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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濡沫集- 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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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认识那时的唐代社会。

杜甫研究之另一困难,不像有些作家那样,苦于资料太少,而是苦于资
料太多。从宋朝以来,杜诗注家之多,是别的诗人所难以比拟的。当然,其
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有不少是陈言滥调,或谬论妄说。今天,我们研究杜甫
和他的诗歌,就得冲过这重重的评注家的包围圈,吸收其合理的一部分,摒
弃其无价值的地方。贻煟镜恼獠俊镀来罚彩墙虾玫亟饩隽苏庖焕
的。《评传》主要采集了清代几个注家的说法,那就是钱谦益的《杜诗笺注》、
杨伦的《杜诗镜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以及仇兆鳌的《杜诗详注》。
这几部书在许多种杜诗评注本中是有特色的。《评传》引用了它们的某些说
法,并站在今天的高度,结合杜甫的身世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对这些意见作
了剖析。这里可以看出《评传》作者的眼力。

这里还应当特别指明的,是《评论》写法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作者力图
作到雅俗共赏。书中既有材料的繁富征引,又有对杜诗作行云流水般的讲解。
书中往往在一些较为专门性的论述以后,就接着以亲切的笔调向读者介绍杜
甫的生活,他的朋友,他的诗歌艺术手法的特点,犹如冬夜围炉听一老友在
谈论他所感兴趣的事情。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宋人叶梦得在其《避暑录话》
中的一段记载:

吴门下居厚喜论杜诗,每对客未尝不言。绍圣间,为户部尚书,叶涛致
远为中书舍人。待漏院每从官晨集,多未厌于睡,往往即坐倚壁假寐不复交
谈。惟吴至则强之与论杜诗不已,人以为苦,致远辄迁坐于门下檐次。一日
忽大雨飘洒,同列呼之不至,问其故,曰:“怕老杜诗。”

这是一则很有趣味的记载。古往今来,像叶涛那样怕说杜诗的情况恐怕
也是不少的。但人们还是爱读杜诗,爱谈杜诗,这除了杜诗本身具有吸引力
以外,也因为杜诗研究中还是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贻煟镜恼獠俊镀
传》,一定会以其雅俗共赏的特点来吸引读者,从而在杜诗研究中据有一定
的地位。

别林斯基曾称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为俄罗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
书”。我觉得,从对诗歌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杜诗也可以说是唐朝
安史之乱前后几十年间生活的“百科全书”。试想,如果不去读读杜甫的《赴
奉先咏怀》,历史学家要想写天宝末期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他
们的笔将是多么的枯涩乏味!如果没有“三吏”、“三别”,九节度相州之
溃后唐朝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当时中原人民所受的战乱之苦,我们今天的
认识将会多么地一般和平淡!杜甫的杰出贡献,即在于他凡所到之处,就把
生活本有的丰富多样的面貌,精细地描绘出来。我们现在在《评传》的上卷
中,随着贻煟镜谋蚀ィ吹蕉鸥θ绾紊钤谝桓龇钊迨毓俚募彝ィ绾
在多方面的教养下度过童年,又看到在开元盛世中杜甫的几次南北壮游,然
后又看到杜甫进入纷繁的长安城,最后,看到杜甫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用他


的一枝笔写出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在这以后,杜甫的行踪更扩大了,我们
将在《杜甫评传》的下卷中,看到杜甫在秦州时所写的特异的山川风物,杜
甫在成都的定居以及他笔下的蜀中名胜,他的江陵的栖息,潇湘之游与漂泊
一生的结局。这将是一轴长的画卷,我们等待着后一部分早日舒展在读者的
眼前。

1981年 10月

注:该文是为陈贻煟抖鸥ζ来匪鞯男颉


别出新解如实探讨

绍基同志数年来于忙中作暇,研读杜诗,并写成随札,陆续发表于报刊,
今又将所作汇集成书,名曰《杜诗别解》,交付出版,又函示命于书前缀以
数言。我因在出版社工作,得获先睹,受而读之,谨略陈所感,以求教于作
者和学界。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因后世研究者之众多,笺注评论材料之丰富,
可以具备条件建立学术史的,大概首先推《诗经》、楚辞、《文选》、杜诗、
《红楼梦》五种。《诗经)学、楚辞学、《文选》学、杜诗学、红学,几乎
与作品本身同样具有独立研究的价值。应当说,在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历史中,还有不少作家作品可以建立学术史的,我们还应该有乐府学、唐诗
学、元杂剧学等等。开展学科史的研究,将是提高研究素质的有效途径,会
大大丰富古典文学整体研究的内容。绍基同志的这部《杜诗别解》,将与建
国后出版的其他几部杜诗研究一起,成为我们新时期杜诗学有所建树的著
作,而受到人们的注意。

