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第八集，中华书局1983 年4 月版），当时在引得编纂处工作的，除主任
洪业先生外，只不过编辑三人，经理一人，抄录员五人，后来增设校印所，
即把印刷机械也包括进去，总共也不过15 人。但他们竟出了这么多高质量的
工具书，平均每年出版二三种三四册。王钟翰先生的文章曾总结引得编纂处
成功的经验，概括起来为6 个字：有钱、有人、有责。也就是有一笔固定的
经费，专款专用；善于吸收和识拔有专长、有事业心的人材，像聂崇岐、翁
独健、周一良等著名学者都曾在引得编纂处工作过，从中受到良好的培育；
各司其识，责任明确，权力下放，发挥主动性。这样的经验是很吸引人的，
我们现在有些做得到，有些还做不到。即以第一项而论，汝煜同志他们就不
免略逊，以致他们要印研究成果《交游考》，还得另外申请经费，争取在《徐
州师院学报》另辟增刊来加以解决（附带说一句，《交游考》最好与《索引》
合在一起印，成为一部书，以便对使用者对照阅读，正好象考古发掘报告与
研究同编为一书那样）。
汝煜同志与我分处南北，我还未能通阅索引的全稿，但他与可先同志合
写的《全唐诗人名考》（《徐州师范学报》1987 年第4 期、1988 年第1 期），
我是细心阅读了的。除少数略可商榷外，其他绝大部分都有助于对唐代诗人
事迹的考证。我相信，谁要阅读《全唐诗》，谁要查考唐五代人的生平事迹，
进而言之，谁要了解唐五代人通过诗作而进行的各种社会活动，是不能绕过
这部索引和这部考证的。我们的唐代文学研究如果有10 部、20 部这样的著
作，那么我们整个研究的水平就会有显著的提高。我们实在需要有这样勤恳
的耕耘者。我相信，读者今后在查阅书中每一个人物、每一首诗篇的时候，
是会想到编纂者的辛勤的。对于学术工作者来说，还有比这更令人欣慰的吗？
1988 年夏
注：该文是为吴汝煜《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所作的序。
“岂无他好，乐是幽居”
1988 年夏，吴汝煜同志的《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脱稿，并交付上海古
籍出版社之际，我曾应他之约，为这百余万字的书稿写了篇序言。在那篇序
言中，我曾对当时刚开始不久的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老
实说，那时我对出版难的问题虽有所感觉，但感觉并不严重，而且对克服困
难的信心还是很强的，因此提出作为我们研究者自身如何提高著作质量，以
求在竞争中取胜。我想，我们许多古典文学的研究者是准备献身于我们所从
事的这一项事业的，而作为古典文学研究本身，却远不是致富入仕的门径。
陶渊明早就说过，“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似乎注定是一条清贫的道
路。但他老人家也一再地说：“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岂无他好，
乐是幽居”。我想，这是包括汝煜同志在内的我们许多古典文学研究者的素
愿。正因如此，当索引稿完成之后，汝煜同志又约胡可先同志，利用索引的
成果，又开始一项更为艰苦也更为深入的工程，这就是这部《全唐诗人名考》。
但与此同时，出版难的问题也更进一步发展了。时到如今，已不是我1988
年所写的在质量上提高、于竞争中取胜的问题，而在一定程度上说，似乎能
否达到出版，或能否有较多的印数，是与质量无关的，而且有时越是质量高
的书稿却越不易于出版。两千多年前的宋玉所说的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想
不到在今天倒真的印证了。现在，汝煜同志身患重病，我见到江苏教育出版
社排印出来的这部《人名考》的校样，真不禁感慨系之。江苏教育出版社出
版此书是要负担经济亏损的，我们要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做了一件
大好事。但我希望，我们以后不要再有因著者病重才开始安排出版这样使人
联想很多的情况出现。说到底，我对我们的出版事业以及整个学术文化事业
仍抱乐观的态度，我坚信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肯定能在改革开
放的新时期中，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伟大的古代文化精华注入于有
生命力的现代文化之中，开出璀灿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目前的困难终
归是暂时的，我们，包括学术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仍要努力工作，为我们
共同的美好前景作出我们自己的那怕微末一点的贡献。
在唐代人物考证中，清代学者做了不少工作。徐松的《登科记考》，赵
钺、劳格的《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劳格的《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
与《读书杂识》，沈炳震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等等，是综合性的考
索，另有几部著名的别集注本，也都分别考查出不少诗文中提到的人名。但
在这方面真正对我们有所启发，并奠定人物考证基础的，是近现代两位大学
者，那就是陈寅恪先生与岑仲勉先生。陈先生有几篇很精的考证著作，但总
的说来，他是以一定的理论体系来统摄全局见长的，有些史学史著作把他归
之于史料学派，并不确切。关于这点，我曾有《一种文化史的批评——兼谈
