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谷淮锏搅搜苁�90％以上！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大学里攻读工科、农科的学生却寥寥无几，连商科都没啥人，讲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医科稍微强一点，但也好得有限。
唉，在当年北京的那些大学里，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还是文科！
除了医学和外语之外，如果你还要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了。而且在学成之后，也很难归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旧中国的工业实在是太落后，海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简直是毫无用武之地。
总之，在民国前期的大学里，理科的情况真是叫做一个悲剧！据说就连学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学工程技术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后以“理科第一”而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教学内容居然也还是以政法、文学和神学为主，每年的理科毕业生从来都不曾超过100人！
上帝啊，民国时代的旧中国，明明最缺的就是现代化工农业，最落后的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但却偏偏只培养了这么少的一点儿理科大学生，其中很多最优秀的人才还要移民出国，对一个好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有啥用啊！民国的工业要能发展得起来，那才是有鬼了！
那么，民国时代的大学教育，为什么会办得如此不科学？明明国家在工业和科技上全面落后，急需建设现代化产业的科学技术人才。可是在大学里却把经费向文科极度倾斜，反而对理工科毫不重视？
民国的大学教育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怪诞的状况，自然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事实上，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已经在中国的知识界深入人心，社会上一直都在强烈要求发展实用科学，培养实用人才。
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人才匮乏，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才更是奇缺。而且，文科大学只要有图书馆和教室，再凑齐了教师即可招生开办。理工科大学却必须购置大量昂贵的教学仪器设备（国内基本不能生产，从国外进口则需要天价）、教育经费要求更高，教师的聘请也极度困难。
因此，在当时想要办一所兼具文科和理工科的综合性大学，实在是难上加难。于是，很多办学者不得不降低大学设置标准，先把耗资较少的文科学院创办起来。
上面说了在中国兴办理工科大学的客观困难，而另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则是由于主观方面的不重视。
——在传统上，中国就是一个由文官统治的国度。而所谓的文官，在很多时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国的古代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们无论是否出仕，总是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在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国子监”、“太学”之类，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门培养机构。而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如此。一定要做个类比的话，基本相当于如今的党校。因此自然会更注重于传统文学、政治、法律、财政乃至于传统礼仪道德方面的教育，最多再加一些外语、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之类的“新式”内容进去，就已经算是符合时代潮流了。
而当时的学生们之所以要去读大学，大部分人的最终目标也跟过去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类似，就是为了当官——所以自然要学法律和行政，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习跟仕途无关的理科。
至于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大学，最初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亲近西方的中国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国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几千名大学生，从英美教会和民间教育机构在中国创办的大学毕业，然后进入政府或工商业领域就业，而他们的政治观点自然普遍倾向于****、亲英。
为了适应这一需求，这些学校的课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学为主——前者用于渗透上层建筑，后者则向底层民众传播影响力——最多再办一些医科课程，以便于懂得医术的传教士扩大在贫民之中的影响力，却并不怎么愿意为中国培养出工业和科技人才，从而为自己本国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制造竞争对手。
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德国，或许是因为德国人的心眼儿比较实，在割占了青岛之后，于1909年开办了一所当时亚洲第一的理工学院——德华大学。并且以德国式的严谨，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可惜这所学校仅仅办了5年时间，就随着日本在1914年攻占青岛，而从此灰飞烟灭了。
外国人在中国的办学，有着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民国初年那些主持大学教育的中国人，尽管在一轮又一轮西方坚船利炮的猛轰之下，已经明白了西方科学的重要性。但出于传统士大夫的理念，对这些“奇技淫巧”仍然多少有些抵触，不怎么愿意把它们放进相当于“国子监”的大学校园之中。