大凡每一种学科,其积累的资料愈多,传统的包袱也愈重。传统中当然
有好东西,但弄不好,这整个包袱也会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杜诗在宋代
就已有千家注之称,明清两代,评注者之多,迥出乎诸家之上。这之中似乎
有两种情况,一种如钱谦益在《草堂诗笺元本序》中所说的:“今人注书,
动云吾效李善。善注《文选》,如《头陀寺碑》一篇,三藏十二部,如瓶泻
水;今人饾钉拾取,曾足当九牛一毛乎?颜之推言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
雌黄,何况注诗,何况注杜。”另一种如季振宜为钱注杜诗所作的序所说:
“后生轻薄,喜谤先辈,偶得一隅,乃敢奋笔涂抹改窜,参臆逞私,号召于
人曰:‘我注杜诗矣!’是犹未能坐而学揖让,未能立而学步趋。”后一种
之病在于不读书而舛陋,季振宜对此是挖苦得很刻薄的;前一种,陈义虽高,
但容易食古不化,以致泛滥踳驳,割剥支离。从总体来说,古代讲说杜诗者,
似以前一种倾向为主。黄庭坚有一句名言,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
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自从江西
诗派倡一祖三宗之说,奉老杜为诗祖,山谷的这句话也就一直为学杜者、注
杜者奉为圭臬,而山谷的更有价值的话却不大为人所知:

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为文。夫无意而意已至也,非广之以《国风》、
《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
门耶?。。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
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
堂记》,《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七)

黄庭坚的这段话真说得好,这是他中年以后,历尽仕途坎坷,又提炼其
创作之所得,发自肺腑的话。金元时期的元好问,也正因为注意到了《大雅
堂记》这篇文章,才感叹道:“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杜诗学引》,
《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六)学术史上的这些经验之谈,无论对于我们今天
的创作和研究,都是有益处的。

从传统杜诗学的繁杂、穿凿这一倾向,回过头来读绍基同志的《杜诗别
解》,则其特点(或优点)就会看得更明显。作者似乎并不打算把摊子铺得
太大,他主要守住清代的几部注杜名作,即钱谦益、杨伦、仇兆鳌、浦起龙
几家注本,从这几位有代表性注家的意见中引出歧义,由此而征引有关的材


料,断以己意。我个人觉得这实在是机智的做法,很可为青年学人效法的。
还可以看出,起初发表的几篇,像下棋那样,似乎还走得较为拘谨,所用的
材料,大致也为通常所及,后来则逐渐走动自如,材料的征引扩展到不少如
天文律算、佛道谶纬等冷僻的书。但本书倒并不以材料见长,而是能把材料
及时收束,不使之旁溢,从前人种种傅会割剥中,寻求杜诗的本意;在考订
是非、解释疑滞中,不故作高深,不生立奥义,而是结合杜甫作诗时的环境
与心情,作实实在在的探讨,每读一篇,都使人有化繁从简、弃芜存菁、推
腐致新的感觉。我想,书名“别解”者恐以此,而非如作者嘲戏者之所云。

绍基同志50 年代中期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时称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那时的文学研究所还设在北京大学
哲学楼。我也于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作浦江清先生的助教,当时
中文系在文史楼。哲学与文史二处,隔楼相望,由于同行,也偶有过从;后
因他专攻元明清戏曲小说,又长期担任所内的行政领导工作,我则因兴趣在
诗文方面,又加种种人事原因,行迹日疏,二人的交往倒确实可以称得上是
“淡如水”的。但他为人的质直则一直留在印象中。因此当他在报刊上发表
读杜的文章时,我最初是很吃惊的,担心他除原来的摊摊外,又另辟新地,
是否铺得太开,顾不过来。陆续读了几篇之后,感到这份担心是多余的了。
现在读了全书,更另有一种体会,那就是我们搞古典文学的人如何力求使自
己的学问面扩展得开一些,视野更阔大一些。我们往往看到老一辈学者,他
们做学问的面是很宽阔的,博大与精深,往往是造就大学者两个互为联系的
条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这一时代的中青年学者,往往在一个或几个点上
钻研有一定的深度,但往往是点,不是线,至于连成片,或较大的面积,恐
怕是极少极少的了。这应当说是一个时代的缺陷,从长远来看,对整个学术
进展是不利的。现在绍基同志从他原有的元明清戏曲小说涉足于唐朝开宝大
历时期的杜甫,即不论其实际达到的成就,单是这种研究的趣向和方法,就
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我想,我们一些年轻学者,于此也可考虑治学方法上
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讨论从国外引进某些新理论、新方法,或吸收自然科学
研究的某些成果时,适当结合我们民族的传统,注意总结我们同时代学者行
之有效的实践经验和治学成果,是会有助于方法论的创新和探索的。

由此,我还想到《世说新语》中的一则记载:

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
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
人来,先道人寄语曰:“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
无为遂负如来也!”(《世说新语·假谲》篇)

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但不知怎的,当我读到某些深文奥义使人难以捉
摸的文章,就常常想起那位伧道人的话来。我与绍基同志同样,这几年做学
问,基本上还是老一套的路子,可能为有识者所笑,但所幸皆未故树新义,
以负如来,或可以此互勉云。

1984 年12 月

注:该文是为邓绍基《杜诗别鲜》所作的序。


对作家的研究首先要理解

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编辑部、河南省社
会科学院、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河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州古籍出
版社、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师大、信阳师院以及孟县人民政府联合举
办的“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2 年4 月20 日至25 日在河南孟县举行。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的研究者以外,还有来自美国、
日本、韩国、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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