陈寅恪的古典文学研究》谈了一些个人的看法（刊《中国文化》创刊号，1989
年12 月）。岑仲勉先生则可以说倾其主要精力用于唐代人物与史事的考证，
在这方面，他创获最多，现今可资利用者也最多。他们两位都是史学家，很
奇怪的是，后起的史学工作者，在1949 年以后，却并未继续他们的工作。无
论是研究历史或研究古典文学的人，在1949 年至“文革”前的一段长时期中，
所着重研讨的差不多都是大问题，而视资料的搜寻考订为琐屑饾饤。1978 年
以后，唐代文学研究呈全面繁荣局面，有几部理论研究的专著问世，为人瞩
目，同时又有更多的考证专书与论文，而这些考证之作，往往涉足文与史两
个领域，并不纯粹是文学研究，但从事于斯的差不多都是古典文学研究者，
几乎没有专业的史学研究者，这倒是近十年来唐代研究中值得思考的现象。
一门学问，越是发展，就越是要综合，要及时概括已有的成果，以便使
这些成果有效地传达给同行，使他们从已有的基点出发更向前沿伸，而不要
在原来的水平上重复已知的结论。正因为此，我在1982 年西安的全国唐代文
学学会成立的会议上，建议编印《唐代文学研究年鉴》，集合研究者的共同
努力，逐年把研究成果记录下来。这一建议为学会所接受，而《年鉴》遂主
要由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先生与我负责，从1982 年按年出版，现在已出
到1987 年。现在，汝煜同志与可先同志的这部《人名考》，其中一部分也是
做这方面的工作。他们把自清代迄今的有关唐代文史方面的学术论著逐一翻
检，广泛搜集已有的唐诗人名考订的成果。书前所列的《编号表》，就是他
们所搜得的以往成果的目录。可以看出，其中除少数为清人及陈、岑两位前
辈著作外，绝大部分是最近十年来的新著，而这些新著，大多数又出于中青
年学者之手。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唐代文学研究基础的深厚，也钦佩吴、胡
两同志为此付出辛勤的劳动。他们细心地把发表于各地报刊上的论文收集起
来，研究它们的论点，肯定它们的成果，吸收到考订中去，并一一加以注明。
这种求实的、充分尊重别人劳动的学风是我们学术文化中的优良传统。我们
多么需要这种造福于他人的踏踏实实的工作。
本书在积累已有成果的同时，还上溯唐宋时的众多史籍，独立进行研索。
据《前言》统计，书中共搜辑他人成果约3440 余人次，自己考出的人名约
3860 余人次，合起来总数约7300 余人次。这些考订，部分曾发表于《徐州
师院学报》，我已陆续拜读过，得益不少，有些问题也与作者讨论过。这次
又读了排印出来的部分校样，更感到这确是一部切实有用、使大家都会受益
的好书，也感到作者在治学态度上给人以不少启发之处。
书中不仅对众多的以行第、别称、官职、谥号相称的人物考出其本名，
而且也连带地指出《全唐诗》的错讹。如张九龄《和黄门卢侍御咏竹》，考
出侍御为侍郎之误；张说《节义太子杨妃挽歌二首》，考明节义为节愍之误。
凡有确凿根据的，作者并不依违两可，而是明确断定是非。如沈佺期《李员
外秦援宅观妓》，考订中引用《旧唐书·中宗纪》，《通鉴考异》引《纪闻》，
《通鉴》胡注引《旧唐书》，指出当时任补阙、考动员外郎者有李秦授，而
无李秦援；又引劳格《郎官考》所引《沈云卿集》之同一诗题，亦作李秦授，
又引《太平广记》等的记载，并参以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然后
作出“是李秦援为李秦授之误无疑”的明确的结论。另外有些地方，虽有旁
证，却未能达到确证程度者，作者并不遽下断语，而是仅指出可疑之点，示
人以继续研讨的余地。如张说《赠工部尚书冯公挽歌三首》，疑此冯公为冯
元常，据新旧《唐书》的《冯元常传》所载事迹与诗中所述相对勘，谓均相
合，但作者以为“唯其赠官工部尚书，史不载，俟考”。又如沈佺期《李舍
人山园送庞邵》，疑此李舍人为李峤，据《旧唐书》本传，峤曾由润州司马
诏入，转凤阁舍人，又引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李峤于神通三年闰10
月以凤阁舍人知天侍，则李峤曾任凤阁舍人是肯定的。但沈诗中仅称李舍人，
当时李姓任舍人之职者是否仅李峤一人，而舍人之职称除凤阁外还有其他，
故诗中之李舍人是否即为李峤、尚未可必，作者仍以“疑为”表明自己的意
向。我觉得这种审慎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近些年来，古典文学研究中考证
之风颇盛，这对于整个研究来说是有益的，但有些考证之作，所持的证据尚
不足，就以全称判断肯定是非，强为立说，誉为创见，这使我想起王国维为
容庚《金文编》所作序中的一段话，他说：
孔子曰“多闻阙义”，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许叔重撰
《说文解字》，窃取此义，于文字之形声义有所不知者皆注云阙。至晋荀勖
寻写定《穆天子传》，于古文之不可识者，但如其字，以隶写之，犹此志也。
宋刘原父、杨南仲辈释古彝器，亦用此法。自王楚、王俅、薛尚功之书出，
每器必有释文，虽字之绝不可识者，亦必附会穿凿以释之，甚失古人阙义之
旨。王国维认为阙义之说，“盖为一切学问言”，这话是有道理的。搞考证，
其弊有时倒不在下不了结论，而是如王国维所说，虽“绝不可释者”，也“必
附会穿凿以释之”。我想，我们搞考证的人要尽力克服或避免这种毛病。
我还是想到了陶渊明的另一首诗：“人之所宝，尚或未珍。不有同爱，
云胡以亲？我求良友，实觏怀人。欢心孔洽，栋宇惟邻”（《答庞参军》）。
我与吴汝煜同志第一次见面，是1984 年冬在夏门，那时中华书局为组织编写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邀约部分专家学者，在厦门大学开会商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