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此文是非读不可的。
另一长篇是北大吴小如先生的《京剧老生流派综述》。这是吴先生旧作，
比钱伯城同志所作的年谱更长，从谭鑫培一直说到周信芳，共八篇，总计超
过十万字。这样当然不可能一集刊完，于是与小如先生商定，每集刊两篇。
本以为这样的专门记述不易为众人所注意，却不想引起轰动效应，不但像启
功先生那样的大学者赞不绝口，据我的大学同窗白化文同志介绍，北大一位
化学系教师，每集必捧读吴先生的这一长篇连载，寝食俱废。更怪的是，据
他说，有一位肺癌晚期的在我国工程技术界颇有建树的长者，于平静的回光
返照中，对自己的一生是满意的，别无眷恋，只惦记着要看看吴先生对马连
良的评议最后究竟如何（见《书品》1987 年第4 期《读（学林漫录）》）。
我们几个人还立了一个规矩，那就是从初集起，每一集的书名（即“学
林漫录”四字），都分别约一些学者或书法家书写，这样集合起来不啻是当
代名人书迹，不但有观赏价值，还有文献价值。初集由我约了钱钟书先生题
签，以后几集则是下列诸位先生：启功、顾廷龙、叶圣陶、邹梦禅、黄苗子、
许德衍、许姬传、张伯驹、李一氓、赵朴初、王蘧常。这在现今的刊物中，
也是别具一格的。
1980 年6 月出初集，到现在已出版了12 集，内容以第八集最佳。目前
还有一集正在排校中，却已是拖了两年，迟迟未能印出，陷入经济危机。从
出版的进度与印数来说，《学林漫录》可以说每况愈下，而特别是1988 年，
出现了大滑坡。我曾就各集作了一个统计，初集1980 年出，印了三万多册，
二、三、四集是1981 年出，五、六集是1982 年出，七、八集是1983 年出，
九集是1984 年出，这几集印数都在一万几千册。1985 年倒也是出了两集（十、
十一），印数已跌进一万以内了，而1985 年以后，1986、1987 两年都是空
档，1988 年1 月才出了第十二集，印数只有二千五百册。这当然要亏本，出
版部的同志不热心，经营管理的同志也提出意见。而相识的朋友，包括不少
作者，是仍然很关心的，见到必问有新出来的否。有的是开玩笑的说：《学
林漫录》的“漫”应该改为“慢”了。我们只有苦笑对之。俗语说，不怕慢，
只怕站，说不定《学林漫录》就得到此为止呢！前途如何，渺不可测，我们
只求在排校中的第十三集还能印出来，希望苦撑一段时期，还能一集一集的
编出来，那怕慢一点。
1989 年9 月
《书品》
——与著者读者沟通的桥梁
时间过得真快，记得1990 年底，1991 年初，中华书局编印的《书品》
创刊五周年时，曾组织过一次笔谈，这些笔谈文章，读来很有味道，印象很
深，好象还是昨天一般，不想一晃5 年又过去了。唐朝诗人李商隐咏金陵在
南朝的变迁，曾有一诗句，说“三百年间同晓梦”（《咏史》），很值得人
玩味。300 年尚且如此，则五年更算不上什么了。但近来翻阅这5 年来《书
品》的文章，使人吃惊的是，中华书局竟还是出了那么多值得人评说的书，
可见，尽管人事倥偬，文化还是能在时间上站得住脚的。
5 周年笔谈，我很欣赏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蔡鸿生先生的文章，他的题
目是：《读〈书品〉，学品书，一乐也》。这真是一语破的，道出不少人读
《书品》后的共同感受。这一乐，乐在哪里呢？据我的体会，一是《书品》
所品的中华版的书，或《书品》的评介文章，大多意趣高雅，不落俗套。中
华书局所出的书，很多专业性较强，大多数人会觉得面太窄，达不到畅销的
商业标准。但就我所接触的文史界朋友，倒觉得这些书是真正有用的。出版
社应有文化学术意识。在目前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出版社当然不能忘记经营，
而且要著意把经营搞好。但出版物并非是纯粹的商品，也不能简单地说把出
版社推向市场。特别是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文化与学术应当
是出版社的灵魂。
中华书局是具有80 多年历史的一家出版社，在本世纪，经历过不同的历
史阶段。但无论是哪一个阶段，中华书局总是与文化界、学术界有着广泛而
深切的联系与交往。不同年龄段的著者与读者，一说起中华书局，总会产生
一种带有时代情味的意绪。这是因为，中华书局这一老的出版社，在其80
多年的风雨历程中，并不忘记文化意识与学术意识。也正是这一点，得到文
史学界不少友人的好感与好评。
譬如《书品》1990 年第1 期北大吴小如先生在《读〈游国恩学术论文集〉》
一文中，对中华“不惜冒亏本风险而终于印成此书”，认为“其尊重学术、
尊重前辈学者的远见卓识，实在令人感佩”。杭州大学吴熊和先生在《书品》
1991 年第3 期，写《〈词话丛编〉读后》，也认为中华能再版唐圭璋先生的
修订本《词话丛编》，这实在是“对不久前去世的唐圭璋先生的最好纪念”。
对老一辈学者是如此，对中年学者，正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蔡美彪先生在
评介中华所出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时所说的，“80 年来，特别是近40
年来，中华书局为出版供学术研究之用的古籍和当代学人的学术著作，做了
大量的工作，为我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蔡先生评许为
这是有“大家风度”（《书品》1992 年第2 期）。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位老编
审、著名唐代文史研究者朱金城，看到中华出版清人劳格的《唐尚书省郎官
石柱题名考》，竟感慨万分，认为此书的出版“使我多年来的愿望成为现实”，
说“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卓识与远见，尤其令人敬佩”（《书品》1992 年第3
