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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是现在，当如此简单明了地得出了必需的结论之后，作者不知为何还是不愿意改正过来。总觉得这么做没意思。作者似乎有点不知好歹地思索起这么一个问题来：他的主人公能不能算真正的英雄？他的一生能不能算作英勇的一生？他值得人们去仿效么？这一切是否真是这样……
英雄主义——这是璀璨夺目的闪光——也是无比努力的灿烂光辉。人的行为远远超出一般职责的范围，才能成为英雄。英雄建树功勋的时候，准备为了真理、为了他人、为了祖国牺牲一切，他冒着丧失一切，乃至生命的风险。所有这切，柳比歇夫都不具备。
……有的不是夺目的闪光，而是忍耐。是从不放松的自我检查。他日复一日提高对自己要求的标准，毫不容情。但应当说这也是功勋呀。否则什么才算功勋呢！功勋就在一年比一年更加积极努力。他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不让自己喘一口气，也不期待荣誉和声望。他只对自己提出要求，而且他对自己提的要求愈多，他对自己的缺陷也就看得愈清楚。这是从容不迫、每日每时建树起来的功勋，也是最难建树的一种功勋。他每天都在加强自我监督和自我检查。但还有人在怀疑，此处用“功勋”两字是否恰当。既然这么做给人以满足，那还算什么功勋？
总有这样一些爱怀疑的人。老天哪，虽然并投有适合这种人的肥沃土壤，但这样的人永远不会绝迹。怀疑者提出的问题使作者感到为难，接著作者自己也开始有点怀疑了。作者想，既然这个十字架丝毫没有使柳比歇夫感到沉重，反而使他感到满足，而且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丢掉这个十字架，那这还算什么十字架呢！他为了自己的时间统计法又作出了什么牺牲呢？他什么也没有牺牲掉。他并未由于时间统计法而吃到什么苦头或碰到什么危险。不管他的坚韧不拔，他的勤勤恳恳和他的顽强意志多么有成效，也没有必要推崇备至：这岂非同夸奖小孩子食欲旺盛一样么。
这么一考虑就必然得出结论：如果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使自己感到幸福的话，那他的作为就不可能算什么功勋。既然不是功勋，那就没有什么值得号召的。至于说到为科学服务，那实际上不是他为科学服务，而是科学为他服务……
作者并不是马上就懂得，这正是柳比歇夫自己的观点，因而一切就更令人惊奇了。因为要在每日每时的自我克制中感到幸福，需要具备怎样一种精神力量呀！我们虽然从远处观察这一不断升华的精神，但也仍然禁不住产生欣喜和羡慕之感，禁不住对这人类精神的巨大能量深表敬佩。
柳比歇夫并没有建树丰功伟绩，可他建树的要比功绩的意义更为重大——这就是过得很好的一生。这一生的奇特性、谜和秘密就在于柳比歇夫把一生中的特殊现象看成是自然现象。也许这确实是自然的理性生活？可以说，一个人珍惜每一秒钟，并使每一秒钟都过得很有意义，同时又把这看成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那是最为困难的一件事。他受之于科学的要比他给予科学的多，这一点对他来说，也是自然而然的，但在我们看来却是奇特的，因为他似乎已尽其所能，把一切都献给了科学。
他的一生中还蕴藏着许多这一类的秘密和奇特的东西；老实说，作者对此并不是都能认清和理解的。比方说，作者就无法从中归纳出若干条建议；虽然小说即将结束，作者仍然不能作出最后的结论，给读者出点什么主意。作者希望读者用不着作者出主意，因为作者自己思绪万千，深切地感谢自己的主人公，正是他使作者对自己一生的发展产生了怀疑。
格拉宁谈《奇特的一生》的创作
文献散文越来越引起我的兴趣，创作使我厌烦了。您知道，创作归根到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真实的，情节归根到底全是想出来的。这一切似乎很自然，是文学中大家通用的方法，近来却使我烦躁，我开始寻找另外的方法来描写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
目前关于文献文学，即所谓“写生”文学谈得很多。对作家来说，譬如，对文献文学作家来说，研究生活是什么意思？我总算走运，因为我同科学家们有长时期的接触，对学者们的生活天地也比较熟悉，因此有所依据。一般对研究生活的简单理解是：打定主意要写什么，再动手去了解情况，这就有与新闻业混同的危险。新闻业有自身的范围和规律，与艺术并不完全相同，它反映现实的方法与文艺所固有的反映现实的方法也不一样。
在这个意义上说，新闻作品过分用事实约束作家，事实成了难以摆脱的负担。
我很重视写文献散文前的调查阶段。我作为一个作家，只有通过调查，才能深入理解收集的事实，发现时间这一主题。研究事实，一直追溯到产生矛盾的起因，从这里，即从主人公心灵深处去看待事实，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这里也有文学必不可少的创作，但不是凭臆想，而是凭深刻理解和观察。我可能说得不够确切。因为有许多东西对我说来也是新事物。
文献散文往往会遇到材料成灾的问题。周围事实那么多，一本本的笔记本都记满了，使你陷入事实的汪洋大海。来不及深入研究，也无法站开一点，从远处通观全貌。文就散文与特写有区别，当然二者之间的界线是相对的，但总有一个界线。文献散文又要是散文，是文学，这一点很重要。文献散文的情节不是设计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而应当从材料内部去发现它，看到它。主人公也不能简单地加以临摹……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最使人感兴趣的自然还是现实生活本身。我甚至可以说得更过分一些：使人最感兴趣的是生活的非典型性——即个别性。譬如柳比歇夫，一个不典型的人，完全是独一无二的，是一个罕见现象，一桩奇迹、怪事。可是他的生活是司空见惯、普普通通的，难道不是这样吗？（也可能实际上他的生活也是不寻常的，只是我没有发现它有任何不平凡的地方），在他生活中找不到独特的、惊人的、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绝无仅有的东西。既然生活中这些都没有，那么，您也晓得，文学家是不会对它感兴趣的。可是当你一旦捕捉到，认识到它的奇特性时，你就不可避免地要加以深思，虽然它未必就一定能成为文学写作的对象……
