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波在战争前线- 第2节

的最佳选择。从分社到太平山走路仅十多分钟，平日里，分社许多人都喜欢到这里锻炼身体、放松休闲。我们沿着山间的石板路拾阶而上，阵阵微风从两旁茂密的亚热带植物丛中轻轻拂过，送来林间特有的清香。一向钟情大自然的我，心情格外舒畅。我们沿着宝云道环山而上，走到一处石桥边向北眺望，恰逢皓月当空，晚风拂面，五颜六色的灯光将维多利亚湾装扮得格外动人，让人流连忘返。正当我俩沉浸在眼前的美好景色时，兜里的手机突然叫起来。一接竟是分社副社长左毅打来的电话，我连忙问领导有什么事，老左支吾着说“有点儿事”，　但“等回来再说”。我听说不急，就没在意。过了一会儿，老左又来电话，还是说“等回来再说”。让领导不停地打电话叫总不好，我们连忙下山。一路上，我和同事都觉得挺纳闷，“这么晚了，领导有什么事弄得这么神秘？”我实在有些不解，“即使布置采访任务，也用不着社领导出面呀？”“会不会和美国要打阿富汗有关？”皇甫闪动着大眼睛猜测着。她的话让我俩顿时紧张起来。“应该不会”，　她连忙认真地补上一句。我加快了脚步，心跳也随之加速。我急匆匆地返回分社，径直来到左社长办公室。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老左正闷头抽着烟，表情较平日严肃。看到我进来，他连忙站起身像往日一样递给我13　/　185　一支大中华烟。“老左，什么事这么急？”我有些迫不及待。“你猜呢？”老左的表情有些不自然。“是不是派我去前线？”我嘴上急心里更急。老左嘴角动了动，顺手将一份标有“总社急件”的传真递到我的眼前。急件内容是：“速派亚太总分社摄影记者刘卫兵赶赴巴基斯坦，并伺机进入阿富汗战地采访。”签发人是新华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马胜荣。我愣住了。一个既让人心动，又让人感到非常突然的事情，如今却实实在在地摆在我的面前。那一瞬间，我似乎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热血沸腾的滋味。采访战争，对于从事了十多年新闻摄影工作的我来说，从来就是个充满危险、充满刺激、充满诱惑力的“英雄壮举”。1989　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到新华社从事摄影采访报道工作，出于职业的习惯，我更加关注有关战争、灾难的报道，一直对那些冒着战争的危险奔波在前线采访的记者，和他们的经历既好奇又羡慕。与此同时，我也深知，战地记者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从过去到现在，全世界每年有许多记者葬身于战火之中，这其中就包括在科索沃战争中牺牲的我们新华社同事邵云环等。然而，现实中对绝大部分记者、特别是中国记者来说，“采访战争”似乎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我的想法很简单，中国可能有几十万记者，新华社有数千名记者，作为几千，甚至几万、几十万分之一，轮到我去采访战争的机会实在渺茫。但有时，现实和理想仅一步之遥。14　/　185　“你有什么想法和困难，尽管提出来，组织上会考虑。”老左打破了沉默，　试探性地问。曾经采访过柬埔寨内战、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深山密林的老左，此时此刻是在真心为属下着想，他知道，我在北京的儿子那时才刚刚一岁多。“您是让我表态吧？”我抑制不住剧烈的心跳，像是开玩笑，又像是自言自语。屋子里一片寂静，我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心跳。“进入新华社工作十多年，组织上交给过我许多采访任务，我从未犹豫过，　这次也一样，这是我的工作。”不知不觉中，我的声音变得有些粗重。在老左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注意安全”之后，我们的谈话宣告结束了。后来才知道，派我去前线的事儿，分社领导两天前就从总社那里知道了，一直瞒着我没说。难怪那两天，领导见到我时的样子有些不自然。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难以入睡，脑子里一会儿是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一会儿是远在北京的老婆孩子。此后两天，我心里一直很矛盾，不知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告诉家人。看我闷闷无语的样子，办公室副主任范大姐几次关切地问：“告诉夫人了吗？”一向要面子的我只得装作没事儿一样回答：“没问题，过两天再说吧。”　距出发的时间不多了，我只得将事情“轻描淡写”地告诉了夫人纳新。出乎我的意料，原以为纳新会强烈反对，谁知她竟表现得比较冷静，连说几个“没问题”后，问我去多长时间，其间还抱过儿子对着电话“哇啦哇啦”地叫了几声。我知道夫人的聪明，她心里虽然担心，可也清楚到了这个节骨眼儿拦也拦不住。末了，她提醒我千万别忘了带上我俩曾在雍和宫求的护身符。后来得知，“9·11”事件发生后，新华社立刻成立了“9·11”事件策划报道领导小组。随着美国声称对阿富汗塔利班实施军事打击，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局15　/　185　势日趋紧张。由于当时新华社在阿富汗没有分社，其多年来的日常报道均由新华社伊斯兰堡分社负责。而新华社在伊斯兰堡分社等周边国家分社的人员较少。总社领导果断决定：调兵遣将，增援前线。