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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也正是这样。我非把他的行为阐述清楚不可，我要弄明白，到底秘密何在。我深信，全部问题在于我头脑迟钝，知识不够渊博。
可能，我没有估计到他外向的气质；可能，他试图通过历史、哲学来表达那几年中我们都感兴趣的事物。这就是他对伊凡雷帝和对伦理学发生兴趣的由来。
也许，柳比歇夫提出的生物学上的问题触及许多根深蒂固的偏见。不论他从事什么——辩证法、历史、力学、哥白尼的学说、伽俐略的学说、柏拉图的哲学——处处他的观点总是不同于前人。他总是发现别人错了。不管他到哪里，哪里就有谬误——于是他不得不去对付这些谬误。能看到他人看不到的事物的才能是一种折磨人的才能。这种才能是了不起的。但与其说这是一种乐趣，还不如说这是一种惩罚。
他不是去回避，而是同谬误去作斗争。谬误却象九头怪蛇的头那样不断长出来。而他则又必须不断地去斩掉这些头。他是赫利克勒斯，谁也不曾向他提出任务，谁也不去估量他的功绩。
那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应当这么做吗？这可是没有一点逻辑性。柳比歇夫的生活是按时间统计法安排的，时间统计法要求他干什么都要合乎逻辑，给他提供最合理和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帮助他挑选最有利的方案。哪儿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谋士！但在一种情况下，时间统计法不起作用，那就是当柳比歇夫违背自己的利益去行动的时候。时间统计法在矛盾面前无能为力。对于逻辑性不强的事物，时间统计法可以用逻辑性强的事物来与之抗衡。现在根本没有逻辑性，于是一切都违背理性了。时间统计法提示柳比歇夫这么做，柳比歇夫却偏偏那么做，似乎存心挑选对自己最不利的、预先没有估计到的方案去做……
为什么？……我恍然大悟，根本没有必要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是不合情理的，是愚蠢的。毋须再去探索。到底我总算明白了，这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这是掘不动、挖不透的花岗岩层。
了解一个人——这就是要看到他的矛盾之处。
我明白倒是明白了，就是解释不清楚。明白和理解可不是一回事。
然而这些矛盾并未削弱他的力量。他对生活、对自己、对科学所作的种种思考并未减少他的积极性。行动的渴望在增长。思维在督促着他。他不怕别人向他询问：他那不知疲倦的写作和他那精力充沛的活动，其意义何在。有一点他知道得非常深刻，而且曾多次向别人说起过：谁同现实妥协，谁就是对未来没有信心。
话又说回来，这一点也并非总能帮他的忙。他根想什么都不管，什么不相干的事都不去思索，仅仅从事自己主要的、唯一的老营生。他很想向现实妥协，不去关心现实。可是他无论如何做不到。他被撕成了碎片。他的心灵出现了裂纹。这是很折磨人的。更使他痛苦的是他不知道他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呢，还是在违背自己的职责。他是在牺牲自己呢，还是在逃避战斗……
第十四章 幸福的倒霉鬼
柳比歇夫完成自己原订的计划了吗？大自然赋予了他（或者说他从大自然那儿领取了？）完成计划的一切条件：才能、长寿；他还制订了一个时间统计法，尽管有所偏离，但他还是一直遵循着这个时间统计法来使用时间和精力……
可惜，他并未完成原订的计划。在生命将终的时候，他明白自己的目标并没有达到，而且永远也达不到了。根据自己的时间统计法，他可以精确地计算出，还差多少就可以达到他立下的目标。当他决定集中精力写《德漠克利特和柏拉图两个流派》一书时，他已满七十二岁了。他预计这本书将占用七至八年的时间，并将成为他最后的一部著作。就象任何一部最后的著作一样，这部著作将是一部主要的著作，里面将剖析普通生物学的概念。
在写作过程中，书的中心部分开始增添大量一般哲学性的思索和社会科学的科目——这倒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本书的内容理应涉及人们认识的统一性。
用了几年时间，他才写到哥白尼。显然，他未必能囊括生物学各科了。按具体体系拟订的研究项目也落空了。从一九二五年起，他就千方百计压缩自己对昆虫的研究。他舍弃了象虫类，只留下了地蚤。但就是地蚤，他也不得不缩减种类。到了一九七0年，在可靠地鉴别性别方面，他总共才完成了六个小类的任务。设想得那样多，而完成得却那样少！四十五年从事跳甲属的研究工作，成果却是如此微不足道。
他的朋友鲍里斯·乌瓦洛夫同他一起开始工作。在同样的这些年里，乌瓦洛夫在两千种非洲蝗虫中，验证、论述了将近五百种过去没有研究过的类目。乌瓦洛夫一生研究的就是蝗虫，结果就成了世界上在这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组织了非洲的治蝗工作，为此获得了英国、比利时和法国授予的勋章。当然，乌瓦洛夫给自己提出的是另一种任务，但不管怎么说，总是……
柳比歇夫一度曾幻想把研究地蚤的工作同一般理论性问题结合起来。但他没来得及做。所以他在这方面也遭到了挫折。当然，有关害虫的研究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而且在昆虫学方面，他稍带也作出了某些概括（就目前看来，成绩也不算小）、例如，他概括出等级制度并非到处都适用的。这个概念就不仅涉及生物学一门科学。他的著作使数学家、哲学家、控制论专家都发生兴趣。可以找到不少告慰之处。但预定的计划没有能完成。他调整自己的时间统计法，使它成为一种生活方法，就是为了完成预定的任务——然而却未能完成。不走运呀。他是一个不幸的人。
