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难于说是一部名著，书中有些地方表现了年轻匠者的斧凿痕迹，有些地方
在史料的运用上还可斟酌。但尽管如此，我觉得书中也确实表现了方法上的
开拓和创新。作者把重点放在张说后期政治上居高位时的文化设施，着重记
述了他对不少文士的奖掖，以及出于积极爱护之心的评论，这就抓住了张说
的根本，也抓住了初盛唐文学发展中的契机。而同时，作者又恪守年谱撰写
的传统要求，对张说生平的某些细节作了令人信服的考证。如张说的籍贯，
他自己及同时代人称范阳，《旧唐书》等史传记载为洛阳，而据作者考查应
是河东；张说制举登第，《新唐书》等说是永昌元年，清人徐松《登科记考》
说是垂拱四年，据作者考订应为载初元年；张说迁荆州之年，唐史学者岑仲
勉《唐史余沈》提出开元五年、六年两种可能，经作者判断是开元五年，等
等。这些，看来似乎是细微末节，但如果没有扎实的功夫，凭“花架子”是
做不出来的；而且有些问题可由小见大，如籍贯问题，可以看出人们观念是
怎样受时代的局限而又如何随时代而变化，张说自称范阳，无非是想攀附高
门大族，受旧的门第观念影响，而他在政治和文学上的主张，却又是那样的
革旧变新。——历史的复杂性就是如此，严肃的著作不应回避这种复杂性，
而应当通过对这种复杂性的剖析，说明历史是怎样在迂回中前进。我觉得，
在这一点上，《张说年谱》也说明了，传统形式和新方法应当有恰当的结合，
我们在探索方法论上的革新时不应抛弃传统形式中值得肯定的一面，而且，
在传统形式的运用上有扎实的基础，将会更有助于研究方法的探索和创新。
宋人绝句艺术谈
绝句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一种重要体裁，曾被人誉为“百代不易之体”（明
胡应麟《诗薮》）。五言绝句20 个字，七言绝句28 个字，篇幅短小，但古
代诗人常常以之写景、咏怀、讽事、感时，尺幅小景而有千里之势。在诗歌
发展史上，绝句是有着古诗、律诗所不能代替的优点的。从一定的意义上说，
绝句似乎更能代表我国诗歌的民族形式。它较易于普及，易于为群众接受，
而对于作家来说，他们对外界事物的感受和领悟，用绝句的形式表达，也似
乎更为凝炼和隽永，更易引起人们的深切思索和长久回味。研究中国古典诗
歌遗产，绝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部门，而对于向今天的读者介绍中国古典诗
歌，绝句则是更值得重视的文学样式。
清朝的一位评论家曾说：“七言绝句起自古乐府，盛唐遂踞其巅。”（田
雯《古欢堂集·杂著》）古代不少诗论著作，差不多都认为绝句在唐代已是
顶峰，后人不可企及。诚然，绝句在唐代已经达到极高的成就，唐代诗人如
李白、王维、王昌龄、王之涣、高适、岑参、李益、韩翃、白居易、刘禹锡、
杜牧等等，都写出过传诵千古的名篇。但是，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它自己
的价值，正如在大自然中，既有浩瀚奔腾的长江大河，也有清雅秀洁的细流
曲涧，既有挺拔的高峰，也有深邃的幽谷，都各有自己的美而不相掩。这是
自然美和艺术美的规律。我们现在编选宋人绝句，也可以向读者提供古代绝
句佳作的另一种美的选择，美的品尝。
宋人绝句，也是名家辈出，有不少高手，他们在唐人的阔大宏放、高华
典丽之外，另辟蹊径。清末著名的诗评家陈衍说：“宋诗人工于七言绝句，
而能不袭用唐人旧调者，以放翁、诚斋、后村为最。”《石遗室诗话》）石
遗老人这里只举出陆游、杨万里、刘克庄三人，是太少了，之所以如此，是
因为还存有唐宋之见。如果抛开这一传统的说法，应当说，宋代优秀的绝句
作家是远不止这几个的，宋代的绝句佳品在数量上或者还可以与唐人相匹
敌。宋人绝句的创作特色，是构成宋诗特有的艺术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人绝句自有其新意，这种新意不妨概括为两点，一是诗的日常生活化，
二是诗的哲理化。而这两点，又与宋代士人的社会心理和文学观念相联系。
宋人绝句中，写社会重大题材的不多，这可能是它们的缺点，但宋代诗
人却也把诗的题材向另一面扩大，把日常看来平淡无奇的生活情景，用平易
浅近的语言形式，表现得很细腻，很有诗意，有美感，因而触发读者的再创
造，发现生活中固有的美，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得到升华。即使生活中的一个
小小角落，诗人们也表现得富有情趣，在诗歌的意象中有所开拓创新，因而
使得极为平凡的场景也闪耀出不平常的光彩，使人产生新的审美感受，感到
人世间和自然界本有的诗意和美感。试读下列一些诗句：“何处山村人起早，
橹声摇月过桥西”；“分得鱼虾归野寺，满江鸥鹭夕阳闲”；“莫言春色无
人赏，野菜花开蝶也来”；“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细雨中”；“竹深
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不都是可以开启感情的窗扉，领略自
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美景吗？
诗的哲理化在宋人绝句中更为普遍，更为明显。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宋代
禅学盛行，禅理入诗，而是因为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地主
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新的变化：地主经济的发展使得地主阶级文人
文化知识得到普遍的提高，他们中不少人有着较高的古典文化修养，并从而
能在对世界、人生的整体探讨中具有哲理的深度。另外，通过科举制度的改
革，使得大批中小地主文人走上仕途，在封建政体组成中增加新的成份，但
因此也引起比前朝复杂得多的政治纷争。宦海的波澜和人生道路上的坎坷引