这一任务最早交给了专门负责亚太地区报道的新华社香港分社（也是新华社亚太总分社）。经过多方考虑，鉴于我曾经有过多次重大突发事件的采访经验，又曾经两赴巴基斯坦采访，各种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决定，将我选为最早一批派往阿富汗前线地区的摄影记者。第一章：逆风千里奔赴战场接到调令的第二天，我到湾仔巴基斯坦驻香港领事馆办理签证时正赶上休息日，有过一面之交的签证官不慌不忙地让我等两天。我急了，扒着窗户向他诉说中国记者到巴基斯坦采访的重要性。签证官被我磨得没办法，很快为我办好了签证，临别时还送我一句：“回来见。”　之后几天，在分社领导“全力配合”的指示下，分社各部门的同事都在围着我一人转。我更是抓紧一切时间办理签证手续、准备摄影器材、调试通讯设备、购置各类物品等，每天忙碌到深夜两三点钟。出发前一天晚上，我的好友、香港《大公报》摄影部主任郑雷还帮我选购了前线采访所需的数码相机磁卡、战地靴等必备物品。直到出发前的几小时，我还和技术人员跑到九龙半岛那边的一家公司去调试新买的数码相机磁卡。我曾多次向分社领导表示，通讯传真线路的问题是我最担心的。在购买机票时，我遇到了新的困难。香港直接飞往伊斯兰堡的飞机很少，一周只有两班，最近一架航班的普通舱机票早已售完，只剩下两张昂贵的公务舱机16　/　185　票。负责帮着定票的同事犹豫地向分社请示，分社领导当即表示：“去前线采访，　花多少钱也没问题！”组织上这句不经意的话，却使我颇受感动，“为了这句话，　也要干出个样子！”我这人受人滴水之恩便总想着回报。最后，我拿到的这张香港到伊斯兰堡的往返机票硬是花了分社14936　元港币（约合1900　多美元），比普通机票贵很多。临走前的那两天，我的手机差点被打爆，平均每天都接到香港和北京同事、朋友们打来的数十个慰问电话。摄影部主任徐祖根一方面叫我保证安全，一方面提醒“要多与美国和英国记者在一起”，理由是“美国的导弹总不会炸美国人”。摄影部副主任徐步打来电话说了10　分钟，仅“注意安全”就说了不下十几遍。分社摄影组的同事沈桥严肃地告诉我，到前线后务必要买顶维族的白帽戴在头上，以免受到伤害。临走的前一天深夜，一帮香港新闻界的朋友硬是把我拉过去吃送行饭，还一个个涨红着脸非要拍张留影。出发的当天，我人大的老同学、中央电视台驻澳门分社记者李风得知消息，一大早便坐船赶到香港，在分社外面等了一两个小时后，硬是拉着我喝了“壮行酒”。告别香港北京时间2001　年9　月18　日晚8　时，香港湾仔霎西街5　号，新华社香港特别行政区分社里，直通车库的狭窄楼道的两侧，站满了神情庄重的同事。因楼道里灯光昏暗，我看不清大家的脸，只觉得他们的神情比往日严肃得多。看到我拎着大包小包出来时，大家突然鼓起掌来，我有些不知所措，赶紧过去与大家一一握手道别。“保重！”、“小心！”……同事们一遍遍的嘱咐，一声声的问候，弄得我心里热乎乎的。不知是哪位同事大声地喊了句：“哥们儿，等你回来！”弄得大家都笑了，可那笑真的很不自然。从未经历过如此送行场面的我，几乎说不出话来，17　/　185　心里却猛地迸发出一股激动、一种悲壮。我实在不习惯送别的情景。在闪光灯的闪烁中，我一头钻进汽车，挥手告别渐渐远去的战友们。我们的车子飞快地驶离了灯火辉煌的港岛，向着黑暗中的大屿山香港国际机场驶去。我离开香港不久，新华社新华网及中新社中新网便刊登了“新华社派往阿富汗前线地区的摄影记者启程”的消息和图片。第二天的香港《东方日报》刊登了中新社记者任晨鸣拍摄的“新华社记者奔赴即将爆发战争地区采访”的传真照片。抵达机场后，送行的同事一直站在离境大厅外向我挥手，直到我们彼此看不到为止。较之“9·11”之前，机场离境的安全检查明显加强，我高举着双手让海关的女保安浑身搜查了半天，才被放行。来到偏僻的16　号登机口，旅客寥寥无几，我心里空落落地，随手拨通了北京家里的电话。听到电话，纳新赶紧招呼我们刚刚一岁零两个月的儿子：“刘力源，爸爸来电话啦！快过来叫爸爸！”在夫人一阵催促之后，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只模模糊糊地听到儿子叫了两声，便没有了回音。我的心中突然涌出一阵说不出的酸楚，眼睛竟然不知不觉地有些湿润。我赶紧叫纳新不要再难为根本不会说话的儿子，就匆匆挂掉了电话。想到老婆和孩子，我禁不住联想起2000　年3　月17　日，自己离开北京飞赴新华社香港分社驻站时的情景。当时，夫人刚刚怀孕5　个月，挺着大肚子偷偷掉着眼泪为我送行。后来承蒙分社前社长、现任香港《文汇报》社社长张国良的关照，　我总算提前休假回京，并亲眼见到了儿子出生的艰难时刻。此后，从孩子出生到现在，我总共也没和儿子待过几天。眼下，我即将奔赴一个更加遥远而陌生的前线地区，去执行一项既危险而又艰巨的任务。临行前却不能与她们见上一面，不免有些遗憾。18　/　185　放下纳新的电话，我又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电话那边的父亲显得很激动，说话有些语无伦次，来回重复那几句：“千万别到危险地方去！”我知道父亲心脏不好，不想让他过于紧张，便说了些宽慰的话，就挂了机。此时，我眼前不知不觉浮现出母亲生前的样子。作为家里的长子，我深知儿行千里母担忧的道理。如果不是自己亲爱的母亲过早离开了人世，她老人家肯定最担心自己的儿子，如果知道我要远赴战场，她肯定会唠唠叨叨说个没完。候机大厅里冷冷清清，见不到多少乘客。偶尔看到几位可能是巴基斯坦的乘客，没精打采地坐在一旁。我情不自禁地拿出笔记本，想写点儿什么。可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该如何下笔。此时此刻，我的心里突然萌生了某种孤独和无助。我不知道即将登上的这架飞机能不能安全把我送到前线，而这个前线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