……他属于能超越自己可能性界限的那种人。他的身体并不怎么好，但由于遵循一定的生活制度，他长寿，一生基本健康。他在各种最为复杂的情况下，始终能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他几乎一直从事他想干的和他爱干的工作。他不是可以算作一个幸福的人吗？
这儿说的幸福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制订的、核算过的、安排好的计划落了空。哪一项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大部分著作没能在生前出版。他提出的目标确确实实是当务之急，目标并没有使他失望；相反，他通过自己的著作已经接近了这个目标，已接近到能够看得见它是多么美好，多么有意义，并且是可以达到的。现在当他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时，已经死或将临，这是最令人伤心的。他所缺不多——再有一次生命就够了。当意识到自己失算了，一切都将付之东流，这是多么伤心。除了不幸，还能称作什么呢？——他是一个不幸的人！
……他具备一切足以获得盛誉的条件；意志力、想象力、记忆力、禀赋以及其它品质。它们搭配恰当、匀称。搭配匀称，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整个核心在于搭配匀称。稍过之或不及，都会使一切成为泡影。我认识一位物理学家，他至少能完成三项最重大的发明。可是每次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验证，到头来别人超过了他。对自己过分的苛求——他过分害怕出差错——反而害了他。他反应不够敏捷，或者说他思想不够解放，或者说他还缺少些什么别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单有思考能力还不够，还需要有性格。
所有这一切，柳比歇夫都够了，赋予他的，不多不少正合适，要是他给自己选择的目标稍许小一点点的话，那么他可以获得不知大多少的成就，等待着他的将是法布尔或乌瓦洛夫般的盛名……
他不走运，太自然捉弄了他。谁能想到一切会安排得如此复杂？他倒总是遵照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克雷洛夫的教导去安排工作的：“如果想要工作有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那么就去干你心向神往的工作。”然而并没有出现令人欣慰的结局。
倒霉鬼。他自己也这么称呼自己。
可是为什么在年轻的科学家中——也不仅仅是青年，还包括有贡献的、声名烜赫的学者——喜欢他的人一年多似一年？为什么在各种会议上，听众怀着深切的敬意聆听他的报告？为什么他自认为是幸福的人？更确切地说，他自认为自己的一生是幸福的一生？
用圣经中的神话来打比方，可以将他比作施洗的约翰：他属于为生物学准备新观点的那种人。他播种，却明知看不到发芽。
他怀着一个信念，深信他的工作以后会用得着的。那些在他身后继续活下去的人会需要他的。这是一种自我安慰，比之于科学家，这种自我安慰在艺术家中更为常见。其实，与他同时代的人也需要他，不过各有各的需要罢了。
不久以前，我国著名的科学家谢尔盖·维克多洛维奇·麦英和阿历克赛·弗拉基米洛维奇·雅勃洛科夫在评述柳比歇夫的一篇遗著时写道：
“在生物学家中，大家知道亚·亚·柳比联夭坚决反对当今最流行的进化论观点（也就是把关于进化中天择的主导作用的学说同群体遗传学的成就结合起来的观点）。由于其它一般生物学上的问题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同进化论学说有联系，那就毋怪亚·亚·柳比歇夫在对待这些问题上也总是与大多数人赞同的观点相左了。在这种经常性的‘反对派立场’中有着特别珍贵的东西。甚至很多柳比歇夫的学术方面的对手也感激柳比歇夫睿智的批评……看来，象柳比歇夫这样的批评家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最终证明他们是错误的。”
要说他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那就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不可动摇的信仰、绝对的结论。
“……您提出了一个论点：科学同许多社会普遍真理相联系着，而哲学中则一条这样普遍公认的真理也没有……我亲爱的朋友，您是从哪一个月球上下凡来的？现在正好可以提出同您完全相反的意见：在最精密的科学领域中，没有普遍公认的东西，相反，有的却是巨大的意见分歧。在数学中，有一系列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在数学原理方面，思想紊乱……在概率论和数学统计学学说中，思想又是多么紊乱啊！在天文学方面，现在不是一个拉普拉斯理论，而是一大堆理论，在地球起源方面，已不是一个冷缩理论，而又是众说不一的种种理论……您在这儿该说了：‘除此而外，总该有一些不可动摇的事实啊，例如地球是圆的，而不象一张薄饼。’现在确实已经有了不可动摇的否定意见，例如地球并不象一张薄饼，但至于地球形状的肯定意见，那么眼下意见之分歧是令人吃惊的……形成了地球轮廓的数学理论，残留部分的轮廓是随了地球的历史而成的。特别还指出了有一个时候，月亮离地球要比现在近得多，当时地球和月亮几乎联成一体……科学愈不精密，它们就愈没有变动，而在精密科学中，变化是巨大无比的，而且持续不断地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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