我这本写柳比歇夫的中篇小说里就提到了几位这类不平凡的人物。我曾经有过一种至今仍未放弃的想法：写一本带注释的小说，更确切地说，是带补充小说的小说，在补充小说里我可以详细地介绍施万维奇、伊万诺夫、斯米尔诺夫、季摩非耶夫…列索夫斯基、费洛诺夫这样一些在我的小说中为全面衬托柳比歇夫形象而提到的人。
就拿昆虫学家施万维奇来说吧，他曾在列宁格勒大学工作，终生研究蝴蝶翅膀上的花纹。他遭到嘲笑。许多人——特别是在头几个五年计划期间——认为他干的不是正事，对国民经济、植物栽培等等均无益处。蝴蝶翅膀的花纹——十足脱离实际的繁琐哲学！抽象科学！对此施万维奇能说什么呢？他一句话也答不上来。想必他也曾因从事一种被众人认为古怪的事业而深感痛苦吧。
可是伟大卫国战争开始了。列宁格勒被围困。军事目标必须伪装起来。这时发现蝴蝶翅膀花纹构图原则乃是迷彩伪装最理想的自然界结构，是迷彩伪装的科学根据；当时所有人对迷彩伪装只有十分模糊的概念。于是吸收施万维奇参加列宁格勒军事目标的伪装工作。而他为保卫列宁格勒克于空中威胁作了十分重要、十分有益的事情。
我在小说第十一章提到施万维奇的时候，丝毫未谈及这些情节，我只指出这位科学家的主要品质，提到奥赫金公墓里施万维奇墓上刻有一个他心爱的蝴蝶翅膀花纹。
再拿画家费治诺夫来说，我在第十四章中比较详细地谈到了他。至于他的姊妹，叶芙多基娅·格列波娃，我在小说中只说了她的名字。然而正是她，在列宁格勒围困期间救出了她兄弟的卓越画幅，亲自背出了这些画——总共有四百幅，她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怎么竟能作到这一点。我问到她这件事的时候，她说：“达尼伊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您知道，我现在确实不记得我当时是怎么把这些画拿到俄罗斯博物馆的几个接收站去的。”但保存下来的收据证明，这批交付保管的画正是从她手中接收下来的。她自己挨饿，已濒临死亡，但却亲自把这批画背到博物馆，交付保管。是她保全了这批画，因为费洛诺夫一家的住房被炸毁了。
这本关于柳比歇夫的小说的文献性，说来也真奇怪，关键在于理解材料。我面前的文献多得不可胜数，堆积如山。我从全部材料中只挑选了一个主题，我必须充分理解这个主题。我必须不仅弄懂许多日记本的意思和内容，不仅理解他为什么写日记、这对他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而且要理解他的目标。应当指出，柳比歇夫同任何一个人一样，自然不会把主要的东西都写下来。但是他却对自己思考得很多——在这一点上，他却也是与众不同的。一个人几乎从来不会用笔写的方式去思索他内心珍藏的理想。但是作家却应当以主人公内心珍藏的理想为出发点。必须这样做，否则就无法理解材料……
好吧，就算这是机器，是唯理主义，是对生活实行监督，把生活变成详细的计划条规，可是，如果这样做，就能保持甚至增加自己的自由呢？如果这样做，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就能变得更加丰富呢？如果这一套详细计划、强制自己的时间统计法能导致更广阔的天地、幻想和更丰富的感情呢？如果是这样，那么时间统计法是不是站得住脚呢？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人就能变得更美，更有趣，他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充实。柳比歇夫在这个世界上能活多久，这是他不能决定的，可是他，作为一个人，能有充分价值地生活多少时间，却正是由他决定的。而他也做到了最充分地施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身上的人的宝贵品质，吸引着人们倾慕他。这也是他的时间统计法的结果，如果同意这样看的话；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
既然是这样，那么一切关于人是机器的论调还有什么意义呢！到底我们怕什么呢？我想，是怕给自己规定纪律。当然罗，没有这个时间统计法生活更轻松一些，就象一般说来某个阶段不学习会更轻松；不提高自己，不为别人作事也更轻松。但是，如果不去考虑轻松不轻松的问题，而考虑需要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人必然会严肃地考虑如何利用他一天、一月、一年中荒废排的那些时间。假如能把一个人在生产中、生活中花费掉的时间摆出来给他看，他一定会发现他白白地、糊里糊涂地浪费掉的那一部分生命而大吃一惊。
我收到的读者来信中也有这样的反映：“这太可怕了，一个令人恶心的典型，难以容忍！”“当然，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人，可是上帝保佑，可别让我也这样生活。”还有：“给自己每分钟规定详细计划，这等于失掉一切自由，这等于自我摧残，把自己变成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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