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册的内容是具有代表性的。”粗看似也说得过去，但被叶老划去了，并特
地在文末写了三行字：“一册的内容具有代表性，可以知道全书的体例和规
模，我觉得想不通，恐怕一般读者也想不通。因此，代表性的说法不如删去。
如果必须保留，就该说得明白些，说明从什么几点可以见出这一册的代表
性。”经这几句一点，真使人豁然开朗。
叶先生当时的工作是很忙的。他在给金灿然同志的一封信中说：“我在
最近两三个月内，忙碌殊甚，每日上下午非开会即商量文稿，傍晚归来，颓
然无复精神。”但他还是对这样一篇极为平常的文稿作那样仔细的审阅和修
改，一点“大名人”的架子也没有。
1959 年至1960 年间，中华书局准备重印朱自清的《经典常谈》。这是
朱先生以通俗的笔法介绍古代经典文献的著作，解放前即出版，无论专业研
究者还是一般读者，都爱读。这次中华书局重印时，拟请叶老写篇序。由叶
老为此书作序，当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中华书局文书档案内保存了叶老为
此事给金灿然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
“作序之事，非我所宜。您应了解我，古籍云云，我之知识并不超于高
中学生。人皆以为我知道什么，我实连常识也谈不上。此一点恐不能叫人相
信，以为我谦虚。您与我相识十年，且非泛泛之交，当知我言非虚也。苟我
稍有真知灼见，则佩弦为我之好友，于其遗著，有不肯欣然作序乎？至希亮
詧。”
我想，读了这几行信中语，就不必再说什么了。叶老的人品，真如光风
霁月，能使人胸中连一点灰渣尘屑也可以去除得干干净净。叶老说他于古籍，
其知识并不超于高中学生，因而不敢为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作序，我
相信这是叶老真诚的谦虚，也是真正学者的一种自爱。现在，社会上有些人，
被捧为什么“大师”，有时却连起码的常识性错误也会在笔端中流出，却颐
指气使地训斥别人，对照叶圣陶先生的这几行文字，不知会有什么想法？
启示
——读顾颉刚一封论《尚书》今译的信
前些日子我在中华书局的文书档案中看到顾颉刚先生一封亲笔长信，读
后很受启发。我曾翻阅过顾潮同志为其父所作的年谱（《顾颉刚年谱》，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书中未曾提及此信。因此我想把信的主要内容
介绍给今天的读者，或许对目前的某些学风会有一定针砭的作用。
此信是写给当时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的，时间是1959 年6 月25 日。
顺便提一下，反右以后，1958、1959 年，政治运动还是连续不断，这也波及
到当时年已届六十六七岁的顾老先生。从《年谱》可以看出，这两年顾先生
无论公私两方面都极忙。1958 年他已受命点校《史记》，2 月份又有几天出
席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议（当时齐燕铭为组长）。从2 月起，
一直到年底，就连续参加政治运动，如2 月到8 月，“参加民进整风，作交
心资料及检讨书十万言”。按十万言，可以说是一本专著了，不知尚存否，
这倒是一份有价值的当代文化史材料。据《年谱》，3 至4 月，又“参加历
史所整风，写大字报及检讨书”。11 月至12 月，又出席民进中央会议，写
发言稿《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而12 月，历史所又展开对资产阶级史学
的批判，顾又被作为重点。不过好在于1959 年初，他应历史所、中华书局之
约，整理《尚书》，稍能回到书斋中来。但运动还是不断，3 月，当选为全
国政协第三届委员，在四月召开的政协会议上，他作了《我在两年中的思想
转变》发言，据说在这次发言中，他谈了这些年来“以运动太多，不能从事
业务，此知识分子同有之苦闷，而予暴露之”，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注意。但
过了半年，11 月，又不得不“参加历史所反右倾主义运动”。
我之所以罗列上述材料，是想说明，当时知识分子想搞一点学问，就环
境来说，是何等的不易，这在今天年轻的读者恐怕是难以想象的。这对了解
我所要介绍的这封信可能也会有所帮助。
上面说过，顾颉刚先生就历史所、中华书局之约，正式开始整理《尚书》，
这当也是上级领导之命，光是历史所、中华书局是决定不了的。但不管怎样，
顾先生对此是欣然接受的。所以他的信在开头时就说：“翻译《尚书》为现
代语，这是五四运动后我所发的大愿，40 年来没有一天忘掉，只是为了生活
的动荡始终没有正式进行。解放初，我在上海诚明文学院担任‘尚书研究’
课，为了教学的需要我又翻了几篇；那时书籍分散，仅就手头所有凑集成文，
不自满意，故未发表。许多朋友们知道我这件事，都劝我把这事做完，因为
如不译为今语，一般人对这部书就不能读；可是学校功课一停，我又忙于别
事，不能做了。现在这件事已定为我在科学院的工作，我欣幸这个愿望会逐
渐接近实现。”在那时的政治环境中，我们可以想象到，顾颉刚接受这一“任
务”，是何等欣喜，这倒不是藉此可以逃避政治，而是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
对自己民族文化高尚的责任感和理性的使命感。
正因为如此，他慎重提出：“但这是一件非常细致和复杂的工作”。这
封信的主要内容，即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提出的。
