然说道：“马上召开会议宣布。至于毛泽东等人在巴西闹分裂，悄然率乓北走之事，以后再同他们理论，我看总有个是非曲直。”陈昌浩满意地说：“这样好！不然我们背着‘临时中央’的包袱，容易被人指责，有点被动。取消了，我们主动得多。”张国焘颔首。6月上旬，张国焘在西康的炉霍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正式宣布取消伪中央，终于结束了他8个多月的党中央主席梦。7月初，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师。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即从炉雀赶去甘孜，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人相会。张国焘一见任弼时，听见大家叫“任胡子”，笑着紧紧握往任弼时的手说：“过去我常叫你小弟弟，几年不见，居然蓄起几根胡子，青年老成起来，现在我也要跟着大家叫你任胡子了。”任弼时扶了扶眼镜，笑着说：“那时我刚留俄回国，任少共中央书记，还是一个青年小伙子。”张国焘说：“那时你极富青年气味，做青年工作很适宜，经过历年的磨炼，现在看来，已脱尽青年气味。”贺龙在一旁说：“人家是六大以后的政治局委员，已经升为中共的要员啦，岂不刮目相看。”张国焘打量着贺龙，浑身上下已看不出一点“绿林气味”，简直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军人，于是幽默地说：“贺龙，你也变了不少，脱尽绿林气，成了中共的一方诸侯。”贺龙莞尔一笑：“我现在是共产党员，早已不是绿林好汉了。”大家开心地笑了起来。张国焘注视着肖克，看他斯斯文文的，于是说道：“肖克，你不像个军人，倒像个文人。”朱德说：“肖克是个知识分子，会写文章哩。”张国焘接着说：“我一看就知是个文人。”贺龙、任弼时等二、六军团首领，在同四方面军会师前，已粗略得知张国焘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从毛儿盖开始为战略方针一直与中央发生争执。后来发展到两军分裂，张国焘另立中央等事，虽然不完全明白个中原委，细枝末节，但大的方面是略知一二的。由于二、四方面军辗转迂回，于患难中刚刚相会，大家都不愿谈起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张国焘更是谨慎，由于有懋功会师以来的许多经验教训，更是讳莫如深。心想等大家喘口气之后，再详细告诉贺龙等人毛、周、张、博的“分裂”行为，好为自己的另立中央洗刷一番。再加上他的心是虚的，又有点怕涉及这些敏感的事情，于是见面时更是闭口不谈。
却说中央得知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的消息，张国焘又将拟建立西北局的事电告中央。党中央考虑二、四方面军的命运前途，考虑到张国焘已宣布取消了“临时中央”，服从中央领导。为了进一步团结张国焘，团结广大的四方面军指战员，中央很快批准成立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
会师不久，贺龙收到张国焘派人送来的一堆材料，他认真看了一下，见其中有四方面军刻印的《干部必读》小册了，上载反对毛、周、张、博‘搞分裂’、‘北上逃跑’的文章。贺龙皱皱眉，拿着这份《干部必读》来到任弼时下榻的地方。
贺龙将小册子递给任弼时：“任胡子，你看看张国焘送来的这份材料。”任弼时接过来一瞧，心情沉重地说：“唉！国焘现在还在散发这些东西！你准备怎么办？”贺龙断然说道：“我不准备往下传。”任弼时马上接着说：“应该这样，不利于团结嘛。”贺龙关心地说：“你是政治局委员，应该做做上层干部的思想工作，找他们谈谈话，了解一下情况，毛泽东等同志为什么中途与张国焘分道扬镳，这中间到底产生了哪些矛盾？谁是谁非？”
任弼时点点头：“我已经找朱德、刘伯承、陈昌浩、傅钟、李卓然等同志谈过，了解不少情况。我还要找徐向前、张国焘谈谈，听听他们的意见，了解一下张国焘同中央发生分裂的经过，以便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来。消除隔阂，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大敌当前，团结至关重要。”
贺龙接着说：“你赶快找他们二人谈。”任弼时找到徐向前，他们是第一次见面。任弼时早就听说黄埔军官学校
第一期毕业生徐向前在四方面军中大名鼎鼎，战功卓著。是张国焘的左右手，以致格外敬重。见面后，他们说了一些相互仰慕的话之后，任弼时对徐向前说：
“向前同志，你认为张国焘同志和中央的分歧，究竟在哪里？想听听你的看法。”徐向前说：“首先，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自己当时没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其次，大敌当前，应以团结为重，国焘同志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嘛！但是我说话他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不听。现在取消了‘临时中央’，对团结有利。现在，张国焘同志既然已经同意北上，最好不谈往事，以免引起新的争端。第三，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当时我们非常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这又太过份了，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四方面军的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
