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中，着迷是危险的东西：对某些气质的人来说，或许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但代价太大了。着了迷的人对科学为害甚烈；着了迷，往往不能批判地对待事物，连牛顿这样的天才也在所难免——我们只要提一下牛顿对虎克不公道的行为，便足以说明问题。
柳比歇夫在青年时代，他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是满脑袋虚无主义、唯理主义的巴扎洛夫。在那个年代，柳比歇夫的许多同窗学友都模仿巴扎洛夫。这又是一个例证，说明文学主人公不止是对一代而是对几代俄罗斯知识分子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在青年时期，同巴扎洛夫一个腔调，眼里只有自然科学；什么历史，什么哲学，统统是扯淡。捎带说一句，文学也不能幸免。柳比歇夫当时只承认文学是学好外语的一种工具：《安娜·卡列尼娜》他看的是德文版，“因为译文要比原文易懂。”
一切服从于生物学；凡是无助于此的，一概置之不理。他那时憧憬着建功立业，遵循着英雄主义的陈腔滥调；首先是工作，一切为了工作；为了事业，不惜牺牲一切。
事业代替了伦理，决定了伦理，它本身就是伦理，把存在和哲学的一切问题一笔抹煞；为了事业，人世间的一切喜悦和乐趣都不屑一顾。
舍此取彼，他取了自我牺牲。
这是我们熟知的那种科学任。他为之献身的生物学任务相当重要，其余的事情与他都不相干。科学要求付出最大的努力，作出最严格的自我克制。不是这，便是那。司空见惯的两个极端。不是圣贤和英雄，便是庸人、坏蛋、哪方面都不配做人的人。我们在这里是没有中庸之道的。如果不能成为榜样，不能成为理想人物，那就什么都无所谓了——是骗子也罢，是正直的科学家也罢，对艺术有兴趣也罢，不学无术，下流无耻也罢……只有完人才能得到承认；一个人仅仅做到有良心、规矩正派，那是不够的。
柳比歇夫开始的时候同旁人差不多，跟所有年轻人一样，渴望着建树功勋，成为拉赫美托夫，成为超人。一步步，他才逐渐回复天性，冒出人的弱点，他鼓起勇气继续前进，攀登越来越陡峭的高峰——追求人性，追求那最最朴实的人性。
需要好多年才能懂得，最好不是去震惊世界，而是象易卜生所说的，生活在世界上。
这样，对人、对那门科学都要好一些。
柳比歇夫的长处首先在于他懂得这些道理要比其他人早得多。
帮助他做到这一点的，正是他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工作要求……不过那是后话，至于在初期，根据一切计算（柳比歇夫是喜欢计算也善于计算的），他的工作要求付出与正常人无法比拟的精力，需要消耗比人的一生更多的时间。他当然相信他能做到，但总是要从另外什么地方再去挖掘一些力量，再去挖掘一些时间。
第七章 他的方法是怎么起的头
“我象是果戈理笔下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他在抄抄写写中找到乐趣……我在学术工作中也很愿意摄取新的事实，做纯技术性的工作，等等；从中找到乐趣。再加上我从我念念不忘的父亲那里遗传来的乐观主义，结果我写了许多东西备而不用。这些东西，我根本没有指望发表。重要的论著，我做的摘要十分详细，甚至弄到现在我在这上面仍花很多的时间。我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同时，凡是最重要的著作，我都要写个提纲，再进行分析研究。所以我手头有大量的存货，一旦有可能出版，存货立刻能派上用场；文章写得很快，因为事实上它不过是我平日储备着的材料，随用随取。
“我在青年时代，我的读书方法使我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别人，因为我看的书，比我的同志少。他们看书比较浮皮潦草。但是，浮皮潦草地看书，有许多精彩的东西消化不了，看过的东西很快会忘记。至于我看书的办法，能使我得到十分清晰牢固的印象。所以，随着岁月的推移，我的库存要比我的同志丰富得多。”
年复一年，这个方法以及他的其它工作方法，优点越来越突出。他仿佛什么都提前几十年计算好、没想好。仿佛连他的长寿都是事先估计到、考虑到的。
他的一切计划，甚至最后一个五年计划，制订的出发点，都是没想他起码应当活到九十岁。
不过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暂且他只是想方设法利用每一分钟，利用任何所谓的“时间下脚料”：乘电车、坐火车、开会、排队……
还是在克里米亚，他已经注意到边走路边打毛衣的希腊女人。
每一次散步，他都用来捕捉昆虫。在那些废话连篇的会议上，他演算习题。
他规定，短距离，二三公里路，最好步行，省得为了等车浪费时间、损害神经。步行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反正需要散步。
他对“时间下脚料”的利用，考虑得无微不至。出门旅行，他看小部头的书，学习外语。举个例，英语他就是主要利用“时间下脚料”学会的。
“我在全苏植物保护研究所工作的时候，常常出差。一般我要带一定数量的书上火车。如果是长期出差，我就把书打成邮件，寄到一定的地点。带多少书，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决定。