首先，他认为，要译成今语，必需先认定《尚书》本身的文字。这本是
古籍整理中极易理解的常识性问题，但目下的一些今译者，对此却往往漠然
视之，他们可以随手拿来一个本子，不管正误如何，就可立即翻译。顾颉刚
先生则是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必须先决定了是不是这个字然后可以决定该
不该这样解。”他说，《尚书》中有错简，有缺文，有衍文，有误文，又有
注文混入本文的。在汉朝，又有今文和古文的问题。随后他举例说：“例如
《盘庚》里的‘心腹肾肠’，似乎很讲得通，但这是后出的古文本，在较早
的今文本里是作‘优贤扬’的，意义太不同了，究竟应用哪个本子，应当怎
样去解释它呢？”
我想，信中提出的这个问题，其意义已超出于《尚书》整理的本身，而
是涉及学术的严肃性与规范性的问题。正如顾先生接着提出的：“我们如不
仔细校勘一番，岂不是放弃了前代学者的优良传统，岂不是会被世界各国的
汉学家所嗤笑？”因此他认为：这一基础工夫是省不得的。
在确定了文字以后，接着就是正确理解和解释的问题。信中的第二点就
详细阐述了这一点：“《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离开现在已有2000
年到3000 多年的时间，‘语法’或‘成语’早已变了样子，所以其中诘屈聱
牙的殷盘、周诰在西汉时已读不懂，这只消看司马迁的《史记》，对于这些
文字只能作一些空泛的叙述，或竟避而不书，书而多误，不能用汉代的语言
文字译出，就可明白。”顾颉刚先生行文有一个特点，他往往能把深奥的学
术问题用浅近明晰的语言表达出来，他的《古史辩》文章是如此，后来连续
在《文史》刊物上发表的《尚书》译解是如此，这里的几句话也是如此，确
实表现了一位学术大师的本色与风度。
对《尚书》文字的理解，自汉儒起，就各有各的说法，有些是言之有据
的，有些则以意为之，今天就需细心辨析。要辨析，就要看书。关于这一点，
信中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这项工作为有这样大的困难，所以最好先有一
个充分的读书时间，把大量的书读了，再来作翻译。但我知道，我的工作时
间不可能太长，所以只得‘重点’地读书。依据现在的计划，该重点读的书
约有50 余种。”在此信后即附有这50 余种书目，从孔安国、孔颖达起，历
宋元明清，直到近现代学者王国维的《观堂集林》，郭沫若的《金文丛考》、
《青铜器时代》，于省吾的《尚书新证》等。我想，光是把这些书浏览一遍，
就已很了不起了，这要花多少时间。在商品大潮中，从某些人看来，这样做
岂非傻瓜。应当说，开出这50 余种书单，是表现了一个真正做学问者的气度
和责任感的。
信的第三点，着重提出，《尚书》的翻译，不能仅凭一己主观的理解。
信中说：“从前我翻译《盘庚》、《金滕》的时候只32 岁，年轻胆大，凭着
一股勇气，几天之内就译出来了。现在呢？年纪大了已不止一倍，读书越多，
胆子越小。而且这是中国科学院的工作，自有其当代的学术水平，也有其国
际的汉学水平，不容许我轻率从事，否则就对不起党和人民政府以及一般读
者对我的期望。所以我计划，每译成一篇，即由你局油印分发给各专家评定，
这是《尚书今译》的群众路线，非走不可。”信后附了一个名单，有历史学
家（郭沫若、范文澜、尹达、侯外庐等），有文字学家（唐兰、容庚、于省
吾等），有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陈乃乾、顾廷龙等），有地理学家（谭
其骧、史念海等），有语言学家（王力、魏建功、高名凯等），有自然科技
史家（钱宝琮等），共四十余人。《尚书》今译走群众路线，这确也是新鲜
事。
信的第四点，说自己年龄已是67 岁，健康又不太佳，因此提出请中华书
局提供一至两名助手，帮他搜集材料。这也是情理中事。
信的最后说：“总之，整理《尚书》不是一件可以急见功效的事：必须
集中了版本校勘之后方始可以写出一个定本；必须把各时代的解释细细研究
之后方始可以有所取舍，确定经文的意义；经文有了确定的意义之后方始可
以着手标点和翻译。又《尚书》是哪种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成书之后又在封
建社会里起过怎么样的作用，我们该把这些情况列举出来，为中国历史增加
些资料；《尚书》是怎样编写的，各篇的文字和它们的出现有些什么问题，
它的事件先后和写作先后又有些什么样的矛盾，我们也该细细地批判，为古
籍校订学增加些资料。”这一段话不啻是研治《尚书》的入门之学，确实为
顾先生数十年间的治学经验之谈。
我已把信抄录了很多，但我还想抄录一段，这段话就不止是治学了，而
更见出一位真正对学问、对事业负责的读书人的人品：“我自知，自己功力
不够，工作上存在许多缺点，好在有几十位专家在，只要我诚心诚意去请教，
未必不能讨论出一点道理来。我相信，在全国人民的要求下，将来各种重要
古籍都得译为今语，我这个工作虽然做得慢一点，对于你局的整理古籍工作
也许可以奠定一部分的基础；而我个人到了晚年，能在科学院的领导和你局
的协助之下作出一点贡献，更是莫大的光荣了。”
我想，这就是一位文化工作者的良知。文化学术上的成就，不必靠广告
效应，不必求吹捧评奖，它自能在历史上显示出其价值和力量。
学养深厚与纵逸自如
这些年来，我越来越感到，钱钟书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所作出的贡
献，他所达到的成就，以及这些贡献和成就在文化学术史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