起士人们对本身命运的思索，包括对文学创作本身的思考。这一切的总和，
就是宋代哲理诗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宋人绝句中的哲理诗有的写得很粗
率，很平淡，缺乏诗味，但其中好的哲理诗，即诗的哲理化，却是诗人们对
社会人生、宇宙自然的深刻观察，是对日常琐屑和无聊庸俗的解脱，使人的
感情得到一种洗涤，似乎重新认识了自己，因而产生一种领悟的喜悦，好像
超越自我而达到新的境界。像下面一些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此山中”；“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此身合是诗人未，细
雨骑驴入剑门”；“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不是蕴含着丰富
的人生经验，给人以启迪智慧的理趣吗？至于像“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
易却艰深”；“云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诗怀自叹多尘土，
不似秋来木叶疏”；更可看作为创作心理的别开生面的探索，有益于对古代
美学思想的研讨。
“壶中天地”的悲哀
——文化史研究小议
最近读到一篇好文章，题目是《中唐至两宋士大夫的生活艺术》，刊载
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 年第2 期上。作者王毅，是《文学遗产》的一
位年轻编辑，不但对古典文学有研究，而且对园林建筑有浓厚的兴趣和广博
的知识，他有一本《园林与中国文化》一书即将出版。
这篇文章有一个副标题，是“兼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变”，显然，作者
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论述那一历史时期士大夫的艺术心态和审美情趣的。作
者从大处着眼，把中国古代文化划成两大块，称为“渐盛”和“日衰”，认
为中唐两宋正是其转折处。文章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中唐至两宋阶段，中
国封建社会已明显趋向于衰落，而“士大夫们却偏偏能够使自己生活的几乎
一切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精美”，也就是说，他们的精神和生活越来越
离开前一时期恢宏的汉唐风貌，而转入“壶中天地”，并悠然自得。
论点的新颖是使人感兴趣的，但使人更感兴趣的是作者叙述的方式和所
引申的想法。前些年文化史的研究曾经热了一阵子，这之中固然也有一些好
文章，但以笔者的陋见，很大部分不是稗贩西方五花八门之说而令人眼眩，
就是看似宏阔却大而无当，文字的生涩又是其共同的特色。比较起来，这篇
文章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让人觉得亲近多了。
作者抓了一个大题目，却从士大夫日常的生活着手，写他们的诗酒茶食、
书画纸砚、文玩谈资、起居游赏，写出他们在这些寻常生活中的心态变化。
譬如说，对园林、建筑，汉唐是追求阔大的，中唐以后转向于精微巧妙，李
白是“五岳寻仙不辞远”，晚唐的郑谷却是“峨眉咫尺无人去，却向僧窗看
假山”。宋人宅园虽小，却尽有层叠巧石、清浅幽径之美。书画的变化更明
显，吴道子等人写实的作风让位于宋人的“尚意”，绘画中充溢着士大夫飘
逸的情趣，崇尚的是“襟胸洒落，如晴云秋月”的意境。而中唐以后士人对
文玩的嗜爱之深也远远超越以前任何时代，他们博雅好古，玩钟鼎彝器，真
行草隶，——有名的李清照《金石录后叙》真把那时士大夫的文玩爱好与生
活追求写神了。中唐至两宋又讲求品茗，从陆羽的《茶经》到宋人各色各样
的品茶诗文，把茶的形、色、味、用水、茶具等等记述得如此精细，使人叹
为观止。他们饮茶，不止是一种物质享受，而是一种精神寄托，是与写字、
作画、着棋、弹琴一起表现其高情远韵的特殊方式。至于谈禅之玄适，酒食
之精巧，服饰之清雅，风月玩赏之脱俗，在此表现了高度完善的封建文化所
熏陶出的一种特异的胸次与气质。
文学创作上也何尝不是如此。宋代的诗话、笔记是为人所艳称的，但曹
丕《典论·论文》中所大声疾呼的“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已越来越远了，代之而起的是资闲谈、备笑乐的随意漫谈。诗中的集古诗增
多，与书法家的集古字一起，蔚为一代的艺术风气。欧阳修的《六一诗话》
说“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其实宋人何
尝不是如此。宋人的诗词，其正宗是精研和雅、恬逸洒脱。南宋诗人尤袤题
其诗集名为“遂初”，即是求归隐；宋代文人虽居廊庙之上，骨子里终有隐
士气。
这种种，说明了什么呢？在那种追求精美雅致的背后，有着一种什么样
的带根本性的缺陷呢？作者的结论是那样的清醒，也使人感到一种冷峻：士
大夫们那种创造高度完善、精美绝伦的文化体系的努力，“使这个肩负着整
个社会命运的阶层越来越彻底和自觉地丧失了把目光投向壶天之外的可
能”。原来，精美的代价就是视野的缩小，时代使命与人生价值的失落。壶
中天地的悲哀也正在此。
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
世”。这话大抵是不错的。但那时士大夫所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作过冷
静的剖析。这使我想起前些年对清代考据学的赞美歌颂。颇有一些宏文无条
件地赞誉清代汉学的高度成就，甚至认为是“理性”的表现，而竟忘记了在
清政府高压政策下，清代的学术是如何由顾亭林等所倡导的“经世致用”、
“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