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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濡沫集- 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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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高压政策下,清代的学术是如何由顾亭林等所倡导的“经世致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转向于皓首穷经,导致几代知识分子关起门来
钻古书。

文化史的研究应当具备一把解剖刀,把内在的真相显露出来,而不要被
表面的光泽所迷惑。这是我读了王毅这篇文章后所得到的一点启发。


高明的卒年

《琵琶记》作者高明(则诚)的卒年向无定说。钱南扬同志在《琵琶记
作者高明传》①中,从苏伯衡生年推测高明生于大德五年(公元1301),说
其卒当在70 以上。戴不凡同志的《论古典名剧琵琶记》一书②,据王昶《明
词综》卷一高明小传:“洪武初召修元史,以老病辞归”,谓其殁当在明太
祖洪武元年(1368)以后。这些都是揣测之辞。

清代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一收高明的《题(陆游)晨起诗卷》③, 
文云:

陆务观诗,大概学杜少陵,间多爱君忧时之语。如《题侠客图》所谓“无
奈和戎白面郎”,《示儿作》所谓“但悲不见九州同”,《壮士歌》所谓“胡
不来归汉天子”,其雄心壮气可想见已。此诗意高语健,不以衰老自弃,而
欲尚友古人,不以蒿莱廊庙异趣,而所贵者道,则其平生所志,又非徒屑屑
于事功者。或者乃以韩平原《南园记》为放翁病,岂知《南园记》唯勉以忠
献事业,初无谀辞,庸何伤!夫放翁不受世俗哀,而直欲挽回唐虞气象于三
千载之上,又安肯自附权臣以求进耶?至正十三年夏五月壬辰,永嘉高明谨
志于龙方。

同书同卷还有余尧臣的《题晨起诗卷》文章,现在一并抄录于下:

放翁手书《晨起》诗一首,感时自惜,忠义蔼然。永嘉高公则诚题其卷
端,以为爱君忧时如杜少陵,且表其平生所志不在事功,岂以《南园》一记
为放翁病,直欲挽回唐虞气象于三千载之上,又安肯自附权臣以求进。斯言
也,非特尽夫放翁心事,而高公之抱负从可见矣。是卷题于至正十三年夏,
越六年而高公亦以不屈权势病卒四明。言行相顾而不背者,予于高公见之。
永嘉余尧臣敬书。

高明这篇文章作于元顺帝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据余尧臣说,过了
六年,他就在四明(宁波)死去,则这年应是至正十九年(1359)。洪武元
年是公元1368 年。如果这个结论可以成立,高明的卒年就要大大提前,与过
去的一些记载大不相同。

余尧臣是怎样一个人呢?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有一段记载:“余左

司尧臣,字唐卿,永嘉人。早以文学著。客居会稽。越镇帅院判迈善卿、参

政吕珍罗致幕下,与有保越之功,荐剡交上;无意仕进,于越之桐桂里治圃

结第,署曰菜過。已而入吴,居北郭。。。吴亡之后,与杨基、徐贲同被征

谪濠。洪武二年放还,授新郑丞。”《明史》卷二百八十五《王行传》称“高

启家北郭,与行比邻,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

陈则皆卜居相近,号北郭十友”;后面又说余氏曾入张士诚幕府,明太祖立,

“破例徙濠梁”,洪武二年放还,授新郑丞。

从关于余尧臣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这样几点:第一,余尧臣大致与高明
同时,又同是永嘉人,他后来客居会稽,虽一度参加张士诚军队,但活动地

① 文载剧本月刊社编的《琵琶记讨论专刊》。
②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③ 按高明的诗、文、词今存约五十余篇。他的文,据《永嘉诗人祠堂丛刻》和冒广生的附记,仅六篇,即
《大成乐赋》、《余姚筑城记》、《乌宝传》、《碧梧翠竹堂后记》、《孝义井记》、《华孝子故址记》。
这篇《题晨起诗卷》是他处未见的。

域仍不出江、浙一带。高明的行踪大致也不出这个范围。第二,余尧臣的交
游,大多是元明之际的知名文人。高启在《送唐处敬序》中说:“余世居吴
之北郭,同里之士有文行而相友善者,曰王君止仲一人而已。十余年来,徐
君幼文自毗陵,高君士敏自河南,唐君处敬自会稽,余君唐卿自永嘉,张君
来仪自浔阳,各以故来居吴,而卜第适皆与余邻,于是北郭之文物遂盛矣。”

①可见一斑。
从现存的高明《柔克斋诗辑》中,我们还可发现:除了《丁酉二月二日
访仲仁仲远仲刚贤昆季别后赋诗以谢》一诗以外(丁酉是至正十七年,公元
1357),其他的诗都没有明显标出作诗年月,尽管如此,有一点可以肯定,
即这些诗没有一首有入明所作的痕迹。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史料:说朱元璋建国后,闻高明之名,使使征之,而
高明却托词不出,这出于《南词叙录》、《留青日札》、《闲中古今录》等
书的记载。但这些书都是明中叶以后的人所著,就史料的可靠性来说,是不
及《吴越所见书画录》所收高明和余尧臣两篇的。

我们再从高明交游的线索中寻检一下:赵汸有《送高则诚归永嘉序》,
其中说“既开幕府,及以论事不同,避不治文书”,这是1352 年方国珍接受
元朝封号以后,高明离开杭州时,赵汸送他的话。此外,刘基有几首诗赠他,
这几首诗都写于明朝建立以前。这个情况也可为上说作一旁证。

根据以上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大致可以确定,高明是在明朝建立前九年
的至正十九年(1359)逝世的,他的生年现在仍不可考。这样,过去不少有
关他晚年生活的记载,有关他入明以后活动的记载,就将重新考虑它们的真
实价值。

① 《凫藻集》卷二,四部丛刊影印明正统九年周忱刊本。

卢文弨与《四库全书》

乍一看,这个题目很怪,读者可能发问,卢文弨与《四库全书》有什么
关系?

