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但我已感到长栋同志对有关材料作了细致的思考。他表示将参照这次交
谈，对文稿作再次修改。今年年初，邓魁英先生特地告诉我，说长栋同志的
《王昌龄评传》即将出版，希望我为书稿写篇序言。去年年底，今年年初，
正好碰上我杂务丛集，又有几篇必须要写的文章得及时交出，再加上我所参
加编纂的《全宋诗》，又是校样，又是发稿，弄得我焦头烂额，恨不得把自
己一分为三。但邓魁英先生是我素所敬重的学友，她的踏实的学风和深厚的
功底，二三十年来一直为我所钦仰。她的嘱托我是不能推辞的，于是我就抽
时间断断续续把长栋同志的这部书稿读完，并将读后感借这一机会写出，至
于是否符合序言的要求，在我自己确实不敢有什么把握。
我在前些年曾提出一个建议，希望有计划地编印一套古典作家评传，以
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基本工程之一。我觉得要提高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水
平，先要做一些扎实的工作，其中之一，是把文学史上有一定成就和影响的
作家，一个一个地写出评传。这些年来，作家评论的文章确实已经不少，有
关生平记述和考证的也有一定的数量，但我总感到，相当多的作家，他们的
生平事迹，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还是若明若暗，即使研究得较多的作家，似
乎热闹得很，但要问究竟哪些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哪些问题还不得解决，
未能解决的症结何在，头绪还是不大清楚的。
我总认为，我们目前的古典文学界，还是追求表面的热闹多，务实的少。
前一阵子讨论文学史应当怎么写，确实很热闹，五花八门的意见很多，但问
题是要落实：根据你的高论，能否在文学史写作中具体运用呢？我是赞成南
开大学罗宗强先生的意见的：文学史应当怎么写？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这
确是一语透顶的话。文学史应当怎么写，这确实没有一定的成法，问题是要
符合文学史的实际，符合作家作品的实际。离开大批的作家作品，无论你主
体意识如何超越，宏观体系如何高妙，终究是站不住的。
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一批脚踏实地做学问的人，肯下苦工夫把历史
上多少知名的作家做一番实实在在的研究，把他们的生平及其各个环节搞清
楚。我们要做到，写出来的论点是经得起推敲的，作出来的判断是有材料依
据的。尽管以后对某一位作家的评论有何新的变化，我们所写的基本生平轮
廓是不可能推翻的。一个学科基本材料和知识的稳定，是学科发展的必需前
提。可以设想，我们如果有一二百个这样的作家评传，则整个古典文学研究
的面貌必将大为改观，这样的基本工作必将大大有助于对文学史整体进行理
论概括，促进我们古典文学研究水平从资料到理论的全面提高，那也就是古
典文学研究真正繁荣局面的到来。
从这样的一种学科发展的需要和学术背景来看长栋同志的这部《王昌龄
评传》，那么对它的长处和意义就会看得更清楚些。对于王昌龄，我于70
年代后期曾做过一些考察，但自从写了《王昌龄事迹考略》，后来又收入《唐
代诗人丛考》，在此之后，即未暇及此。而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密执
安州立大学李珍华教授却一直在思考王昌龄的问题。李珍华先生早就有《王
昌龄》专著于1982 年在美国波士顿吐温出版社出版。1987～88 年间我到密
执安州立大学作学术访问，得有机会与李先生共同研究，对我们二人过去的
论点作了重新检查，以其共同心得，写出了《王昌龄事迹新探》和《谈王昌
龄的〈诗格〉》，分别刊载于《古籍整理与研究》第5 期及《文学遗产》1988
年第6 期。而与此同时，国内学者近些年来对王昌龄及其作品也有一些论著
发表。蒋长栋同志正是充分注意到学术界的新的进展，在广泛吸取已有成果
的基础上，对已有材料进行独立的思考，而终于写出这二十余万字的详尽传
记。这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中作家评传的新收获，也是王昌龄生平事迹探讨
的一个集结与新的起点。
著者的努力和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有关王昌龄生平的记述确实不多，我
过去曾经说过，这些材料竟是异常的少，少到几乎无法把他的生平经历能稍
为连贯起来，而且即使在一些已经很少的记载中，也还颇有分歧。面对这种
情况，本书作者采取看来最简单实则最可靠的办法，即直接从诗人的作品中
探求。书中不少地方，都从对作品的细心辨析中发现前人所未曾注意之处，
又联系开元天宝时期的政治形势，以与作品相印证，从而论证诗人的行迹与
思想的发展。书中论王昌龄的河北之行，此一时期边塞诗创作的特色，此后
的河东及陇西之游对他创作思想的影响，他的两次贬谪如何与当时上层政治
斗争相联系，都有很好的论述。当然，其中对某些行迹的确定，读者可能还
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无论如何，这部评传确实把王昌龄的一生串联起来了，
把我过去所说的“几乎无法把他的生平经历稍为连贯起来”的论断改变了。
在记载、考析事迹的同时，还对王昌龄的作品加以系统的论述，使他的诗作
的意义更加明晰，帮助读者对王昌龄的各类诗有一个完整的把握。长栋同志
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从教学实践中摸索出好的经验，用之于科研领域，使得
叙述更有条理，更易为众多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色。