——传统上，中国文人读的是圣贤书，满口的仁义道德，号称以天下为己任，其实却是远离实际的社会生产，喜欢在书斋里做学问，却极度轻视体力劳动和实际建设。哪怕到了建国之后的时代，这些传统文人依然把“两参一改三结合”视作极大的迫害，更不用说“文气风骨”尚存的民国年间了。
例如民国时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在早期就认为大学不应该开办理科，只要有文科、医科和艺术类的内容就已经足够。至于理工之类的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工作，则应当由专科职业学校来承担。
他的观点也不能说是全错，毕竟近代的德国就曾经这么搞过（后来改了）。但问题是，当时北洋政府拨下来的非常有限的一点教育经费，几乎都给了诸位耍笔杆子的大师们去钻研传统国学，顺便教导诸位未来的官老爷们各种传统文化，实在是没钱再办各类理科的专科职业学校了。
同样的道理，在民国初年，那些北洋军阀之所以对待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们十分客气，也不是因为他们思想进步、重视教育，而是恰恰相反——在他们的脑子里，依然延续着过去清朝的旧思维，普遍把北京城的那些大学，看成是“太学”、“国子监”之类的高级官僚预备队，自然要待遇优厚，态度客气才行。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时代，那些读书人，尤其是身具功名的士子们，就和民国年间的大学生一样，经常做一些集体请愿或者集体抗议的事情，甚至还有骂皇帝的，很类似现代西方国家的示威游行。例如康有为这位广东举人，就在甲午战争期间搞过“公车上书”，一度拉起了上千名进京赶考的举子共同行动。
而对待这些未来的官僚成员生力军，不管是再怎么**腐朽的朝廷，也都总是表现得异常的宽容，一般都会派出重臣耐心劝解，最多就是惩处几个带头的人，几乎从来没有过查封国子监，把师生尽数下狱的疯狂举动——因为这些人就是未来的朝廷官员，如果过分地得罪了，岂不是就要担心在日后被秋后算账？
相反，要是闹事者并非身份特殊的士人，而是一般草民……那么通常就是**没商量了！
于是，就在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之中，面对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一片空白的民族工业，这些充满了“民国范儿”的大师们，却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悠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同时对落后愚昧的国民视而不见，还自诩为国家柱石、社会脊梁……这究竟应该说他们是没良心呢？还是说他们没头脑？
有人看到了这种现象的荒诞，比如说鲁迅，他认为不事生产的知识分子独自富裕，是很耻辱的；有人却觉得这才是知识分子应当享受的待遇——没有人民的苦难，哪有士子的享乐？例如说胡适。
在过去，我们认为鲁迅是对的。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推崇胡适的理论。
另一方面，那些理科大师们既不会舞文弄墨地给政府歌功颂德，使当政者心花怒放；也不会以笔墨为匕首揭露社会黑暗，令当政者有所忌惮。因此自然只有坐冷板凳的份了。
大家在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我党不肯花钱搞现代化建设，构筑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而是富有超前意识地组织了大批国学宗师和考古学家，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号称要以此来提高民族荣誉感……不知老百姓会怎么想？恐怕只会大骂政府昏了头本末倒置吧！
所以说，北洋政府投入仅有的经费，养了一群窝在大学象牙塔里的“国学大师”和“留洋高材生”，却无视了遍地的文盲和一片空白的科研领域……这样只重视“贵族教育”的“民国范儿”，难道就很好？
在此摘录一本杂志《翻阅日历》当中对“民国范儿”的一个定义：“……如果非要定义“民国范儿”的话，我想，或许可以用‘贵族精神’来指称……第一是‘自尊精神’，第二是‘讲求原则’，第三是‘保持低调’，第四是‘淡薄名利’……”
上面的这些描述不能算错，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我只要写写文章上上课，就能跟这些大师们一样每月收入10万以上，还有大笔稿费和版税进账的话，那么我想我应该也可以变得很有“民国范儿”……
四、所谓“不重视知识分子”的真。。。（）
四、所谓“不重视知识分子”的真相
说真的，在这方面，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方针，都比北洋政府稍微强一些，至少搞过几个科学研究所。而担任教育部部长的陈果夫，还在1932年5月提出《改革教育方案》，竭力试图扭转这种文科生过剩而理科生匮乏的荒诞局面，为此闹得教育界一片哗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修改了几次才勉强通过。
尽管有了上述一系列加强理科教育的努力，但到了抗战前夕，国难当头的时候，全中国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学生当中，大部分读的又是医科或商科。真正在现代战争中最能够发挥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
而搬迁到“西南联大”的那些大师们，最多也只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支持抗战的“精神原子弹”。
总之，民国的教育界有学术自由，有先进的治学理念，有国学大师，有“民国范儿”……就是没有培养出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技术人才，也没有诞生出像后世袁隆平那样可以让人吃饱饭的农科专家。
有人说，你这是人文科学无用论的错误倾向，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这些法国启蒙思想的泰斗，也从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饱饭啊！
可问题是，上述这些思想界泰斗在著书立传的时候，法兰西也没有沦落到民族危亡的关头啊！
虽然每个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诸位民国大师们之中，也不乏正气凛然，令人敬仰之辈。而他们的思想启蒙，同样对社会发展很有意义。但是，相当一部分很有“民国范儿”的家伙，却是在一个租界林立、包身工遍地、洋人横行、工业基础全无，战乱频繁、饿殍遍野的悲惨国度，在一个生与死，血与火的