卢文弨与《四库全书》确实没有什么关系。问题出在:前一阵子文史学
界似乎有一股《四库》热,炒清朝所修的《四库全书》做文章。有某一位大
学问家,讥斥别人不读书、不查书,说乾隆时修《四库全书》,集中了全国
学者几千人,随后举了几个人名,其中有卢文弨。这位学问家的说法,引起
了一些人的议论,《中华读书报》今年6 月21 日陈四益先生《读书真不易》
一文曾有所驳正。不过我想,卢文弨也是清朝一位大学问家,名气不小,请
他参加修《四库全书》,总不至于信口而谈吧。这些年来自己看书作文,养
成了一种不好的考据癖,不免查些书,随即写下了这篇读书心得。

我先查了《四库全书总目》前面所刊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开列的所谓“办
理《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名”。这是《四库全书》修成以后历次参与其事
的总名单,一共330 人,这里有只领空衔的皇子,有管理行政的大臣,真正
修书的学者不过一半左右,所谓几千人,不知语从何来?而在这一长串的名
单中,独独没有卢文弨。这难道是当时搞名单的人把他漏掉了?那末为什么
竟没有人提出加以纠正呢?

我于是书性大发,把卢文弨的《抱经堂文集》二十四卷,冒着酷暑,翻
阅了一遍。又连类而及,查核了与卢同时的几个学者的集子,如翁方纲的《复
初斋文集》,段玉裁的《经韵楼集》,臧庸的《拜经堂文集》,吴骞的《愚
谷一存》,以及《清史稿》、《清史列传》,终可以下一断语,即:卢文弨
虽生活在乾隆盛世,并且与《四库》馆中学人如戴震、王念孙、翁方纲、谢
墉等都有交往,但他自己却确确实实没有进入过《四库全书》馆,始终未参
与其事。

翁方纲是有名的金石学家和文论家,段玉裁是有名的小学家,臧、吴二
人自称是卢的学生,他们于经学史学都极有根柢。翁、段写有卢的墓志,臧
写有卢的行状,吴则为《抱经堂集》作序。概括诸人所述,卢的生平大致是:

卢文弨字绍弓,浙江杭州人。生于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乾隆十七
年,以一甲第三人成进士。按当时制度,一甲前三名即可授翰林院编修。二
十九年,升翰林院侍读学士。三十年,充广东乡试正考官。三十一年,会试
同考官,提督湖南学政。过了两年,不知怎的,他忽然对学政发表一些意见,
不合朝中某些人的心意,竟被“降调还都”。于是第二年,他就索性辞官回
杭州。吴骞说得很明确:“俄因言事,议左迁。旋请养归,遂不复出,林居
余二十年。”

卢文弨是乾隆三十四年辞官归里的,“林居余二十年”,则至少已是乾
隆五十四年。而《四库全书》开始修纂,是在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大致完
成。这就是说,在这十年中,卢文弨都不在北京。

那末卢文弨这些年在做些什么呢?传记资料表明,他这些年历主钟山、
崇文、紫阳、晋阳等书院,一边讲课,一边校书,完全是自己做学问。这从
他的文集中也可得到证实。为避免繁琐,我不一一举其文章的卷第、篇名,
大致是: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在金陵(南京)钟山书院,四十三年到
四十五年,在杭州崇文、紫阳书院,四十六、四十七年,在太原晋阳书院。
这些,都可从其所作序跋题记中找到根据。


卢文弨一般不讲大理论,不像有些学问家动辄以宏观阔论惊世骇俗。他
一生埋头校勘群籍。他自己说:“余今年七十有六矣,目眵神昏,而复自力
为此,亦不专望于子孙,第使古人之遗编完善,悉复其旧,俾后之学者亦获
得见完书。”这样的工作,恐怕要被一些人瞧不起的,认为坐图书馆、藏书
楼,搞搞目录版本,算得上什么学问,只不过什么什么们而已。但历史是最
好的见证人,卢文弨一生校定的古籍,镂版行世的如《经典释文》、《逸周
书》、《贾谊新书》、《春秋繁露》等等,都是流传不衰的佳书,他的《群
书拾补》,其精审的校勘更是某些浮言空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古人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上之是非,只能靠实实在在的工夫才
能辨析,绝非一时意气之盛所能取胜。写至此,忽然想到《南齐书·王僧虔
传》所引王僧虔诫子书中的几句话,姑引于此,借以作结:“汝开《老子》
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王弼)何所道,平叔(何晏)何所说,马(融)、
郑(玄)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
事!”


文化意识与理性精神

1995 年是清华大学中文系建系70 周年暨复建10 周年,《清华大学学报》
特辟“清华人文传统和学术风格笔谈”一栏,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我于1951
年秋考入清华中文系,第二年夏即因院系调整,合并到北大。在清华虽然只
有一年,但这一年的学习生活却至今不能忘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这一
辈子的治学道路即是从清华这一年起步的。

清华的中文、外文、历史、哲学等系虽然在1952 年撤销了,但清华特有
的学术风格并未消失,在一定意义上说,随着这些系的学者在不同的工作岗
位上从事于教学和研究,清华的人文传统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发扬。我在一
年级听过李广田、王瑶、陈梦家、孙毓棠等先生的课,又因当时所谓思想改
造运动,有幸旁听过金岳霖、张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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