“我在一天之内是怎么安排读书时间的？清早，头脑清醒，我看严肃的书籍（哲学、数学方面的）。钻研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以后，看比较轻松的读物——历史或生物学方面的著作。脑子累了，就看文艺作品。
“在路上看书有什么好处？第一，路途的不使你感觉不到，很容易将就；第二，神经系统的状况比在其它条件下良好。
“坐电车，我看的不是一种书，有两三种书。如果是从起点站坐起（例如在列宁格勒），那就可以有位子坐，因而不仅可以看书，还可以写字。如果电车很挤，有时候只能把着扶手杆勉强站住，那就需要小册子，而且要比较轻松的。现在列宁格勒有许多人在电车上看书。”
可是，“下脚料”越利用越少，而对时间的需求越来越大。
工作越深入，面也越宽。先是需要认真研究一下数学，后来又轮到哲学。他逐步发现生物学同其它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所钻研的分类法，促使他批判地对待达尔文主义，特别是那种认为自然淘汰是进化主导因素的理论。他不怕人家责备他陷入活力主义、唯心主义，但应当研究哲学。
已经晚了，但他终于明白，他不懂历史不懂文学是不行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还需要懂一点音乐……
应当不断挖掘一切时间潜力。明摆着，人不能者是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应当正确利用工作时间。从时间中去找时间。
实际上，正如柳比歇夫亲身体验到的，需要高深学识的工作，他一天至多能干七八个小时。
他记下工作起讫的时间，误差不超过五分钟。
“工作中的任何间歇，我都要创除。我计算的是纯时间，”柳比歇夫写道，“纯时间要比毛时间少得多。所谓毛时间，就是你花在这项工作上的时间。
“常常有人说，他们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这样的人可能是有的。可是拿纯时间来说，我一天干不了那么多。我做学术工作的时间，最高纪录是十一小时三十分。一般，我能有七八个小时的纯工作时间，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最高纪录的一个月是一九三七年七月，我一个月工作了三百一十六小时，每日平均纯工作时间是七小时。如果把纯时间折算成毛时间，应该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我逐渐改进我的统计，最后形成了我现在使用的方法……
“当然，每个人每天都要睡觉，都要吃饭。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时间用在标准活动上。工作经验表明，约有十二——十三小时毛时间可以用于非标准活动，诸如上班办公、学术工作、社会工作、娱乐，等等。”
计划的复杂性在于如何安排一天的时间。他决定，用去的时间应该同他从事的工作相称。也就是说，比方写一篇有独特见解的论文吧，占用的时间既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
计划就是挑选时间、规定节律，使一切都各得其所。头脑清醒的时候应当钻研数学，累了便看书。
应当学会不受周围环境的干扰，用在工作上的三个小时应当是真正做工作的三个小时，不想不相干的事，不听同事的谈话，不听铃声和笑声，也不听收音机……
这个方法之所以能够存在，是依靠经常的计算和检查。没有计算的计划是盲目的计划，就象某些研究所那样，光会做计划，却不去操心这计划能不能完成。
应当学会计算一切时间。
他把一昼夜中的有效时间即纯时间算成十个小时，分成三个单位，或六个“半单位”，正负误差不超过十分钟。
除了最富于创造性的第一类工作外，所有规定的工作量他都竭力按时完成。
第一类工作包括中心工作（写书，搞研究）和例行工作（着参考书，做笔记，写信）。
第二类工作包括做学术报告、讲课、开学术讨论会、看文艺作品，不属直接科研工作的活动都包括在内。
我们随便拿一天的日记来做例子——一九六五年夏季的一天：
“索斯诺戈尔斯克。0．5。基本科研（图书索引——十五分，陀布尔让斯基——一小时十五分）。分类昆虫学，参观——二小时三十分，安置捕捉器两个——二十分，分析——一小时五十五分。休息，第一次在乌赫塔河游泳．《消息报》——二十分，《医学报》——十五分，霍夫曼的《金罐子》——一小时三十分，给安德朗写信——十五分。共计六小时十五分。”
整个一天的活动，直至看报，都经过分析，分门别类登记上了。
怎么是“共计六小时十五分”？从记录着，这仅仅是第一类工作时间的总数。其余经过计算的时间是第二类工作或其它。每天只合计第一类工作的时间，然后再把一个月的加起来，就拿这个一九六五年的八月来说，第一类工作的总时间是一百三十六小时四十六分。其中又包括哪些项目呢？请看吧，一切情况在每月小结中都有说明。
“基本科研 ——五十九小时四十五分
分类昆虫学 ——二十小时五十五分
附加工作 ——五十小时二十五分
组织工作 ——五小时四十分
合计 —— 一百三十六小时四十五分”
“基本科研”这五十九小时四十五分包括什么内容？用在什么上了？
“1．分类工作——《分类法的逻辑》报告草稿 ——六小时二十五分
2．杂事 —— 一小时0分
8．校对《达达派研究》 ——三十分
4．数学 ——十六小时四十分
5。日常参考书：里亚曾诺夫 ——五十五分
6。日常参考书：生物学 ——十二小时O分
7。学术通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