我稍为感到不足的是，长栋同志是湖南省黔阳县人，长期在故乡一带工
作，而王昌龄晚年也正好在黔阳及附近地区度过的。如书中所述，他第二次
贬龙标，心绪并不悲观颓伤，他在贬谪途中和谪居时期所写的作品，色采很
明朗，湘西明丽的山水定会对他的诗情有所影响。在这方面，长栋同志为什
么不铺开来作些描写呢？1986 年秋，我因参加韵文学会诗学讨论会，在怀化
住了几天，后又应邀去黔阳，游览相传为王昌龄所住之处的芙蓉楼。黔阳县
内的青石板路面，街两旁旧时建筑的店铺，在在引起我对儿时江南小镇的亲
切回忆。在夕阳返照青山、远望一片黛色的湘西特有景色中，我缅想王昌龄
当时不知是怎么一步步来到这个地区的，后来又是如何安于这山山水水，把
自己融化于自然和宇宙。我觉得，这一部分应该是长栋同志可以发挥自己的
优势之所在，写得有感情些，也可以写得轻松一些。
1991 年4 月
注：该文是为蒋长栋《王昌龄评传》所作的序。
行云流水雅俗共赏
陈贻煟臼俏业难帧Ｋ哪晁瓯任掖螅�1953 年我们一起在北京大学
听林庚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的文学史，那时他已是林先生的助教，
我还是学生。因此，我对他一直是以师友对待的。贻煟驹谔拼璧难�
究上所下的工夫很深。这些年来，他全面研究了王维和孟浩然的诗，探索了
他们的生平；又论述了李颀、岑参的边塞诗，并对李白思想的某些重要方面
作了很有深度的分析；又进而对李贺、李商隐进行研究，并对中晚唐的诗歌
流派作了概括的论述，提出了值得注意的一些新看法。在50 年代中期，他研
究的重点是六朝文学，那时他所写的关于陶渊明、鲍照的文章，无论从资料
搜讨和思想阐发来说，到现在仍有其价值。不难想见，在这样扎实广博的基
础上，他集中对杜甫进行研究，并且写出了有好几十万字的《杜甫评传》，
对他来说，是他学术研究进程中的一个新的进展，而对读者来说，则是获得
了一部经过多年潜心研究而写成的内容丰富的专著。
对杜甫的研究之所以特别困难，是因为在杜甫诗歌中集中地出现了大唐
帝国由盛到衰这一转变时期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问题，杜诗描绘了这个社会
的多样而曲折的过程，充分地反映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杜甫出生的前后几
年，似乎就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文学时代的开始。杜甫生于
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在这之前四年，中宗景龙二年（708），杜审言卒。
再过两年，睿宗景云元年（710），上官婉儿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杀，宋之问
被流放到岭外钦州，先天元年死于贬所。沈佺期死于开元元年（713）；同年，
李峤随他的儿子赴虔州刺史任，大约过一二年死去。这样，武、韦时期的诗
人就此在文坛上消逝。就在这同一时期，景云二年（711），张说入居相位，
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史。张说是开元时期转变文风的重要人物，从
这时开始，他以宰相之尊，汲引一些文士于其周围，因而使开元时期的文风
与前一时期有显著的不同。就在这一年，王翰登进士第，第二年，王湾登进
士第。王湾在这前后所写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
入旧年”诗句，张说居相位时手题于政事堂，“令为楷式”，这风格壮美而
又富于展望的诗句，一扫武、韦时期绮丽不振的诗风，使人耳目一新，预示
着盛唐诗歌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从先天元年起，像贾曾、贺知章、张九龄
等都先后步入仕途。到开元四年（716），富有才艺的早熟的王维，以18 岁
的青少年诗人写出了长篇歌行《洛阳女儿行》，标志着诗歌史上的“唐音”
已正式开始。对唐诗研究者来说，研究这一转变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风
尚与文学发展的关系，该是多么有吸引力。应该说，这是一片有待于开垦和
收获的肥沃的土地。
盛唐诗歌的另一转变时期是天宝年间。这时社会繁荣富庶似乎已达到了
它的顶点，上层统治阶级、阶层的相互勾结、杀戮、争夺权力、掠取财物，
以及种种腐朽现象，正以长安为中心，日益发展。社会矛盾已到达了饱和点，
安史之乱正是这种矛盾发展的结果。这也是杜甫诗歌风格逐步形成的时期。
这时，我们可以看到，高适、岑参正来往于西北的烽火边塞；王维已满足于
他取得的社会地位和文艺成就，定居在长安郊区的美丽别墅写他的田园诗；
李颀、王昌龄等人忙碌于做他们的地方官，不时发出不平之鸣；大诗人李白
正继续在南北各地游历。。。杜甫则正在长安这一政治斗争的中心，锤炼他
的诗风。贻煟驹凇镀来飞暇碇校鹗龆鸥幼〕ぐ彩逼诙喾矫娴纳睿�
仿佛把我们引进了当时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个人觉得，这是上卷的重心，是
最引人入胜的地方。《评传》的作者没有把杜甫简单化，既没有像封建社会
某些士大夫那样把他看成一饭不忘君的诗圣，也不像以前有一时期把杜甫贬
成一钱不值的地主老财。他只是如实地根据杜甫本人的作品，把受多种社会
条件约束的杜甫介绍给读者；但正因为如此，使我们感到杜诗之与众不同的
地方，杜甫之所以伟大。《评传》的这些叙述，不但使我们认识了杜甫，还
使我们具体地感受到这样庞大的封建帝国是怎样一步步衰弱下去，帮助我们
具体认识那时的唐代社会。
杜甫研究之另一困难，不像有些作家那样，苦于资料太少，而是苦于资
料太多。从宋朝以来，杜诗注家之多，是别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