任弼时认真听着，并用自来水笔将徐向前的话记在一个小本本上面。任弼时记完后抬起头，冷静而又诚恳地说：“你讲得很好，谈意见就要像这样开诚布公，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只有把问题暴露出来，才好对症下药。我已向中央建议，召开六中全会，请求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从原则上解决以往分歧。”徐向前满意地说：“我赞同你的倡议。我们从参加革命起，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那样写着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任弼时进一步说：“我一定要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尽到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你还有什么意见？”徐向前摆摆手：“就这些，我可是和盘托出了。”任弼时关起自来水笔合上本子说：“向前同志，今天算是打扰了，准备告辞了，我还想找张国焘同志谈谈。”徐向前恳切地说：“大家的思想问题解决了，放下包袱，好一同北上。”任弼时说：“但愿如此。”任弼时来到张国焘住的地方，开门见山地请张国焘谈谈懋功会师以来的争执，以及事态演变的经过。张国焘风趣地说：“任胡子，今天你是不是想做‘包拯’？”
任弼时温和地微微一笑：
“我可扮演不了这个角色。不过，我是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研究一下，也许将来可以为大家的和好尽些力量。”
于是张国焘从四方面军如何准备迎接一方面军，谈到两军在懋功相会，毛儿盖会议的争执，凯丰的文章，毛泽东等“私率”一、三军团北上，以及阿坝会议四方面军“群情激愤”，再谈到脚木足另立中央。讲起四方面军如何准备迎接中央及一方面军时，好像袒开了赤诚的胸怀，无比真挚；谈到北上还是南下的争端时，则强词夺理，为自己的南下路线辩护；讲到毛泽东等悄然率一、三军团撤离巴西北上时，又“义正词严”，将毛、周、张、博诸人大加挞伐一番，“逃跑”、“分裂”、“不顾信义”、“可耻”等等言词全用上了。可是对他的“密电”、则避而不谈。好像压根儿没有这件事。中央和一、三军团从巴西急去，全是毛泽东等人疑忌太多酿成。他在脚木足另立中央，是由于四方面军反对中央的呼声太高，他不得不采取这一断然措施，仿佛理所当然。虽然有点出轨，似乎也是在情理之中。。
侃侃而谈，张国焘讲了一两个钟头，算是将一年来的积怨全倒了出来。任弼时注意听取了张国焘的意见，经过认真分析、思考后对张国焘说：
“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是真诚互助的行动，由于双方都有成见，最先表现这种成见的，应该说是凯丰的文章。一、四方面军彼此的批评很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但毛儿盖开始以后的争执，势所难免。因为北上和南下，是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由于四方面军坚持南下，毛泽东等不得不率一、三军团北上。脚木足成立‘临时中央’，似乎太过份了，在中央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值得大家警惕，从中吸取教益。”
张国焘一听，有些不满地说：
“任弼时。我看你这个‘包拯’断案有点不公，怎么不指责毛泽东的‘分裂’行为呢？我们成立‘临时中央’，分明是由于毛泽东私率一、三军团策马北溜所造成，我们是被逼上梁山的。”
任弼时哈哈一笑：
“国焘同志，这段公案，留待以后再说吧，现在有些情况不明，我也说不清楚。刚才的意见，是我向朱德、刘伯承、陈昌浩、傅钟、李卓然、徐向前等同志了解后，又搜集了有关资料，研究一、四方面军争执的症结之所在，然后得出来的结论，可能有不尽恰当的地方。但我认为，问题应该这么认识，你好好想想。‘临时中央’既然已经取消了，这就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这一点，你做得还是对的。”
张国焘听到任弼时最后又表扬了他，强颜一笑：
“任胡子，我看你是想以调人自居了？，希望你多了解一些情况，不要偏袒任何一方。”
任弼时点了一下头：
“那是当然。不过，你那些谴责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的材料，最好不要再向下发了，不利于大家的和好嘛，你说哩。”
张国焘有点不自然地说：
“问题终有澄清的一天，不发就不发嘛。”
任弼时诚恳地说：“还是北上才有出路，你看一方面军到了陕北，立即打了一个胜仗，已经站稳脚根。现在，大家对党在组织上的统一，极为关心。
建立最高集体领导，我认为是当前最为迫切重要的问题。陕北的同志，也同样认为是迫切需要的。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来可能得到顺利的成功。我向陕北的同志建议在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时，召集中央全体会议，已得到他们的同意。现在国际正在讨论这一问题。那时大家再客观冷静地作些批评与自我批评，想来有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张国焘思忖了一会说：“你是说要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去同一方面军会合？”
任弼时点点头：“是这个意思，我们一起走。”
张国焘不无忧虑地说：
“那么，四方面军要三过草地啦。”
任弼时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