期）。无怪乎罗继祖先生难免带有很大情绪地说，“出版界不景气不知从哪
一年开始的，一时全国黄色淫秽书刊在逐利书商贪婪的操纵下满坑满谷，流
毒无穷”，而赞许“中华书局在这样的风气里，不顾一切，照样埋头出他们
所担负的所整理好的古籍”（《书品》1991 年第3 期）。我在这里不是王婆
卖瓜，自卖自夸，情况确实如此。最近文学编辑室的同志告诉我，90 余高龄
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先生，特地托人带话，说他还没有在中华出过书，
颇感遗憾，他的一本论民俗文化的10 余万字论文集，宁愿不要稿费，还自己
买1000 多册书，也要拿到中华来出书。日前陕西师大史念海先生写信给我，
其中说：“犹忆数年前，尊驾莅临西安，曾嘱撰写有关历史地理学史一书”，
并说“亦曾将尊嘱转告白寿彝先生，寿彝先生亦亟赞成，并告以早日应命”。
史先生一再说此书写成后愿在中华出版。这些前辈学者殷切期望之情，既是
对中华学风的肯定，也是对中华工作的关切与鞭策。
以上是蔡鸿生先生所说的“乐也”之一。其二，则是《书品》的文章所
说的多是实话，无论是赞许或批评，都不作虚语，更无时下流行的广告语言，
动不动就“天下第一”、“全球最佳”。尤其值得人读的，是一些批评文章。
在自己办的刊物上，登批评自己出的书的文章，有时一期还不止一篇，有时
还连续登，我想这在现在似还无第二家。奇怪的是，尽管有批评，这些书还
是照样有人买，有人读。因为批评者的意见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他们虽是
批评，但认为书还是好书，缺点或错误，有个整体估量的问题，这在有识者
是心里明白的。至于有时候报纸上登一条有轰动效应的文章，把某一本书的
错误作不适当的夸大，这也不要紧。出版社应当有一种气量，应经得起批评，
经受得住无端指责，甚至攻击和谩骂。古人云，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一个学
者，一个出版社，他（它）有多少份量，是有公论的，要有杜甫所说的“不
废江河万古流”的器识与度量。我想，这也是《书品》之能得人好感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最后还要说一点的是，《书品》上有不少篇文章是中华编辑部的人写的。
我做过30 多年编辑，深知编辑工作的甘苦。文革前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同
志说过一句名言，说编辑好象理发师，一部书稿来了，好象进来一个要理发
的人，头发蓬松，胡子满脸，经过编辑仔细审读加工，书稿干干净净印了出
来，好象这位客人头发整齐，满脸红光，出了店门。因此，一位责编是最仔
细的第一个读者，他是最有发言权的评论者。我看了《书品》上几位编辑同
志的文章，深为文风的于平实中创新而欣慰。
我曾说过，回顾本世纪的出版史，凡是能在历史上占有地位的出版社，
不管当时是赚钱或赔钱，它们总有两大特点，一是出好书，一是出人才。我
们一提起过去的商务，总会自然想起张元济、沈雁冰、郑振铎、傅东华；一
说起开明，就会想起夏丏尊、叶圣陶、徐调孚、周振甫。五六十年代的人民
文学出版社，古典部有冯雪峰、周绍良、顾学颉、王利器、舒芜；而中华书
局当时则有张政烺、陈乃乾、宋云彬、杨伯峻、傅振伦、马非百、王仲闻。
出版社要具备文化学术意识，就得在编辑部中有专门家、学者，他们可以不
受某种潮流的冲激，甘心于为文化学术事业而操劳一生。因此不妨提倡，编
辑应当把学者化作为自己进取的目标。读者当可从《书品》中看到中华书局
的编辑，是怎样把自己定位的。
我想，这就是《书品》创刊十周年时人们得出的一个共同感受——《书
品》，与著者、读者起沟通作用的桥梁，希望它永远坚固。
历史的沉思
最近抽空读了两本有关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书，一本是晚清容闳的《我在
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一本是美国人A·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
副题为“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这两本书一起读，感到很有意思。不
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位学人，对中国近代社会所作的认真的思考，倒
使我们可以从日常繁琐的事务中稍有超脱，起一种悠然的历史的遐想。
容闳的书原是用英文写的，1909 年在美国出版，商务印书馆于1915 年
出了中译本，取名为《西学东渐记》。这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所必读的书。
我最早接触这本书是1949 年下半年宁波刚解放不久，我还在中学读书，从学
校图书馆尘封中检到这本书。中译本用的是文言文，但接近于林琴南译《茶
花女》那种文体，我当时虽是高中一年级，倒是大体上读了下来。解放初对
“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当然很深，而容闳的这本书却使我知道了美国生活的
另一面，但也使我疑惑，觉得象容闳那样眷恋故土，一心希望国家富强的志
士仁人，却认为只有西方教育才能救中国，这倒底对不对呢？
现在的中译本是由王蓁同志翻译的，比起原来的译本当然有极大的提
高，用现代汉语译也更接近于原作的精神。但不知怎的，我总觉得原来的书
名《西学东渐记》似乎更能表达容闳作书时的用意；“西学东渐”这一简单
的词组，真能勾勒出那一整个的时代，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